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

　　自秦至清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王朝的更替发生了几十次，但每一次都相对完整地延续和重建前一王朝的制度框架和社会风习，不断实现着千年一贯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习的发展和完善。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从未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和危机。19世纪中叶，当英国东方远征军借“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后，中华帝国开始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转型和社会风习的大变迁也由此拉开序幕。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克服了自晚清以来总体性的社会危机以后，党所拥有的巨大威望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共产党重建社会风习的精神和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仍然存在充足的理由和巨大的实践空间。因此，探讨其近一百年来社会风习变迁的基本脉络或节奏，探讨其变迁的动力源，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社会风习变迁的当代价值。

　　我们认为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变迁，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从晚清末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第二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至今，即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在这两大时期可以抓住五个关键节点，即：第一个节点是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开埠通商；第二节点是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三个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四个节点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所开辟的中国改革开放；第五个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

　　一、晚清时期社会风习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风习的变化即是伴随着近代中国这一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这个时候社会风习在保留了一些“传统帝国”时代社会风习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历史趋向：社会风习在外国器物乃至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即不再在传统的变化轨迹里循环往复，开始受外洋的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战败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致使战前的“世风浇漓”大为膨胀，形成一股“趋新”时代潮：一是生活方式的崇洋趋新。在“盈天缩地”的巨大变迁中，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的“新”生活，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对身边的世界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促使人们在生活方式上明显地崇洋趋新。二是休闲娱乐、交往礼仪和婚丧嫁娶中的新风习。晚清时期，许多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在奢靡、享乐、崇洋之风的带动下，愈益膨胀。礼仪风习亦呈现斑驳陆离的状态，变化始于晚清，变化与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群和地域呈正相关，变化的基本特点是西化。中国传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但到了晚清，这种观念被打破，出现了官吏士夫等所谓“上民”，为贪钱财而乐与商贾，乃至洋行商家的店伙、佣役相攀附结交，引为友类。三是晚清教育学习中的新风习。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交事务的增多和人们睁眼看世界的需要，晚清中国的教育学习变革很大。知识分子所读书目正好反映了晚清教育学习中新观念的变动。当然，晚清社会风习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习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习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二、辛亥革命政治转型中社会风习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宣称“社会之良否，系乎礼俗之隆污，故弊礼恶俗，亟须厘正，以固社会根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签署颁布了一系列改良社会风习的文告、法令，涉及严禁鸦片、改革历法、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礼仪、禁止赌博、改革称呼等方面，为中国社会风习的变革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保障。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风习急剧变化，并呈现出与民主共和体制相适应的一些时代特点。第一，物质生活风尚的骤然改观：衣食住行是社会风习的物质载体。崇洋之风盛行，民国肇兴，新旧更易，天地易色，革命、洋化、新派一时成为新潮时尚，反映了人们对先进的工业技术及西方文明的羡慕与崇尚，对人们认识和接受近代工业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直观的近代工业思想的启蒙。服饰方面，趋向洋化，多样化、自主化、平等化的服饰充分体现了民国时期“自由、民主、平等”新的价值观念。饮食方面，主要表现为宴饮尚奢，西餐开始在城市中流行，崇尚西餐的风尚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居住方面，变化明显，城市中西式建筑和室内西式用具增多，城市市政建设、设施趋于现代化。出行方式方面，新式交通工具不断增多。第二，行为风尚的新潮流。行为方式是社会风尚的重要表征，这时期出现了具有大众化、开放化、市场化特点的新风习，如：看电影、赛马、游公园、参观博物馆等新潮流娱乐；“文明结婚”与“集体结婚”；社会交往趋向人人平等，废除、更改不平等的封建礼节。第三，近代新思想观念迅速蔓延。辛亥革命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特征的新政权，使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迅速蔓延，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追求民主，追求个性发展和学术自由；主张新闻出版和结社自由；婚追求婚姻自由等等，这些足以体现当时人们具有明显的开放意识及经济国际化发展意识。

　　三、抗战时期及抗战后四年社会风习的变化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形势巨变，华北、华东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随之向西南转移，西南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在特殊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风习分为国民党统治区、陕甘宁特区和沦陷区。代表中国主流社会风习是国统区和陕甘宁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这个时候国统区社会风习开始发生转向：在崇洋、崇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渐渐转向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取向，不论是对民族、国家、社会的思考，还是在个人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取向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标准。国难当头，为了民族的生存自由，一般人们便知为抗战建国而淌汗，以配合前线的流血，他们知识程度不同，但保卫国家的意志，却无丝毫差异。爱国主义风尚已经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当然，在共赴国难的大潮中，文明与腐朽，进步与堕落并存，这也是抗日战争中国统区的社会风习变迁的两个主要趋向。这个时候陕甘宁特区社会风习，由于开展了一序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和社会大生产运动，社会风习的改良，整个特区呈现出一副积极的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在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战乱年代，努力改变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文化愚昧的落后状况，不断呈现出民主团结、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的进步景象，其社会风习与同时期的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了清正廉洁、务实民主的政治风尚；民主平等、积极参与风气浓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风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文化风习。抗战之后的四年国共两党爆发内战，整个中国社会风习失范特别严重。此期之中国社会尚处于近代化的历史演进之中，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由近代而现代的一个过渡转折期。在这样一个新旧蜕嬗的历史时期，各种道德标准及新旧社会风习往往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

　　四、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风习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社会大变革必然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进而使得社会风习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社会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发生重大演变。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成为激发社会新风尚的温床；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风尚的演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成为社会新风尚的楷模。这些在整个社会风尚的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创建者对社会危机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社会风习的选择设定了方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运动”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之一。据统计，1949-1976年，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有70余次，人民公社时期的共产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潮等社会运动成了中国人民社会风习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间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形成的良好社会风习极其严重的摧残。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国家的民主法制，社会规范，社会失范现象特别严重，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习受到严重破坏。但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社会风习的主要表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民众的普遍向往；主人翁意识成为大众的普遍心态；民众社会行为政治化；劳动光荣、剥削可耻成为民众的共识；社会主义道德成为社会风尚。

　　五、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风习的变迁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979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社会风习急剧变动：城市失业、待业人员增加，自谋职业变为现实，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遭遇挑战；农村人口自发移动明显，人口流动规模迅速膨胀，万元户与专业户、个体户与私营业主等新社会群体显现；思想精神领域开始解冻，西方思潮对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日益明显，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率有所削弱，各种标新立异的时尚、思潮不断涌现，社会认同多样化趋势初现端倪。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重要的话语转换，即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从政治话语转向经济话语。中国社会充斥着“自我实现”的呼声，并出现了一批宣扬个人价值观的青年。姻家庭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松动，各种婚姻家庭的“异己”力量冲击着以往相对稳定的婚姻家庭基础，人们尝试着各种展现自己自主性的情感、婚姻形式。1992年后，在市场化政策的鼓舞下，社会风气为之巨变，“下海”和“经商”成为社会最热门的话题，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已拥有了备受社会尊重的身份，更多的人尝试通过市场改变命运。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生活伦理与道德底线构成严峻的挑战。新华社一位记者忧心忡忡的指出：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浪潮中的消费主义日益扩展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由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边缘角色”成了“时代的主角”，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主要力量。在网络时代出现了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生活，快速的互联网不仅使中国人的交往方式变得更为多维，而且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进行了静悄悄的“渗透”，使人们生活方式变得更为精彩。

　　综上所述，近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是由“基本在传统的变化轨迹里循环往复”朝着一条不同于旧时代的新道路发展，社会生活中“崇洋”、“趋新”风习逐渐生长，具有现代元素的新风习日渐增多，体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近代走向现代的转变。同时，社会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风习中失范现象也不断增多，需要对社会失范现象加以大力矫正、引导和规范。因为社会风习是社会状况的睛雨表，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状况的综合表现，并对社会有机体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大清相国》里，陈廷敬对他的亲家张研的有一句智慧的感叹：“乱世之乱，祸害有时；太平之乱，国无宁日。”无论在强盛的康熙王朝，还是在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当代，这话都引人深思。我们认为，研究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应不止于还原百年历史风习，而更在于为当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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