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探索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设计保障扶贫效果的长效机制、优化精准扶贫及防止返贫的推进策略,立足远程教育的政策、品牌、经验优势,分析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贡献与不足,认为:远程教育应面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搭建精准扶贫基本模式,精准实施精神、知识、能力扶贫,坚持标本兼治,满足真实需要;坚持科学研判,因户精准施策。远程教育还应建立健全扶贫、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做到不摘责任与帮扶,坚持统分结合,形成系统合力;坚持持续帮扶,防范返贫风险。
关键词: 精准扶贫; 远程教育; 扶贫策略;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model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design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optimize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on of slipping back to pover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olicy, brand and experience advantag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s and deficienc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distance education should build a basic model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groups, accurately implement the spirit, knowledge, and capacity to alleviate poverty, address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and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It should also adher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ment, and make precise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household's needs. Meanwhile, distance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on of slipping back to poverty, insist on responsibilities and assistance, integrate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o form a systematic joint force and stick to continuous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risk of slipping back to poverty.
Keywor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strateg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教育扶贫,是通过教育投入、资助服务作用于贫困人口,使其习得脱贫致富的知识与技能,并最终摆脱贫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扶贫方式[1]。作为消除贫穷“代际传递”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模式[2],教育扶贫受到颇多的研究关注。
在我国,学者们关注教育扶贫的功能始于20世纪60年代。1986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拉开农村扶贫开发活动序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贫困村时首倡“精准扶贫”[3];2015年,在贵州又细化为“六个精准”[4]。经历了精准扶贫,全国已有15个省的贫困县于2020年4月底前全部实现脱贫摘帽[5],其余的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收官。绝对贫困虽然基本消除,但据全国各地摸排,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仍有近200万,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近300万[6]。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相对贫困仍将存在。防止返贫,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尚需进一步落实[7]。
30多年的发展,国内教育扶贫研究与实践均取得了显着成果,但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宏观政策、机制模式,案例多以职业教育、普通高校为主,对远程教育特别是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服务精准扶贫、防止返贫的研究相对薄弱。鉴此,远程教育精准扶贫、防止返贫需待深入研究,本文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策略优化。
一、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优势
远程教育具有开放共享、覆盖面广、高效便捷等特点,在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天优势[8]。
(一)政策优势
与普通高校相比,远程教育具有“多快好省”培养大批人才的先天优势,所以,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远程教育的发展。党的十七大将“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十八大将“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十九大将“办好继续教育”写入主旨报告。为此,村村通工程、整村推进脱贫攻坚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分步实施[9]。这些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我国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网络等状况,为远程教育服务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提供了便利。
(二)品牌优势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了远程教育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彰显与强化了远程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开放的学习理念、灵活的学习方式、丰富的学习资源、共享的学习平台、新颖的教学模式、先进的网络设施、系统的支持服务。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远程教育更是如虎添翼,让“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得以实现。就农村教育以及教育扶贫而言,远程教育可以发挥网络、平台、资源优势,推进“互联网+”精准扶智,缩小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实现均衡而有质量的教育;还可以让农村教育扶贫方式和扶贫服务体系得以重塑,实现农村教育扶贫多元化[10]。
(三)经验优势
远程教育长期坚持面向地方、农村、基层、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电大系统就开办了针对农村教育的“燎原”中等专业学校;21世纪初,又面向农村开展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计划”;之后,又陆续开展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创业培训计划”等,积累了丰厚的面向农村办学的经验。目前,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参与单位既包括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也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开展远程教育的普通高校[11];为贫困群体开展的既有提升学历的学历教育形式,也有职业技能培训等非学历教育形式。
二、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现状
(一)贡献
1.满足贫困群体教育需求
远程教育参与扶贫进程中,均能充分发挥学校智力、物质、网络等资源优势,利用兴建的远程教育站点,开展远程教育定点扶贫工作,满足贫困群体教育需求。其中,全国电大系统具体实施的教育部项目“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共开设7大科类23个本专科专业,从2004年到2016年底,共培养了50多万农民大学生[12]。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开展远程教育扶贫工作30年,办学的触角遍布全国各地的贫困县,按照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为贫困群体增强本领赋能,解决贫困群体的精神贫困、知识贫困、能力贫困,使贫困群体短期内摆脱贫困,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2.提升地方政府扶贫效率
教育扶贫是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形式。按照教育扶贫的主体划分,可以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等三类主导类型。由于政府承担扶贫政策落实、资源统筹、模式创新等职能,因而在农村教育扶贫中处于主体地位。远程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快好省”的先天优势,可以弥补其他扶贫模式边际贡献递减的缺陷,从而更高程度地契合地方政府的扶贫需要,创新地方政府的扶贫理念、扶贫方式,缓解地方政府的扶贫压力,直接或间接提升地方政府的扶贫效率。比如,国家开放大学发挥系统联动优势,2018年投入2 000万元,面向红军长征经过的12个省25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工程”[13]:免费培养乡村基层干部;免费接受因贫未能上大学的就读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免费培养技能人才;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设立助学金、专项奖;免费推送各类优质学习资源,等等。
3.拓宽社会参与扶贫渠道
就教育扶贫主体而言,如果说政府是主力军,那么社会力量就是生力军。社会力量(组织或个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快速聚集多方资源,实施精准扶贫。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以及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教育资源十分雄厚,尤其在“硬核”技术、“软核”文化等教育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通过远程教育手段,将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传送到扶贫第一线,让贫困群体乐享社会帮扶助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远程教育大大地拓宽了社会参与扶贫的渠道,丰富了扶贫的手段,创新了扶贫的模式。
(二)不足
1.帮扶模式不够精准
远程教育精准扶贫,重点在帮扶,难点在精准。从1996 年《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2006 年《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的颁布,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要求,高校开展教育扶贫的主要途径就是“三下乡”“三支一扶”、捐款捐物、教育培训。远程教育特别是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同样承载着服务社会、服务扶贫的历史使命,较为普遍采用的扶贫方式是师生“三下乡”、捐款捐物、购买扶贫对象产品、产业扶贫、教育培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想当然”,或者追求周期短、显“政绩”,而未能照顾扶贫对象的真实生活需要,使得“三下乡”部分流于形式;捐款捐物、购买农产品更多地关注数量,而没有关注实际效果;产业扶贫主要涉及旅游、农林产业、科技、电商等方面,而这些并不全是远程教育所擅长、精通,有些产业效果难免“差强人意”;教育培训虽是主业与强项,但有的针对性不强,结合远程教育特点不够,未能切实面向精准扶贫需求,从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实施精准帮扶,难以保证质量。
2.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实施帮扶,重在贫困群体受益,难在帮扶持续稳定。建立健全远程教育帮扶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制度,调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的关键[14]。但就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政府主导的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在组织保障、激励管理、监督制约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影响帮扶实效。目前我国各省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实行“省负总责、县抓落实”[15]。按此,省级政府负责统筹规划,统一部署和分类指导高校等教育机构,县级政府协调解决高校教育扶贫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但因教育扶贫是个系统工程,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其中,因而统筹协调各方形成合力至关重要,然而,远程教育实施帮扶时,时常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合力不足。再者,政府虽然要求远程教育参与教育扶贫,但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其实施分层、分类考核,办法不多。远程教育多种途径扶贫,短期内能解决贫困群体脱贫,完成脱贫任务,但如果政府监督、制约不够,配套保障欠缺,那么,本就基础脆弱的脱贫群体,一旦遭遇天灾,便会立即返贫。远程教育自身也需要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三、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
(一)搭建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模式
1.坚持标本兼治,满足真实需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深切体会到生活舒适感、精神幸福感、社会温暖感、价值尊严感[16],但截止到2020年5月,全国贫困县仍有52个未摘帽,贫困村2 707个未出列[17],扶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因为越到最后,“骨头”越“难啃”。捐款捐物、购买扶贫对象产品等“输血式扶贫”,虽然能迅速帮助贫困群体脱贫,但这治标不治本。贫困群体不能永远靠帮扶济困,他们需要脱贫的内生动力与致富本领。对于他们“造血式扶贫”的真实诉求,远程教育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经济、能力、权利的贫困,导致贫困群体心理负性变化,利用远程教育特色优势加强心理疏导,助力其根除“等、靠、要”等小农意识、攀比心理,实行扶贫先扶志,就能点燃他们精神脱贫的希望之火,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打破长期贫困文化困扰下形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引领他们变被动救济为主动脱贫。针对贫困群体知识匮乏、缺少技术的现状,利用远程教育“多快好省”的优势,推进远程治理、“云”端帮扶,可以为贫困群体提供适需的“碎片化学习”,针对性地开展学历教育,培养致富带头人;实施农业种养技术、行业服务、企业生产等实用技术培训,推进创培计划、教师支持计划等,增强贫困群体致富本领。
2.坚持科学研判,因户精准施策
教育扶贫,模式较多。柏桦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提出六种教育扶贫模式:学业证书式、系统联动式、高校参与式、结构立体式、“互联网+”式、9+2订单式[18]。魏茂琳、谷生然认为教育扶贫模式包括输血式、造血式、协同式和“互联网+”式等四种[19]。刘建伟、王院院将农村教育扶贫的模式总结为资源供给型、功能输送型、综合推进型三种[10]92-93,并对“互联网+”农村教育扶贫模式进行了展望。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拥有教育的基本属性(共性),也有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独特个性。在扶贫领域也是如此,远程教育可以借鉴教育扶贫模式,但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厘清精准扶贫概念,顺应扶贫实际需求,远程教育应基于自身优长,对已有模式予以科学研判,从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搭建精准扶贫的基本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相结合,虚拟现实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实施方便灵活的教学管理,适时推送适需的优质教学资源,加强过程监控,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心理测量、访谈调查等方式,甄别贫困群体属于精神贫困还是知识贫困、能力贫困,找准贫困发生机理,开好脱贫“处方”,因人因户实施靶向教育与培训,做好自主学习支持服务。
(二)健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1.坚持统分结合,形成系统合力
贫困地区、贫困群体长期稳定的脱贫,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市场、社会力量的帮扶,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这几者之间,政府处于主体地位,统筹各方。坚持政府统筹、分类指导,厚植一盘棋思想,是画好同心圆、打好组合拳,形成各方扶贫合力的组织保障,可以有效避免扶贫部门利益冲突和重复建设。政府应建立科学的扶贫组织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健全解决贫困的长效运行机制,统筹推进精准扶贫。例如,为保障远程教育扶贫持续有效,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时,应按照不同层级、类型、区域的远程教育区分设置;评估指标涵盖教育扶贫的过程与效果评价;积极引入第三方,对远程教育扶贫实行分层评估、分类评估。
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可以有效整合资源、生产知识, 可以最大限度地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大规模开展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体脱贫本领。远程教育应按照省级政府的统一部署,成立本校的扶贫工作领导组,认真开展精准扶贫的需求分析,建立健全需求分析与反馈机制、整合优质资源与建立共享机制、适应需求的远程教学运行机制和支持服务机制,统一规划、协调、实施本校的教育扶贫计划。
2.坚持持续帮扶,防范返贫风险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绝对贫困即将消除,但相对贫困仍会存在。所以,脱贫摘帽并不意味“功成圆满”。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扶贫项目一度停工,产业扶贫以及扶贫产品销售困难,务工受阻,等等,更使脱贫攻坚形势格外严峻,因病因灾致贫、突发因素致贫、政策性返贫、传递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随时可能发生[6]。因而,远程教育扶贫不能就此“功成身退”,依然要承担扶贫、防止返贫的社会责任。政府应加强动态监测,督促远程教育建立后期帮扶跟进机制,直到脱贫群体实现稳定脱贫;同时,应健全激励机制,一方面积极激励远程教育持续扶贫,另一方面爱护关心扶贫“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干部,鼓励他们继续奋战在脱贫摘帽后第一线。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后续与“升级版”,需要各级各部门献计出力。远程教育一方面应发挥优长,将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于贫困群体远程学习实践;另一方面应加强和相关部门合作,开展知识扶贫、能力扶贫,防止能力缺失返贫。如和组织部门共同开展农村党员干部教育,提升农村干部综合素质;和农业推广部门共同开展科技最新成果、农业实用技术推广,让技术迅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和人力资源部门共同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贫困群体致富本领,等等。远程教育还应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选优配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加强贫困村领导班子、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发挥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推进精神扶贫,防范与化解返贫风险。
远程教育的实施,不仅创新高校的教学、管理与服务模式以及运行机制,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扶贫领域,远程教育也凭借其政策、品牌、经验等优势,面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精准实施精神扶贫、知识扶贫、能力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在脱贫摘帽以后,远程教育仍要做到不摘责任、不摘帮扶,建立健全扶贫、防止返贫长效机制,进一步增强“社会构想”能力,为脱贫群体设计未来生活面向,引领乡村振兴,推动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农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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