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文化身份的赛珍珠

　　第一章 双重文化身份的赛珍珠。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译为文化认同，是一个群体或是个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确认，同时也是一种需要被确认的，在文化意义上的定位。由于自我的认同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界定，因此文化身份的认同不能脱离文化冲突的背景而单独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对自我身份、角色的不同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而文化认同往往是文化冲突的后果。文化冲突固然会引起文化认同的危机，而文化冲突的结果又总是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在赛珍珠身上，既有东方传统又有西方精神，她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总想确定和解决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

　　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造就了赛珍珠独特的中西文化边缘人的身份，这双重的文化身份，使她能够以中西融合的思想来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但也正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使她对自身的角色行为感到矛盾困惑，这种独特境遇，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多元的价值观，也为她打破中西隔膜，促进中西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她自觉地承担起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第一节 尴尬的"文化边缘人".

　　"边缘"即外围、周边，是中心的反义词，它指的是不被包括"在内"的少数人乃至少数族。"文化边缘人"是置于两种文化群体间的人，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晶，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文化，却不完全属于\认同任何一种。他们拥有多元的价值观，用多重的视角去观察生活、体味人生。而他们的尴尬之处也在于文化归属不清，不能被双方文化全盘接受。

　　赛珍珠是家里几个孩子中唯一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她后来回顾自己怎样来到中国并接受其文化时曾说："我在很小的时候，被放在一只篮子里带到了中国去，以后就在非常狭隘而又不和睦的传道者社会中生长起来；……当我逐渐长大起来，在那篮子里容纳不下时，我自然而然地学习讲话了，但我所讲却是中国语。我的舌头和嘴唇最初是照着中国话的音韵卷动的，我最初所讲的话都是中国的习语。结果使我后来在描写中国人的时候，用纯中文来组成那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它们逐句译成英文。……在许多时候，我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所写的究竟是不是精通的英文。"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处于两个世界中，父母的小而干净的长老会式美国世界和不那么整洁却充满欢爱的中国大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在年幼的赛珍珠关上自己的家门后就被隔绝了，没有交流，而她从不能十分肯定地明确自己属于哪个世界或哪个地方。

　　马斯洛说："如果人们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归属的需要'不能实现，他就会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安东尼·吉登斯将其称为认同危机（an identitycrisis）。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着心理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即是说认同危机的主要特点是自我没有了方向感，也不认识自己是谁，从而内心产生焦虑、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而这也正是拥有双重身份的赛珍珠一生都在经历的"无归属"感，她也从来没有摆脱过内心的焦虑。

　　童年的赛珍珠知道中国不是自己的家，但却不熟悉任何其他地方，即使中国小伙伴友善地对待她，她仍感觉到自己和他们间的距离。父母的家该是温馨和睦的港湾，但父亲对家庭的冷漠感情和母亲无时无刻都在提醒她我们是异乡人身份的话语，都让她在这个家中倍感紧张和压抑。不夸张地说，赛珍珠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发生在中国的两次事件使赛珍珠感觉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并认识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第一次是她八岁那年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她被身边的小伙伴疏远，人们叫她洋鬼子。许多传教士被杀，教堂也被烧焚。一家人仓皇出逃。她童年时代的两个世界终于被割裂开来，中国朋友回避着他们一家，年幼的她也第一次害怕周围的中国人。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的南京事件，英日美法等国制造了"南京惨案",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此时的赛珍珠已经成人，在金陵大学任教。进攻开始时，赛珍珠一家躲藏在仆人的小屋，并不时听到仆人偷偷跑来告诉他们白人遇害的消息。赛珍珠回忆此事时曾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我是一个白人，不管我对中国--我的第二祖国有多么深的同情，也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血统。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就在此时此地，在那个矮小黑暗的小屋里，我又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无法逃避我是白人这一事实。"不仅仅在中国，赛珍珠有这种边缘感，在美国也如此。成年后的赛珍珠就读于美国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尽管在学术上和社会活动方面她都赢得了荣誉和同学们的认可，但她在学院里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为她写传记的作者彼得·康这样评述她："她在性格形成期间的所有岁月几乎都是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度过的，她的男女同胞们觉得所吸收的文化陌生而遥远。仅仅是通过意志的力量，她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她从未在新环境中感到舒服过。别人对她这个'会讲中国话的怪人'感到好奇。……赛珍珠还给一种意识困扰着，觉得自己是一个处在遥远异乡的外人，尤其是文化边缘上。她的不安在余生中一直追随着她。"但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她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她从母亲那了解充满幻景和想象的美国，从保姆王妈身上了解热闹真实的中国，并从一位孔姓先生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她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并存，她不纯粹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又游刃于两者之间。赛珍珠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

　　中女主人公桂兰的话，就能说明这种"文化边缘人"所处的尴尬境地："他（婴儿）将要创造自己的世界。他既不纯粹属于西方，也不纯粹属于东方，他不会被双方接受，因为没有人理解他。可我认为，如果他拥有他父母的力量，他就会理解两个世界，并且克服这个障碍。

　　也许，从她第一次能够理性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特殊身份，并有能力去表达自己这种身份开始，她就不再局限自己该属中国还是美国的国民身份，而是将自己置于"世界公民"的位置，不得不说，这是她对文化身份认同的一次飞跃。

　　第二节 自我身份的重建。

　　为了摆脱内心无家可归的焦虑，同时，也为了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赛珍珠用笔将自己的身份叙述了出来，在作品中塑造了中西合璧式的理想人物王源。

　　王源是小说《分家》中的主人公，而《分家》是小说《大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美国本土完成的作品。王源是王氏家族的第三代，父亲王虎是一名封建军阀，对王源寄予了厚望，从小让他接受中西方教育，并希望王源能继承自己的军事大业。但生性单纯善良的王源却向往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厌恶终日打杀的军阀生活。在一次地下革命的活动中王源不幸被捕，父亲花了巨额赎金将他救出并把他送往国外。王源在国外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六年后，学有所成的他怀着改变祖国的美好理想回到了中国。王源虽是赛珍珠创造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也是她自身理想的化身，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情感体验和相似的文化背景，都使王源成为了赛珍珠的代言人。

　　初到国外的王源人生地不熟，处处碰壁，小说有这么一个情节描写，王源的女房东为王源提供了米饭并随口说了一句："王先生，我为你做了些米饭。……米饭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东西了--蜗牛、老鼠、狗以及所有那些你吃惯了的东西我却无法供应。"看似是随口说的话，实则是对中国人的嘲讽和偏见，在白人眼里，那时的中国人是野蛮、落后、无知、可怕的。不仅如此，王源的同学也不能理解王源的祖国人民，认为男人都是抽鸦片而女人都是裹小脚等等。这种深深的误解刺痛了王源敏感的自尊心，尽管他全力解释但并没有人理解他，他和他的祖国人民都不能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和认同，而孤独和无奈、失望的心情始终萦绕在初到国外的王源身上。而这种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也正是年轻时的赛珍珠第一次回到美国上大学时所经历过的。十八岁那年，赛珍珠回美国读大学，但刚入学的她就被当成是"怪物",扎着中国式的辫子，穿着中式服装，行为举止也显得格格不入。但好强的赛珍珠把一切都掩藏起来，勤奋好学，并努力融入美国式的生活。很快，她的努力得到回报，不仅当上了班长，而且还被周围的同学所认可。

　　尽管如此，她仍然感到孤独，她说："在我心中，差异仍然存在，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我对女同学们谈得多的生活很陌生；而我的生活与她们相距是如此遥远，就好像是在另一星球上。".

　　但与赛珍珠不同的是，王源并没有把这种不适应感隐藏起来并努力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而是扞卫自己的民族身份，寻求一份新的归属感。他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国家胜过祖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我们的食物是最好的。……我在这儿停留只是由于我要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用它为祖国服务。"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压迫下，王源并没有屈服，而是坚持儒家精神人格，勤奋、努力、忍耐和克己。

　　六年后，学有所成的王源回到了祖国，但六年的国外生活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国人眼中，他成了名"假洋鬼子",而他也感觉到了与周围人和环境的不适应，他的内心再次充满了文化身份的焦虑。中国仍是六年前他离开时的中国，但王源不再是六年前的王源，当他以西方眼光看待旧中国时，他再也无法忍受祖国的缺陷和不足了。正如他内心的独白所描述"他根植于旧时代的土壤中，总是被分裂为两半，因为他没有力量将自己的根拔出来，重新根植于那新的、必要的、他的生命赖于生存的时代土壤中。"王源在两种异质文化中徘徊痛苦，游离于两种文化间不知该何去何从。这种分裂、游离的痛苦也是赛珍珠当年所体验过的，不同的是，赛珍珠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博爱宽容精神去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民，而小说中的王源的焦虑痛苦则更多的是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赛珍珠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了王源寻求自我身份归属的脚步，而是把他塑造为真正找到了自身文化归属的理想型人物。王源像他的祖辈一样，也是从大地中寻求到了身心的最终归属。作为农学博士的王源，和单纯凭经验种田的祖辈不一样，他具备了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他教农民用除虫剂，并培育从国外带回来的优良麦种，他从大地的耕作中找到了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也似乎从丰收的大地中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小说的结尾，王源脱去了西装，穿上了中式棉布长袍和恋人梅琳在即将临终的父亲面前守夜，梅琳说："我还不习惯你这身打扮。"王源有点不安地说："你不喜欢这打扮吗？我看起来像个农夫--"梅琳回答道："我喜欢，""这使你成了真正的你，这比你穿西装看上去更自然。"这表明王源在经历了文化身份分裂徘徊后最终找回了自我和本真，也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而这也正是赛珍珠期待理想中的身份归属。

　　其次，赛珍珠还通过自传来确认、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赛珍珠写了两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和《一座用来沟通的桥》。在这两部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赛珍珠为寻找自己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同时它也是赛珍珠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建。保罗·约翰·埃金在其着作《自传的起源》中说："自传的叙述'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现象学的、认知自我体验的方式'.自传写作本身就是身份形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自传中的'叙述不仅是身份表达的合适形式，它分明就是身份的一个内容。"赛珍珠的自传也正是如此，不仅是她对自身身份的一种表达，也是对自身身份一种重建。《我的几个世界》写于 1953 年麦卡锡主义时代，外在险恶的环境使赛珍珠需要明确自己的美国身份，也可以在自传中看到赛珍珠努力确认自己美国身份的痕迹。尽管如此，还是能从那对中国饱含感情的文字中，感觉到赛珍珠无法确认自己美国身份的困惑焦虑。在这部自传的前半部分，赛珍珠回忆了她童年时吃过的米饭、水果、各种时令鲜菜以及各地名食。

　　她把她在中国将近四十年的生活细心地记录下来，并全部反映在中国社会的声、色、味中，体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田野村庄和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身上，如果没有对中国，她的第二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难以割舍的情节，又如何能这样近乎本能地把中国的美和爱流露于她的笔端呢？可以说，她对中国的感情是深沉的，她对中国的认同超越了种族这一自然因素，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赛珍珠的第二部传记《一座用来沟通的桥》，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座用来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而这也是她对于自己身份的确认--一位中西文化的传播、融合、沟通者。

　　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确定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会随着人的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赛珍珠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重建就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她也通过种种努力去摆脱内心的无家可归的焦虑，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赛珍珠本着客观的精神，用自己的语言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生在美国，成长于中国的特殊身份背景让她对于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不是以西方文化来参照东方文化，也没有单纯以东方文化来参照西方文化，而是彼此互相参照，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而她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到了自身的定位--超越民族和种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者。

　　第三节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播。

　　赛珍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特殊经历，给了她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的是给了她两种民族感情。这两种文化的交融使她摆脱了西方人惯有的偏见，从早年起就能以各种民族平等的博大胸怀来认同东西方文化交流。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体现在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乃至推崇中，不仅在她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中展现大量的中国民俗风情，也融入到了她自己的生活中。在成名作《大地》中，关于中国民间的婚丧嫁娶、饮食、服饰都有详细1丝绸旗袍，在饮食上也还喜欢按着中国的口味来制作。中国，这个曾被赛珍珠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已经深深烙进了她的心底，终其一生都未曾忘却。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具体说来，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的推崇。

　　赛珍珠十分欣赏孔子"天下为公"的教诲，她以此来作为指导她人生和工作的座右铭。她认为儒学的伦理道德在中国起到了宗教式的作用"因为中国没有国家或是民族的宗教，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道德秩序，提出了做每一件事情的正确方法".另一方面，她作为传统文化的推崇者，对于旧文化将被新文化代替的趋势感到惋惜，提出了"中国的古典美谁来继承"的问题。中国学者顾均曾这样评论道："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赛珍珠看到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但她没有像'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将中国的贫困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追寻造成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的时候，赛珍珠却简单地将之归结为自然原因。"在对待中国出路问题上，赛珍珠不支持走西方道路，对此，顾均继续评论道："她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坚强信心。""但是，中国固然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但决不应该放弃对西方文明的借鉴。赛珍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在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的同时，对于中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常常表现出困惑，就像《分家》中从国外归来的王源一样。"总的来说，赛珍珠只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消极的一面，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颇。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一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

　　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摆脱了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民俗的各种怪异陈腐的程式化理解，揭开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神秘面纱，让西方人开始以新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她为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所作的贡献是显着的。赛珍珠不仅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可信的中国人物形象，同时，还公开发文呼吁美国人要丢开脑中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和模式，开阔自己的视野，接受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

　　王逢振先生在《大地三部曲》译本的序言中写道："在广大西方人眼里，尤其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他们想了解中国，对中国充满兴趣，赛珍珠的作品风靡一时，这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今天阅读《大地》，亲身到中国去，都含有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目的。而在这种意义上说，《大地》仍然起着沟通两国文化的作用，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名超越民族和种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者，赛珍珠不仅仅依靠发诸于笔端的文学作品来传播中国文化，还积极奔走于有关中国社会的活动。着名学者仲鑫在他论及赛珍珠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异乡人"和"边缘人"的身份和人格使赛珍珠对移民问题深有感触，她特别能体会移民不被当地文化接受的痛苦。这也解释了她致力于为在美华人、黑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原因，不仅仅是出于内心的同情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她能深深理解他们的处境，并为自己所受到的异质文化排斥作了心理上的补偿。她一生都为像自己这样的"文化边缘人"申诉和辩护，抨击文化隔膜和种族偏见，呼唤多元文化的融合。

　　回美国后的赛珍珠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成立了《亚洲》杂志，林语堂、鲁迅的作品都在上面公开发表过。此后，他们还成立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东西方协会。二战期间，赛珍珠夫妇积极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募捐，并发文呼吁世界人民关注战争，以求得中国得到国际援助。一九四三年，赛珍珠夫妇成立了取消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为在美国存在了六十多年的不公正不平等的排华法案的最终废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来美华人争取了权利。可以说，赛珍珠对美国打开沟通中国的大门，为两国和两国文化的正常交流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赛珍珠热心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是她内心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作家，也不仅仅是她天生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理想以及从父母身上继承的传教士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出自内心本能地对中国大地和人民的热爱。这份爱让她从作家开始变为社会活动家、慈善家、敢于为民族的良知讲真话的勇士、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无论是发诸于笔端的文学作品，还是热心奔走于这些与中国有关的社会活动中，都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赛珍珠内心曾分裂的两个世界，补偿了她内心渴望回到中国而不能的缺陷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