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思想的形成

　　第一章 墨子"兼爱"思想的形成

　　墨学是战国时期一大显学。墨子[1]的"兼爱"思想是墨学思想体系之核心，是冲破等级贵贱和血缘亲疏的普遍的无差等的爱，也是追求实际利益、追求天下大利的爱。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铁器牛耕应用、井田瓦解、生产发展，政治上诸侯攻伐、赋役沉重、民不聊生，文化上官师分离、文化繁荣、百家争鸣，这是"兼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上古三代圣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代表的明君之治道和儒家、道家相关理念是"兼爱"思想的理论渊源。

　　第一节 "兼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墨子所处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发生剧烈变革，文化也随之激荡。铁器牛耕的使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瓦解，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士"[2]阶层队伍的壮大奠定了物质基础。墨子为改变诸侯攻伐奴役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调整社会成员关系而倡导"兼爱".同时，官师分离、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也为"兼爱"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条件。

　　一、铁器牛耕，井田瓦解，生产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变化的主要特征是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向富和贫的对立关系上转移；族与族的界限，通过融合同化而逐渐消失。这一切变化当然都是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3]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普遍运用推动着荒地开垦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井田制作为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逐渐瓦解，原先的农奴则成为佃农，这种转变使得农民耕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着生产的进步。由于铁器的应用，社会手工业得到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手工业者人数急剧增加。

　　随着商品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货币流通业日益广泛，并出现了金属货币，商业资本更加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农、工、商等行业的从业者逐渐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为农、工、商从业者从庶民阶层上升为"士"这一阶层奠定了基础。

　　而墨子正是由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上升为"士"这一阶层，与庶民一样受到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压迫，肩负沉重赋役，使得墨子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而走上政治舞台。他深知人民迫切需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衣物是社会下层人民的现实生存需求。他们生于乱世，处于社会底层，时刻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无情奴役和剥削，为统治阶层奢靡的享受提供劳力和财力的支撑，自身却承受着饥寒之苦，衣食匮乏，无法正常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禽滑厘子……手足胼胝，面目黧黑。"[1]

　　通过对墨子弟子禽滑厘手脚生茧、面容枯槁黝黑的描述，便可知墨子师徒起居之简陋，是与儒之排场不可见比的。以墨者为代表的"士"受到统治阶层的压迫，又无法与之对抗，只能试图通过宣传"兼爱"主张，引导天下万民视人如己、相爱互利。

　　言而总之，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井田制遭到破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推动手工业的扩大，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为农工商从业者上升为"士"阶层奠定了物质基础。他们迫切希望免受战争侵害和等级压迫，维护自身利益，而墨子作为其中一员积极发声，提出"兼爱"主张，并周游列国宣传"兼爱"思想。

　　二、诸侯攻伐，赋役沉重，民不聊生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深厚的宗法基础和强烈的家族色彩。周王室确立其分封格局，通过"以藩屏周"[2]而使王公贵族的家庭伦理秩序形成制度化形式。为实现天子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实权，向下范围内形成规范的政治规制，周王室构建了以宗族血亲为依托的家族伦理制度，并赋予其政治色彩和权力，构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已失去统治者的实权，诸侯各国经济、军事实力增强，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天下混乱。据《史记》描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统治者均认为"得土则昌，失土则亡",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4]的状况。同时，社会等级压迫造成人民赋役沉重，生活疾苦，统治者奢侈享乐，赏无功之人，耗尽国库置办车马、衣服和珍宝，奴役人民修建宫室，准备奢侈的棺椁和衣物，导致百姓受苦，财物费尽，而"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5]究其原因，墨子认为"起不相爱"[6].儿只爱己而不爱父，弟只爱己而不爱兄，

　　臣只爱己而不爱君，便会损人而利己，这是所谓的混乱；而父不爱儿，兄不爱弟，君不爱臣，这也是天下之混乱。人之不相爱，甚至不能做到各亲其亲，完全只顾自身利益，不能推之于人。家庭和国家之内尚且这般不相爱，国家间则不可避免也是这般乱象。"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大乱物，具此而已矣。"[1]如此，天下焉能不乱？于是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2].所以说，墨子提出"兼爱"主张，既是混乱的政治局面的产物，又是对社会状况提出的改善之策。

　　同时，诸侯各国均期望通过兼并战争实现统一国土的宏大目标，这便需要谋士以表达政治观点和见解，通过对他国政治事务、军事实力的分析，为君王提供谋略。如此，诸侯纷纷招纳贤才以满足政治需求。这为思想家们对如何恢复社会稳定与和谐、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提出自己的愿望和主张提供了政治舞台。满怀改变乱世的期待、身负下层人民的期许，墨子倡导停止战争，谴责统治者对百姓万民的奴役，同时身体躬行，"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3],奔走于各国间传达自己的"兼爱"主张。

　　三、官师分离，文化繁荣，百家争鸣

　　夏、商、周朝官师不分，政府官吏便是掌管和传授相关知识的人，由世袭而来。官员不能随意传授知识，应当作为部门长官来招收学生，学生从而也要拜师于官员，如此才能学习到专业知识和技术。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师传于官吏，只有贵族子弟有此权利和机会，下层人民是无法学习文化知识的。由于诸侯间战乱频繁，导致社会礼坏乐崩，政府的许多职能逐渐丧失，此类官吏则分散于诸侯国，甚至落入民间。此后，他们便以私人身份依靠自己的专门才能或技艺为生，从官转化为了师，出现了官与师的分离，产生私学，原先由贵族大夫控制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情况不复存在，人们学习知识和技能的限制逐步遭到瓦解。官师分离致使私学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便促进了思想家们的思想解放，由此产生不同思想而形成诸多流派。由没落的贵族弟子、官员和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士"阶层不断壮大，他们拥有文化知识和专门技能，并不断传播，使下层人民也能够接触和学习文化知识，而不仅仅局限于贵族阶层之中，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混乱的世道为思想的自由提供了有利条件，造就了诸多学术界的"英雄".各家学派竞相出现，宣扬自己的主张，以期统一人们的思想，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而出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盛况。诸侯各国为实现富国强兵，吸收各派思想，给予学术探讨的自由。如此，便为思想家们进行学术交流、宣扬各家思想提供了条件，推动了思想上的解放。以墨子为代表的"士"阶层提出倡导平等的"兼爱"思想，为百姓的生存发声，为小生产者的政治权利呐喊，具有民主进步性。同时，诸子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也促进了各家思想的发展。正是在此文化环境下，墨子提出并积极传播自身思想和主张，创建了与儒学齐名的墨家学说，其"兼爱"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兼爱"思想的理论渊源

　　墨子"兼爱"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上古三代圣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代表的"兼爱天下"之治道，二是儒家"爱人利民"之观念，三是道家"天地不仁"之思想。它们共同影响着墨子的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墨子"兼爱"思想就是在借鉴圣王治理天下之术的基础上，在与早期儒家、道家学说的相互学习和辩驳中建构起来的。墨子曾学于儒，而后非儒，从墨家与儒家的师承结构分析，墨子的思想中定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成分。相较于儒墨间概念表达的相似之处，墨家与道家在思维方向上则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两者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气质。

　　一、圣王"兼爱天下"之治道

　　墨子的"三表法"[1]中的第一法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2],判断是非的标准之一便是要向上依寻古代圣王明君的事迹，墨子常引上古三代圣王明君"兼爱天下"的治道，这便是对墨子思想渊源最好的说明。上古圣王之事即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代表的三代圣王之传说，由夏商周典籍收录或通过民间传说而被后世所知晓。墨子在阐述其主张时，常以上古三代圣王治理天下的事迹和胸怀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实则是将圣王之治道引为政治抱负的一个代名词。"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

　　墨子认为，无论是言语或是行为，都应以上古圣王的言行为标准，所以墨子通过圣王之事论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也为天下之人能够行"兼爱"提供了传统行为的典范。

　　"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于禹求焉……于汤取法焉……故兼者圣王之道也。’"[4]现在说"兼相爱、交相利",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墨子自述自己从圣王书写在简帛、刻在钟鼎石碑、雕在盘盂上的内容中获悉这些的。《泰誓》记载周文王治理天下就如同日月般，其光芒普照大地，遍及天下各处。这里实则是体现出周文王对待天下百姓能够一视同仁，将其大爱普照万民，无所偏袒，此即周文王之"兼爱".可见，墨子是受到周文王之治道的影响而提出"兼爱"主张的。墨子依次论述了文、禹、汤王兼爱天下百姓之圣道，以此论证其"兼爱"思想的合理性。"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1]

　　这体现出其思想之核心——"兼爱"的精神是借鉴于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代表的明君"兼爱天下"之治道。应当注意的是，《墨子》书中提及禹高达 56 次，对禹克己节俭的品质高度认同。"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2],庄子认为若达不到此状态，便不足以称之为墨者。如此便可以看出墨子对"禹之道"的推崇和效法。但是，我们不应形而上学地认识"禹之道",正如不应机械地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3]."墨家思想源于‘禹之道’实即与源于‘清庙之守’说一样，不能单列为一说。"[4]从对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论述内容来看，墨子并非只是认同禹之做法，同时对尧、舜、汤、文王、武王和周公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5]、"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6]等。可见，墨子"兼爱"思想的渊源是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兼爱天下"的情怀和政绩。

　　二、儒家"爱人利民"之观念

　　墨子最初学于孔子，孔墨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墨子也承认儒家思想具有"当而不可易"[7]之处。墨子在对儒家思想中"爱人利民"观念有所借鉴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其"兼爱"思想。

　　（一）借鉴"泛爱众"思想

　　孔子提出"泛爱众"与"爱人"的主张，认为这是圣人之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8]"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儒家"泛爱众"的理念要求将爱普洒于百姓万民以改善民生，这其中包含的爱人利民的精神对墨子"兼爱"具有引导作用。"兼爱"要求爱人如己、爱天下之人，是借鉴儒家"泛爱众"的相应思想。

　　因儒家学派与墨家学派的阶级基础有所差异，其维护的阶级利益也必然有所差异，其"泛爱众"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异于"兼爱"思想的。孔子提出"仁爱"的观念，是为重建周礼中尊卑有序的伦理制度。儒家观念中"爱"和"仁"是密不可分的，认为"克己复礼为仁"[10],而"仁"受周礼的约束，"礼"的核心是封建等级制度同家庭血缘关系的统一，这充分体现出"礼"的精髓为明贵贱、别亲疏。可见，虽然"泛爱众"倡导爱人，但建立在等级差异基础之上的爱只局限于王室宗族间，是有差等的爱。在墨子看来，这种"爱"是有差的，不是"兼爱",是"别爱".墨子来自小生产者之中，为维护此阶层人民的利益，主张爱要冲破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的界限，倡导无差等地爱天下之人，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批判和发展。

　　（二）继承发展"义利"观念

　　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见利思义，义然后取"[2].孔子重"义",但也不否认"利"的合理性。他认为君子求私利是合理的，但是应当以"义"取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3].他反对统治者过度追求私利，但不反对劳动者获取实际利益，呼吁"使民以时"、"庶民"、"富民"、"教民"[4],同时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5].孔子对"义利"关系和"利"的作用也讲得很明确，"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6].用礼来推行道义，用道义来产生利益，用利益使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义"在孔子看来，是天下人之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墨子的义利观吸收和借鉴儒家"义利"观念。其一，"义"为最高原则，"万事莫贵于义"[7].同孔子一样，将"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其二，墨子所说之"义"是天下万民百姓之利。墨子较少提及个人私利，认为个人私利应当在不违背"天下大利"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因此，墨子通过"兼爱"而追求的"天下大利"同儒家利民思想指向相同。其三，墨子愿"杀己以存天下"[8]只为"义"字，将"义"看得无比重要，甚至重于生命，这点与孔子"杀身成仁"是一致的。其四，墨子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义可以生利",对于"利"的作用和功效而言，墨子认为："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9]

　　这与孔子关于"利"的作用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墨子在继承儒家"义利"思想的同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贵义"的主张。相较之孔子，墨子不仅"贵义",同时"尚利",也就是所谓"义利并重":"义，利也"[10].对于"义"而言，"利"是其出发点，也是其最终效果，"利"是其思想中道德准则的指向，而"义"则是实现"利"的手段和方法。其"贵义"的内涵则演变成墨子的"兼爱"主张的实施途径："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11],天下万民通过互爱互利达到天下相爱互利的局面，所有一切均要以"施利"为途径，落实到"获利"之上。

　　可见，儒家的语言体系和概念范畴与墨子的话语体系存在明显的师承关系，墨子"兼爱"思想及其义利观基础都是源于儒家相关理念。墨子"兼爱"思想的内在精神虽与儒家思想相异，然而在道德指向上，墨子理念与儒家有相同之处，对"义"的引导和对"利"的追求是其共有的理想目标。孔子中庸，因而讲得圆通；而墨子激进，倡导"兼以易别".墨子"兼爱"思想是由儒家思想中相关理念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其目的都是为改造无道无义的乱世，所谓"殊途同归".

　　三、道家"天地不仁"之思想

　　道家的"天地不仁"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关于"天"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公平对待这一认识上具有相似性。当然，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异于墨子相关理念的，面对乱世，二者形成的认识方向和现实选择也大相径庭，我们不应过分强调道家相关理念在"兼爱"主张产生过程中的主动影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这里旨在表达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万民一视同仁。人类自身由于主体观念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万物。道家所谓"不仁",与普通意义上的仁义观念有所不同，旨在表达上天一视同仁地对待世间万物，不偏不倚。上天对待人类和自然的公平态度，即"天地不仁"思想与"兼爱"体现的公平正义之爱是相符的。墨子举文王"兼爱天下"如同日月兼照天下之无私一般便是如此。"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2]

　　"慈"是老子所谓三宝的其中一宝，其包含的便有公平不偏颇的内涵，与"兼爱"理念也有相通之意。"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3]

　　其中，天地对世间万物均公平无私的认识得以传递。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天"对世间万物无所偏私，同时是具有意识和判断的"人格神",所以，道家的"天地不仁"与墨子提出的"天兼爱天下"在普通层面上是完全不同的，在现实中的回应和举措也是有相当之差异。墨子和老子思想同源于上古文化，墨子与老子思想有相通的一面，但亦有很多同中之异，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这一异同，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