转基因食品争议对大众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指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

　　GMF从问世至今,因其具有常规手段所难以获取的优良性状而展示了诱人前景,逐步成为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然而围绕着GMF的健康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一直不断。尤其是随着“斑蝶事件”“玉米事件”等一系列转基因事件被媒体炒作后,公众对GMF的信心和接受程度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目前,欧洲各国消费者开始普遍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态度;在美国,公众的反对使许多食品加工企业如麦当劳、Frito等实行了禁止使用转基因产品作为原料的政策;在我国,GMF同样受到多方质疑与争议,特别是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国家安全认证之后,国内对于GMF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GMF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问题上。

　　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环境中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受个体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的影响。当面对不确定的技术风险事件时,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严重的后果会给个体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以至于使个体知觉信息的能力和有效性受到极大的损害,造成信息的选择和认知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就造成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有研究表明,现代技术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过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构成的“风险放大站”而放大,导致其影响后果远 远超过 技术对人类 健康 和 环 境 的 直 接 伤害。GMF争论实质上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转基因技术作为典型的技术风险事件,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是否会通过争论过程而被放大、对争论原因所持有的不同态度是否是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将是本文将着力于研究的两个问题,该研究对于实现GMF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对GMF的研究主要集中在GMF认知、接受程度、购买意愿和标识管理期望等方面,而对GMF的风险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经济风险和伦理道德等4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除了受客观风险本身的影响外,公众的个体特征、知识结构、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程度以及卷入程度、消费者的风险态度以及信任度 等 主 观 因 素 同 样 影 响 其 对GMF的 风 险 认知。相比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对公众GMF风险认知的影响更为深远。

　　风险认知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公众对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当前我国公众对于GMF的认识误区主要是由于其对基因、转基因作物及安全等知识的了解十分有限所导致的。

　　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理解得比较全面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因此,本文认为有关GMF激烈的争论中,知识因素即公众对GMF争论和GMF知识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其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1:公众对GMF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影响其对GMF的风险认知;H2:公众对GMF争论的了解程度影响其对GMF的风险认知。

　　GMF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争论的根源,信息传播中的制度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沟通机制、媒体影响以及政府 的 决策,其中信息不对称是GMF争论的关键症结。

　　当前我国关于GMF的信息公开范围和程度较低,仅限于GMF的一些法规制度、评价指南、技术标准以及安全证书审批情况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与公众利益相关度最大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资料、转基因食品监管情况等内容则公开较少。这就导致公众与科学家之间所掌握的有关GMF方面的知识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当前转基因争论的根源并非知识简单的科学问题和对生物安全的知识分歧,更多的是媒体报道等存在差异所致。此外,我国当前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产业化方面采取决策的模式依然是传统的“精英决策”模式,公众作为GMF产业链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却未能参与其中。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关于GMF决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会影响到公众的风险认知。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包括公众与科学家缺乏沟通的程度、媒体缺乏科学报道的程度以及政府决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在内的信息传播制度因素会影响到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3:公众与科学家缺乏沟通的程度影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H4:媒 体 缺 乏 科 学 报 道 的 程 度 影 响 公 众 对GMF的风险认知;H5:政府决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影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

　　转基因技术属于典型的“发生概率很低但后果严重”的高新技术风险,但在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技术工作者遵循的是“成本———收益”为核心的分析方法,更加强调的是高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与可能的损失。而社会公众对GMF技术的风险认知则更多受到其周围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技术工作者和公众对GMF风险的判断产生差异。在面对GMF这种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新生事物时,东方文化中所特有的敏感和谨慎导致普通公众在面对敏感的不确定的食品问题时,“损失规避”的心理更加严重,因而导致了当前激烈的GMF争议。据此,本文GMF的不确定性和食品问题本身的敏感性也会影响公众的风险认知,提出以下假设:

　　H6:GMF的不确定性影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H7:食品问题的敏感性影响公众对GMF风险认知。

　　此外,由于人口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年龄不同,会导致公众在GMF的信息搜索能力、信息判断和信息处理能力也会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会导致其对GMF的风险认知产生差异,从而引发争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8:个体特征影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以知识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个体特征4个因素为切入点,将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引起GMF争论的这些因素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模型见图1。【图1】

　　二、调查数据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于2011年6-7月对我国较具代表性的6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及武汉的消费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此外,为了克服随机问卷调查的局限与不足,本研究还结合了深度访谈与小组焦点讨论等调查方式。这6个城市经济较发达、信息传播广泛、公众的文化程度水平以及科技认知能力较强,因此,更有利于对GMF这种新兴科技产品的风险争议和风险认知进行调研。根据统计学原理并结合之前的调研经验,本次调研在每个城市发放的样本量为200,最终6个城市的总样本量为1200,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的有效样本为1 186份,有效回收率为98.8%。

　　就样本分布情况看,虽然6大城市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基本一致。从调查对象的统计结果看,男女比例均衡,男性占到51.67%,女性占到48.31%;年龄上 主 要 以 中 青 年 为 主,18~39岁 人 群 占 到81.1%,这可能与老年人出门的机会比较少,街头偶遇的几率不大有关;文化程度上,调查对象主要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到70.3%,初中到高中文化程度者占到27.3%,这可能与我们的调查地点主要选择的是较发达省会城市,居民普遍受教育较高有关;在职业分布上,调查中也考虑到行业相关性,因此被调 查 者 当 中 涉 农 及 食 品 行 业 的 人 员 比 例 占 到21.1%,生物行业人员占7.9%;收入方面,被调查者以中等收入水平为主,其中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的 占26.9%,2 001~3 000元 的 占33.7%,3 001~5 000元的占31.9%,月收入达到5 000元及以上的占总体的10.6%。

　　三、模型与变量

　　1.模型建立

　　本研究调查发现,目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人类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其中有43.2%的公众认为GMF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危险的,23.1%的公众认为GMF对健康的影响一般,33.7%的公众认为相对安全。同时,在GMF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47.2%的公众认为是危险的,24.8%的公众认为一般,28.0%的公众认为相对安全。对于GMF争论,大部分公众了解甚少,有20.2%的公众表示完全不知道,35.1 %的公众了解不多,只有14.2%的公众比较清楚有关的转基因食品争议,30.5%的公众对争论有一些了解。因此,本文分别以人类健康风险认知和生态环境风险认知因变量,设定了如下2个模型,并对纳入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与赋值。

　　健康风险认知模型Ⅰ:健康风险=f(个体特征、文化因素、知识因素、制度因素);生态风险认知模型Ⅱ:生态风险=f(个体特征、文化因素、知识因素、制度因素)。

　　2.变量选取与赋值
　　
　　根据前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公众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是通过测量公众认为GMF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询问获得,由公众在“非常安全”“比较安全”“不确定”“比较危险”“非常危险”5个选项中进行选择,5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即赋值越高,则代表公众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危险。

　　转基因争论对公众在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上的影响,则是通过其对转基因争论原因的认可度来进行测量。由公众在对争论原因“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5个选项中进行选择,5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即赋值越高,消费者对转基因争论的原因认可度越高。具体变量的选择及赋值见表1。【表1】

　　四、结果分析

　　在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的模型建立的基础之上,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对GMF争论的了解程度与其对GMF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认知显著相关,且均为负相关,即公众对GMF争论越了解,其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越安全,反之,了解得越少的公众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越危险。结果见表2。【表2】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在对GMF争论非常了解的被调查者当中,没有人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是非常危险的。只有16.8 %的被调查者认为GMF对健康是比较危险的,14.7%认为GMF对生态是比较危险的。而在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非常危险的人当中,没有人非常了解GMF争论,而在认为GMF对人类健康比较危险的人当中,只有5.4%的人对争论比较了解,而在认为GMF对生态环境比较危险的人当中,只有4.6%的人对争论比较了解。为了进一步验证GMF争论对公众风险认知差异是否会产生影响,且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本文在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运用SPSS17.0进行多元有序回归分析,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表3】

　　总体上看,本文所关心的影响因素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大部分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的影响方向一致。其中,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GMF争论的了解程度以及对GMF知识的了解程度均显著影响其对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GMF的不确定性以及食 品问题的敏 感性仅 显 著 影 响 公 众 对GMF在人类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
　　
　　 (1)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认知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预期相符。一般而言,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预测的准确性和信息收集的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相关知识预知一些风险的发生。因此,公众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会认同GMF在健康和环境上的安全性。

　　(2)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与公众对GMF在人类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呈正相关关系,即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越少,其对GMF在人类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越强,但对公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认知的影响则不显著。公众对科学家所提到的GMF可能引起的身体过敏和毒性能够很好地认识和理解,因而科学家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能降低其对GMF在人类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相比较而言,GMF造成的环境污染如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基因漂移以及产生“超级杂草”等问题,因与公众生活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并且专业性过强,普通公众对其不能很好地认知,因而缺乏沟通的程度对公众在GMF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认知影响并不显著。

　　(3)GMF决 策 缺 乏 透 明 性 的 程 度 与 公 众 对GMF的风险认知的相关性不强。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相关,对我国大多数公众而言,参与政府决策的民主意识还很差,特别是政府决策所涉及到的内容并未对其当前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时。因而,政府在GMF的决策过程中是否缺乏透明性对于公众在GMF上的风险认知不显著。

　　(4)媒体缺乏对GMF问题科学报道的程度对公众GMF的风险认知的影响不显著。这也验证了之前的研究者的结论:①在食品安全领域,消费者对专业性政府管理机构的信任度高于非专业性管理机构。媒体 作 为 非 专 业 机 构,公 众 对 其 信 任 度 偏低。②由于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中的负面偏向现象,以及公众的消极心理与负面情感而形成的排斥与拒绝技术 的 “心 理定势”也可能会导致公众对GMF负面方面的消息更为敏感,而对客观科学报道持有怀疑态度。③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媒体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新闻线索,挖掘风险事件,甚至渲染和夸大风险事件,使得媒体的公正性遭遇质疑。这些可能都会导致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与媒体的科学报道程度不相关。

　　(5)公众对转基因争论的了解程度与其对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认知呈负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预期相符。当公众对GMF争论的信息了解得越多,对争论的焦点问题和内容了解得越清楚,其越会认为GMF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越低。

　　(6)公众对GMF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其对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呈负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预期相符。在个体有限理性条件下,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个体的知识、经验。信息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准确地估计食品危害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不确定性,也能帮助消费者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降低食物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从而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公众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来对GMF的风险作出判断,越了解GMF知识,其越会认为GMF在健康和环境上是安全的。

　　(7)GMF为新生事物,其本身所具有不确定性与公众对GMF在人类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呈正相关关系。GMF作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食物,当前的科学研究当中不能确定其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发生的概率,对于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公众产生的风险认知就越强,尤其是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类身体健康方面。食品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则与公众对GMF的人类健康风险认知呈负相关性,即认为食品问题本身的敏感性越高的公众,其对GMF的健康风险认知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在当前,公众认为GMF在我国整体的食物链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GMF与其他事物相比具有较大特殊性所导致的。而GMF本身的不确定性与食品问题本身的敏感性与公众在GMF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的相关性则不强,这主要是由于公众认为GMF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对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还不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GMF争论以及争论根源与公众风险认知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公众对GMF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GMF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在转基因争论的根源上,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GMF争论的了解程度以及 对GMF知 识 的 了 解 程 度 都 显 著 影 响 其 在GMF的健康和环境上的风险认知,而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GMF的不确定性以及食品问题本身的敏感性会显著影响公众对GMF在人类健康风险上的认知,媒体缺乏GMF科学报道的程度以及GMF决策机制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则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影响不显著。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GMF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GMF的认知水平。政府应尽量运用现代传媒手段,丰富GMF科普形式,加大GMF科技成果的科普化,使得GMF的科普活动常态化,将转基因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加大公众对GMF的认知水平。

　　(2)搭建良好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平台。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应由过去的“风 险 评 估 (科 学 家)———风 险 管 理 (政 策 制 定者)———风险沟通(面向公众)”单向风险沟通模式转变为公众和科学家互动交流的双向风险沟通模式。加大微博、在线提问、电子邮箱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沟通与互动,建立GMF信息反馈机制,增进相互理解,更好地塑造转基因研究方向和市场发展目标。

　　(3)建立GMF安全信息披露机制。政府应加大公众较为关注的GMF技术安全审批与监管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搭建GMF信息的联合公告平台,定期公开GMF安全试验、审批结果、执法检查结果等内容,让公众能够随时从正式渠道查询到准确、及时、全面、透明的GMF信息。

　　参考文献
　　
　　[1]许文涛,黄昆仑.转基因食品社会文化伦理透视 [M].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4):57.
　　[2]HUFFMAN W E.Consumer’s acceptance of(and resistanceto)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85):1309-1315.
　　[3]连丽君,王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与事实.食品与药品[J].2006(11):12-15.
　　[4]GRAY A J.Ecology and government policies:the GM crop de-bate[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4(12):53-62.
　　[5]周萍入,齐振宏.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10.
　　[6]谢晓非,徐联仓.风险认知研究概况及研究框架[J].心理学动态,1995(2):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