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中西的宗教观

　　第三章 融汇中西的宗教观

　　作为一名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从小就生活在西方基督文化的信仰中，但成年后的赛珍珠却并未如父亲般狂热地传播基督教，她虽申请了海外传教的职务，但在中国却以教书为主，甚至到后来她与美国的传教会彻底决裂。究其原因，赛珍珠的宗教观念既有西方基督精神的精髓，又有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影响，更贴近中国民众的实际需求。她把父亲那种不切实际的救世观改良为救助困苦中的人们的实际行为，她成了一个尘世的传教者。

　　第一节 始于传教家庭。

　　赛珍珠的母亲凯丽生于弗吉尼亚州，家庭条件富裕，从小生活在颇有艺术装潢的家庭环境中，并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不久后的南北战争把她的家园都毁了，饥饿、残暴、杀戮将她早年生活的安全感都一扫而光，她学会了自立更生。随后，她有机会在哥哥开办的简陋学堂里获得教育机会，她酷爱学习，读每一本她能找到的书。但在信仰方面她倍感焦虑，她希望上帝能带给他一个神兆。终于在她母亲弥留之际，她看到了母亲的回光返照，并相信是上帝进入了房间安慰了母亲。

　　出于感激，她发誓将毕生献给主。出于对传教事业的献身精神，她嫁给了和她有着同样信仰和决心的赛兆祥。虽然她感觉到了赛兆祥缺乏幽默感，不喜欢社交活动，但她不以为意，甚至觉得自己爱笑活泼的天性是一种轻浮空虚的表现。她刻意压抑自己的天性，以此证明她献身宗教的诚意，她不自觉地将个人受苦和修行完满等同了起来。但是她不知道，她当初的选择将会给她的一生带来多大的痛苦。

　　夫妇俩在婚后不久就去了中国，每到一个城市定居下来，凯丽总会在自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花园，以此慰藉她的思乡之情。中国的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都很恶劣，凯丽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但真正存活下来的只有三个，连二接三的丧子之痛，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丈夫整日忙于自己的传教事业，很少顾及家庭，也很少问及凯丽的感情，他的本性中对于女性的歧视，让凯丽的痛苦倍增。她认定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国度是她犯下的悲剧性错误，她考虑过回美国，但还是选择了履行对婚姻的义务。正如《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得·康所说："这桩婚姻最显着最令人心酸的现实即是一种残酷的差别，这种差别由赛兆祥毫不动摇的镇静和凯丽永久的悔恨构成。他知道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她同样肯定知道自己选择错了。"[1]

　　在凯丽生命的最后关头，她不让赛兆祥来看她，她对他说："你去吧，去拯救你的异教徒好了。"她拒绝祈祷的安慰，将自己从基督徒的行列中脱离出来。

　　她放弃信仰的行为总驻留在赛珍珠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对失败的深刻坦白。多年后，赛珍珠在她一篇名为《天使》的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因不堪孤独和怀疑而自杀的女教士。那位女教士自杀前留下一张纸条，其中一部分这样写道："在这里，在我可怜的小花园里，我的生命是一场和杂草的抗争和脚印的抗争，甚至是我和路上没完没了的痰迹的抗争，因为这是这里不拘小节的人们漫不经心的习惯。事实上，我曾设想得那么高尚的生活，当我回头看它时，只是一场与污秽和懒惰进行的战役，此外什么也不是--而且我还输了。我倒不如叫污浊的扬子江流经这个异教城市时停下来算了。"[2]

　　其实，这何尝不是凯丽的花园，凯丽在中国生活的事实呢？凯丽的死给了赛珍珠毁灭性的打击，也给了她一个重要的教训，一个女人为了压迫她们的世俗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生压抑自我带来的只是痛苦，而她的女儿将不会像她那样生活，也不重蹈她的覆辙。

　　如果说赛珍珠的父亲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看做是"以上帝的名义做事",那么，凯丽行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她本能的善良，她以自身的行动和博爱精神传播了基督的教义。她能丢下自己的孩子去照顾染上霍病的保姆王妈，而不顾生命的危险，她认真地倾听并安慰向她诉苦的中国妇女，或是搭建简单的病房帮助周围穷困的病人。作为"异邦客",凯利的信仰是迷茫的，但是她在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沟通中找到了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但另一方面她又是矛盾悲哀的，她怀着奉献给主的高尚动机来到中国，但在经历了多次丧子之痛，目睹了中国灾荒连连的残酷现实后，她开始动摇对主的信仰；她充满激情活力热爱现世的生活，对美始终保持着敏感，却因为宗教苛刻的律条而不得不苦闷地压抑自己的天性。赛珍珠评价她的一生时说："如果以她当初的意愿来衡量，我想她会认为她的生活是个失败……寻求上帝--她复杂心灵的、深层的、清教的那一方面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我想，对一个具有她那样敏感而务实性格的人来说，她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她天性是个怀疑论者，也是个神秘主义者，她爱美，对未知世界满怀梦想。"[1]

　　相比于母亲凯丽，父亲赛兆祥的一生是坚定而单一的，因为他"年轻时就认定了一个目标，他从未对这个目标有过一丝疑惑，直到去世他都确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信念是明智的".[2]

　　赛兆祥也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但家境不富裕。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时常感到孤独忧郁。他酷爱阅读，在学习方面也颇有天赋，但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上十分笨拙。在上大学的时候，总是独来独往，一个朋友也没有。毕业后，他有了传教的打算，他父亲不支持，母亲倒宽容，但必须得先找个妻子。于是，他和凯丽订婚了，可以说，他是为了遵从母命而找了个妻子，在他心中，最重要的还是传教，并不是家庭。不久，他们夫妇去了中国，难能可贵的是，赛兆祥并没有将自己与当地的百姓隔离开来，他拒绝住在外国人聚居区，他的传教更贴近百姓的生活。在中国生活的几十年中，赛兆祥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进行着他的传教，他的语言天赋让他在传教中颇具优势，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中国话还能说几句当地地道的方言。在传教过程中常被误解甚至遭到生命威胁，都未曾动摇过赛兆祥传教的决心，他的一生是充实战斗的一生。但正是这种为了事业而忘我的专一执着，使赛兆祥忽略了身边的家人，而因此给家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挽回的。

　　赛珍珠用"战斗的天使"这个意象解释父亲的一生。这里既包含了作者对父亲执着于基督精神的理解，也蕴含了对他因此而忽视家庭职责的批评。作者认为父亲外表像上帝的使者，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他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比他与家人的距离近的多。赛珍珠不无反讽地称父亲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能透过天堂，明辨上帝的意志，但与此同时，却不能理解身边孤独的妻子和儿女。他经常只身一人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即便是回到家中，他和孩子也很疏远，因为他需要时间来准备布道和《圣经》的翻译。为了"圣职",他不断减少自己和家人衣食住行的开销；他也不愿意用翻译《新约》的钱供女儿上大学。

　　不仅如此，为了上帝的事业，赛兆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义和团起义时就多次外出布道，即使遭到民众扔石头的抗议也在所不辞。

　　但赛兆祥对家庭伤害最深的还是他身上与生俱来的"厌女症",赛珍珠认为父亲心里暗藏着一种很深的对女性不自觉的敌意。"没人知道是怎样的童年造就了这样的敌意，但说来可悲，凯丽的存在刺激了这种态度。赛兆祥从未能理解她火花四射的活跃思维，却挣扎着与之对抗，以保持一个自我。因为他并不比其他男人更能忍受一个女人比他聪明。另外，还有圣保罗为他开释".[1]

　　赛兆祥深受圣保罗教义的影响，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如果一个女人为他持家生子并随时听他的吩咐，这就足够了。赛珍珠最终摒弃基督教，其中最深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的基督教对于女性的看法令她怒不可遏。因为她母亲痛苦不已的一生就是被这贬低女性的神学所害。

　　赛珍珠最终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双方的影响。"她抛弃了父亲的宗教信仰和狭隘偏执，但继承了他的正直和好学精神以及传教士的热忱。尽管她不再相信基督教的救世观念，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个尘世的传教者，向两块大陆上的人们传播着人权福音和跨文化理解。她热爱自己的母亲，并受她的影响，坚信同情的力量和家庭的重要性，对抽象的教条则厌恶不已。然而她没有接受凯丽的逆来顺受和自我牺牲的传统女性精神。成年的赛珍珠身上将结合她父母各自的特点，朝好的、有时也朝坏的方向发展。"[2]

　　第二节 对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反思。

　　由于自己特殊的双重身份，赛珍珠能够站在另一个角度观察传教士在华的运动，加上她亲身经历传教活动时的不断反思，使她对西方在华传教的得失利弊看得更为透彻。

　　母亲凯丽以博爱的精神去关心爱护身边的中国人民，没有宣传基督大义，却以善良获得人心。相比之下，父亲以巨大财力精力宣传的基督事业，在女儿看来，却是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教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实际需求。一九零七年，中国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凯丽在镇江分发她所能获得的救济食物，而赛兆祥留在了灾情最严重的北方救灾。事后，赛兆祥在《中国记录者》上发表文章声称，他们去灾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传播福音清除道路。而谁都知道，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是物质上的救资而不是精神上的依靠。正如赛珍珠后来所说的"传教士在中国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从错误的一端进行工作。他们太多的时候是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们传播福音，而不是先照顾他们的物质需求。当一个人饿着肚子时，他对于自己的灵魂问题就不太感兴趣了。"[1]

　　其次，赛珍珠认为传教活动是种"精神帝国主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存在明显的文化不平等。"我们的传教士被赋予自由，住在任何他们想住的地方，开办完全西式的学校，建立医院，用西药和外科手术治病。"赛珍珠称这种传教士的生活方式的入侵为"精神帝国主义".她提出传教活动中最有害的是"这些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向中国人宣扬一种完全异己的宗教，不，是向他们坚持说，基督教是唯一正确的，并宣称任何拒绝相信它的人会而且必然会打入地狱。所有这些言行中的无耻放肆直到现在都令我的灵魂抽搐。"[2]

　　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人的言行都带着高人一等的感觉，传教士也不例外，即使是那些相对而言稍具有同情心的，也认为那时的中国是愚昧无知，亟须引进西方的基督教、民主和科学以改变现状，而他们自认为就是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先行者。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竭力以自己宗教观念取代中国土生土长的价值观体系其实是一种文化侵略行为，中国人无力抵抗西方的入侵，但并不代表就完全臣服于西方文化价值观。他们中的少数知识分子抗议抵触，但大多的老百姓只是漠然。赛兆祥初到中国时，把自己看做"主"的代理人。相反地，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但赛兆祥面临的最大阻碍并不是中国人的仇恨，而是他们的漠然。"屈指可数的人接受了基督教，激烈的反对者人数稍多些，但两者加起来和老百姓中的大多数相比则微不足道。大多数中国人对奇形怪状的传教士不以为意，更不把他们稀奇古怪的念头放在心上。"[1]

　　最后，也是传教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东西方文化的隔膜、矛盾和不能互相理解。中国人接受基督是因为对基督教的宽容态度，以及对赛兆祥善举的认可，但并不是从精神上真正皈依基督教并视其为信仰，从这一点说，赛珍珠父亲的传教是失败的，只是表面地宣扬了基督教义却未能够深入中国人心。"中国听众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的神也都是好的。'但赛兆祥严肃地说，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好的--比如那些用石头和泥巴做的神；只有他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中国听众耐心地听着，迁就着他的意思。'毕竟他是个洋人，不懂中国的规矩。……再加一个白人的神不会有什么害处。释迦牟尼，尽管有些黑，不也是个外国的神吗？'"[2]

　　在赛珍珠的父亲看来，中国人并不排斥基督，但只是不愿意给他的唯一真神地位。但其实这并不是承不承认唯一真神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文化核心的隔膜。

　　在赛珍珠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她是站在了中国人的视角去描写外国传教士的形象。在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眼里，西方传教士是稀奇古怪、不可理喻的。在成名作《大地》中就有过这样的描写，王龙把耶稣受难图看做是一个坏人接受了惩罚，认为只有坏人才要这样被吊着，而阿兰把那些宣传单收集起来纳鞋底，因为完全不明白这白纸黑字写的是啥。赛珍珠描写这些不是为了猎奇和戏谑，而是揭示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隔膜。基督教的某些习俗教义与中国人长期发展下形成的家族制度和相应的文化习俗是不融合的。基督文化不切实际的先入为主性，必然导致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产生各自强烈的排他性，短时期内也是很难妥协的。尽管传教士对于中式信仰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他们在太平洋两岸却都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教士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实质上的推动作用。当他们追求各自的传教目标时，他们不时触及诸如文化水平、医疗保健、妇女权利、农业知识等问题。而赛珍珠也看到了传教活动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或者说，她看到了教会组织的现实服务作用。如教堂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定期提供一定的医疗服务，甚至还设立了学堂，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同时，正是这些西方的教育和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开阔了中国人眼界、丰富了中国人知识。

　　第三节 尘世的传教者。

　　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对父母在中国传教的生活虽然给予了理解，但并不是完全认同的，甚至认为父亲的传教方法是失败的，对于近代西方在华的传教活动更是持否定的态度居多。事实上，赛珍珠的宗教观是多元化的，认为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是可以互相尊重、沟通融合的，她认为基督教可以卸下其"神性"面具，回归"人性",即发挥基督的实际作用，服务人类社会。

　　赛珍珠从小就接受基督教和儒教的双重教育，以致形成她多元化的宗教观。

　　她曾这样说道："我主要受到基督教和儒教两种教育，这样的教育使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纯儒教徒。实际上我的信仰是多重的。"[1]

　　赛珍珠小时候受到的基督教教育更多地是她喜爱的作家狄更斯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博爱精神和人文关怀主义，而儒教的影响则是"天下和合"的哲学理念，万事万物皆可共存荣。

　　在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代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双方的期待视野总是试图改造对方，改变对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使其与我趋同。尽管动机或初衷可能不坏，但由于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理解，其结果很可能产生误解乃至仇恨。某些西方传教士费尽心机地希望中国人放弃"邪神信仰",接受基督教的一神论，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现。但其实真正的文化交流是可以达到存异求同，和而不同的。赛珍珠在中西宗教文化的碰撞冲突中发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她多元宗教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没有伴随着出生种族的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从不被迫去相信什么样的神，信仰是个人自愿的选择。赛珍珠接受这种宗教立场，对她来说，每一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需要用另一种宗教去排斥另一种，并且她还开明地接受中国儒教以外的佛教和道教，并尊重这三教同时并重的宗教立场。当时的中国民众愿意去听基督教的宣传，说明他们内心并不排斥这个西方的上帝，而这本质上就具有宗教的宽容、包容性质。

　　近代基督文化，总体上仰仗着武力以实现其"基督征服世界"的野心，带有鲜明的文化侵略特征，它与基督平等，博爱的本质精神背道而驰。在赛珍珠看来，如果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能够坚持平等与爱的真谛，那么就很可能不是发生宗教冲突而是真正的宗教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对"异教徒"的征服，而是达到一种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

　　在小说《牡丹》中，赛珍珠阐明了她这种多元融合的宗教观。小说的背景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古城开封，城里居住着一群犹太家族，他们的社团本身尚算完好，但世代相传的宗教观正在被同化消解。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一位叫做牡丹的非犹太人，她是当地犹太富商埃兹拉·本·伊斯雷尔家的女仆。她自从八岁就进入了这个家庭，和女主人娜奥美唯一的儿子大卫一起长大，并爱上了他。女主人娜奥美作为一个纯血统的犹太人，虔诚地拥护犹太教并严格地遵守犹太宗教的礼仪。并且，她要求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同样是纯血统的犹太人女儿莉亚，认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纯犹太血统。她是保守的犹太势力代表，她一直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国土。

　　大卫的父亲埃兹拉·本·伊斯雷尔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不像妻子那样严守着犹太教规，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在城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没有想过离开中国。他的朋友孔诚，一位中国商人，曾答应将自己的女儿孔兰嫁给大卫。而埃兹拉·本·伊斯雷尔并不反对这样的跨种族婚姻。大卫的父亲宽容大度，同时接受犹太和中国文化，并能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

　　大卫作为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的婚姻选择不仅仅是他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选择，也是他宗教观的选择。他如果选择莉亚，则意味着他将违背自己的内心舍弃所爱而屈服于母亲的传统，如果选择孔兰，则面对着背叛母亲、放弃犹太身份和背离犹太宗教信仰的后果。大卫犹豫不决，陷入痛苦，而牡丹的建议和帮助则给了他勇气和决心做最后的决定。

　　牡丹建议大卫选择孔兰。她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考虑了自己的处境。作为一名爱上少爷的女仆，她深知自己绝不可能嫁给他，退而求其次，她觉得能够留在大卫身边照顾他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假如大卫娶了虔诚保守的犹太信徒莉亚，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仆爱着自己的丈夫呢，那时候，自己面临的必将是离开大卫的局面。但如果娶的是思想开明的孔兰，或许能更容易接受她的存在。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爱大卫。她知道莉亚是传统守旧的人，大卫娶她只能是逼迫自己回到那个保守传统的犹太世界，而分裂扭曲自己的内心，她不愿看到大卫忍受这样的痛苦而是让他选择孔兰。于是，她当起了大卫和孔兰之间的红娘，给他们传信、制造约会的机会。

　　大卫最终选择了孔兰。他的决定说明他抛弃了犹太狭隘排他性质的宗教观，而同时接受了犹太和中国文化，认可了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和多元的宗教观。正如他的跨民族婚姻，是混合的也是多元的。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大卫的岳父孔诚和莉亚老迈的盲父亲拉比之间的对话，作为传统保守的一方，拉比坚称只有一个真神，而犹太人是真神的唯一子民，而其他人只属于亚当的子女，所以只有犹太子民才具有统治权。但孔诚不同意老拉比的说法，他断言："上帝--如果真有那么个上帝的话--才不会选择让一个人凌驾于别人之上，或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天底下，我们都是一家人。"[1]

　　这段话，正是赛珍珠自己宗教观的代言，她反对唯我独尊的宗教观，信仰人性的平等。

　　小说的结尾，开封城里的犹太人渐渐被同化，大卫的子女都找到了中国身份的伴侣。对于开封城里犹太人的血液，牡丹沉思道："不管在什么样的身体里流动，都是鲜活的。要是那躯壳消失了，它化的灰也会充实这片寂静的厚土。他们的精神代代更新。他们不复存在，却又永远活着。"[2]

　　赛珍珠的另一宗教观是卸下基督教的"神性"面具，回归"人性",从而发挥基督教的实际作用，服务人类社会。卸下基督教的"神性"面具，是指基督教不能停留在纯粹的教义上，而应该参与尘世的生活，回归到"人性",发挥基督教的实际作用，服务社会。

　　晚年的赛珍珠回忆其父母时说，她从父母那里听到并选择了一种"天命":对我来说，接受在耶稣生前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夫子所说的永恒的名言"天下为公".由于受到基督教和儒教的双重影响，她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和尘世缘由，而不只停留在纯粹的教义上，她声明，"对任何宗教的信仰都比不上我对人类的信仰。"[1]

　　对此，她解释道："我并不是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只是认为我发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人类如此兴致盎然，我们不再需要更多超越现实的东西存在"[2]

　　她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尘世为主宰"的观念。由此，赛珍珠认为：对基督教而言，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化只是一种回归，是基督教本质的体现。

　　赛珍珠这种把基督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参与尘世生活结合起来的宗教观，使她成为了一个"尘世传教者",主要体现在：第一，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作用，认为医疗和教育能够帮助中国，而不是宣传教义。她强调基督的高尚品行和给人援助是真正基督信仰的体现。她不相信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而觉得西方的医疗、教育能够派上用场。这里，既有对中国的个人感情因素，也来自于她的人道主义宗教立场。第二，抨击种族歧视，视种族平等为基督教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赛珍珠声明自己不会成为美国教会教徒，因为她知道美国很多教会不允许黑人进入。她积极为美国的"排华法案"奔走呼号，为这法案的排除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三，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在中国抗战期间，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寻求国际援助，这不仅仅出于她对中国人民的情感，也是她人道主义立场的表现。建立各种慈善机构，收留混血儿童。她对混血儿童的同情，是出于自身多元文化身份的感触和不同民族交流之间障碍的深刻体会。她用自己筹集的款项和资金成立了"欢迎之家",目的是收养那些孤儿慈善机构不愿收养的孩子，有混血儿童、少数民族，后来还有残疾儿童。后来，她又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宗旨是关怀那些被迫留在国外的半美国血统孩子。甚至，她遗产的大部分都留给了她所成立的慈善机构。所有这些，都是她基督人道主义立场的体现。

　　赛珍珠感兴趣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是博爱而不是教义。她为之献身的是这样一种宗教：它推崇通过公正、仁慈和宽容的行为而促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和同胞间的真诚相助。而这，也正是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宗教观，其实，这句话不仅来自中国儒家经典，也蕴含了西方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立场，是中西文化兼容的结果。而且，在赛珍珠看来，这一理想体现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是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也许是从父母在拯救异教徒方面的热诚但收效甚微的悲剧中，她开辟了另一条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之路，理解并尊重身边的中国人，并从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获得艺术和生命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