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技术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启示

　　关于庄子思想的论文第五篇：庄子的技术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启示

　　摘要：庄子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建构出“人”“技”“道”统一的人与技术有机发展系统,通过源头认知与矛盾化解,将技术及其发展置于“人”在“道”的价值体系制衡中。庄子同时建构了一群精于技术、通于至道的技术思想家形象,将传统的技术定位由物质操作转向人文塑造,并立足生态维度引导人类的技术发展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庄子的技术思想启示现代社会重新思考技术在有机发展、生态伦理层面的发展进路,以及技术工作者与文化工作者的职能融合与技术的文化塑造问题。

　　关键词:技术;有机发展;生态维度;技术思想家;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Zhuangzi constructed a dynamic development system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which consists of “human”, “technology” and “Tao”. Through the source recognition and contradiction resolution, Zhuangzi placed tech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balance with “human” under the value system of Tao. Meanwhile, he also constructed the images of a group of technological thinkers who were both proficient in technology and Tao,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orientation from material operation to human shaping and guide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nature i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Zhuangzi's technology thought can enlighten peop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to rethink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technology in systemat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thics, and also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workers and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humanity shape of technology.

　　现代技术哲学源于工业化以来人们对技术与人类综合发展问题的反思。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已经开始思考技术与人的发展问题。吴国盛先生曾指出中国的技术哲学需从“根”上抓起，在庄子的思想中探究技术问题是从传统文化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路径。1发掘庄子的技术思想，应从“道”“技”“器”入手，围绕技术与人、技术与生态环境、技术的行为主体，剖析庄子对技术的综合定位，以及其对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进路的借鉴价值。

　　一、道、技、器：庄子的技术思想中蕴含的三个要素

　　（一）“道”

　　庄子云：“道，理也。”2（《缮性》）“道”通理，通规则、规律，具体表现为天地的运行规律与人的行为准则。庄子从“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展开对“道”在规律层面的思考，认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将自然运行规律层面的道视为“天道”，指天地自然以无为的方式成就万物，并受万物敬重。“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庚桑楚》）“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天道》）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与自然万物的成就同样离不开对天道规律的遵循,可以说道决定万物存在发展的作用有普遍规律的含义。3“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则阳》）“天道”不偏私，始终以无为的规律运作而不扰乱万物存在的本然。而在现实中庄子把人践行、养成的行为规律称为“人道”。人的积极有为与生命的劳累共存，二者与天地的无为而无不为形成对照。人的行为受限于自身的利益、喜好，其行为规律与“天道”无为、无私的规律特质背道而驰。所以，庄子感慨“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在宥》）正是看到人的行为规律与天道运行规律相悖，所以，庄子坚持“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在宥》）认为人的行为应“循道而趋”，效法天道无为。如果说庄子提到的“天道”通过天地万物的存在与运行彰显自身，那么“人道”则既包括人类积极有为的行为常态，也包含行为实践向“循道而趋”的动态转化，这是庄子思想中技术行为的立论基础。

　　（二）“技”

　　庄子在《天地》中提到“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这里蕴含“技”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兼于事”，用于处理事或物，指出技术通常意义上的实践操作性；另一方面，技术可以通达“事”“义”“德”“道”，与形而上的认知理性相贯通。庄子在寓言中多次就“技”的形而上学维度展开刻画。

　　“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徐无鬼》）工匠擅长“斫”，即用斧头砍，正是因为对“斫”的技术和速度把握娴熟，才能做到在不伤害到人的情况下把人鼻端薄小的污点砍掉。工匠此处呈现的技术显然属于常见的器具操作性。“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列御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达生》）朱泙漫的屠龙技术与赌者的赌技巧拙，二者在表达处理事或物的技术行为理路。这种方法层面的技术认知，在技术创造物质与推动社会进步的文明进程中延续至今。

　　庄子对技术的认知深入到现代技术哲学反思的内核，表现为技术与“道”的贯通。“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庄子塑造的庖丁通过解牛之技体悟“道”。庄子本人也在反复通过“技”认识“道”，认识、体察“道”本身就是庄子思考技术问题的重要目的。庄子将“道”与“技”相连，强调合于“道”才是“技”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吕梁丈夫的蹈水之技中做到了“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达生》）梓庆削木为鐻“器之所以疑鬼神者”在于“以天合天”（《达生》），合于“道”是鐻被惊叹为神工鬼斧的原因。“技”的成就在于其对“道”的遵循，对技术的认知只有延伸到“道”的层面才能真正实现其对人的深层塑造。道，“覆载万物”（《天地》），“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天道》）。它贯穿于万物之中，自然也包括技术活动。技术操作者与众人皆可平等认识“道”、遵循“道”，这为庄子通过技术教化人文，让人与技术在“道”的整体维度实现共生发展的理想提供了可能。

　　（三）“器”

　　“器”是通于具体操作、实践的工具器械。“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秋水》），“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徐无鬼》），“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天下》）。冲城的梁丽、百工器械、橐耜以及“荃者所以在鱼”“蹄者所以在兔”中的捕鱼和捕兔工具，这些器具或者作为技术的产物，或者作为技术活动得以运作展开的载体，均融合了人类文明的精神与物质双重属性。4

　　庄子借助于“器”的形象来分析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他指出，“名，公器也。”（《天运》）把“名”视为天下共用、共同争夺的对象。“凡成美，恶器也。”（《徐无鬼》）通过美恶相生的道理，将美喻为恶之所成的器具。“天下大器也”（《让王》）把天下视为贵重的东西。“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天运》）把此八者看作统治阶级整治百姓的工具。“器”的本然概念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庄子则进一步在文学表述层面延伸“器”的社会实践性，始终延续着其通实践、系操作的一面。

　　庄子将“道”置于“天道”与“人道”的规律层面引导人的行为“循道而趋”，同时将“技”视为联通“道”（天与自然）与“器”（人的行为实践）的中介，使“技”兼具贯通“道”与“器”的特质。对“技”与“器”的操作和对“道”的认知与效仿均需以“人”为中介才能实现。因此，在“技”中，庄子实现了“道”“器”“人”三者的统一。

　　二、庄子对人类技术行为的认知与反思

　　庄子通过寓言中理想化的技术行为构想技术的存在方式及其人文意蕴。在其技术思想中，既以“道”为统摄，在整体视域中反思技术活动，又审视包括技术活动在内的人类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时，还对技术工作者在技术创造之外，展开人文塑造维度的构想与设定。

　　（一）通过“人与技术有机发展系统”审视技术活动

　　庄子从认知源头上审视“技”的应然存在状态，认为“技”应与“人”“道”之间保持平衡张力。庄子认为“技”的存在、发展均有赖于“道”的导引和人的参与，故而“技”是具有灵魂、灵性的。“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管子校注》）百工巧匠的绝技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成就，而是均可通达于“道”。真正能成就“技”的人，其“技”与人自身相统一。吕梁丈夫直言自己的蹈水之技：“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此吾所以蹈之也。”认为其“技”的养成与生命的运行是一致的。“技”的理想存在状态是“人”“技”“道”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平衡，这一系统的稳定有赖于人，尤其是人之“心”的参与。在厘清“技”的应然存在状态之后，人作为系统中的能动主体，在应然的价值规约之下用“心”维护系统稳定。

　　源头维护是通过“心”来感知与维持“人”“技”“道”的系统稳定。庄子看到人“心”与“技”的碰撞可能萌发“机心”。在“机心”的推动下，“技”为“人”带来便利，“人”推进“技”的便利化，二者脱离“道”的制约而互相推进陷入单线循环。“技”与“人”丧失“道”的意义制约之后，三者的应然系统失去平衡。此时人心可察觉到系统失衡，发觉自身“丧己于物”。这样失衡的“人”“技”系统在其产生的主体认知源头便会遭到否弃。庄子认为“技”的发展应与人的自身发展“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之间平衡。“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缮性》）蕴含“机心”的“技”可让人“丧己于物”，而成为“倒置之民”。此时“人”与“技”均失去“道”的制约，脱离“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一致性的轨道，人丧失与“道”的相通性，最终倒向物质、功利。这样的“技”在其诞生之初便遭到系统自身的否定、抛弃。

　　庄子在认知源头把握技术，肯定人在技术存在过程中的主导性。系统的平衡与维护是人基于认知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控，以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埃吕尔认为技术具有“一元性”，认为“对于技术的使用来讲，只有一种方法，一种可能性，否则就不是技术自身”5。技术与技术的唯一使用，二者之间呈目的一致的有机整体，这是埃吕尔的认识，也是庄子的态度。庄子的“丧己于物”与埃吕尔的技术的错误使用，二者一东一西、一古一今，都在源头认知层面支持技术与技术的使用同一，意在技术使用之前从人的认知层面将错误的技术使用倾向制止。

　　如果说源头否弃是技术发展的理想化开端，那么现实中包藏“机心”的“技”才是技术存在的常态。庄子对此提出了“技”由现实困境转向理想状态的化解方法。首先，通过对现实功利层面的“忘”来消解心与手、手与物、心与物之间的隔阂。在“宋元君将画图”的寓言中，这位真画者在其作画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表现出对名利的“忘”。忘却名利、无心名利才能真正在作画的过程中达到止于心、应于手。人对外在名利的“忘”是技术超脱个体私利，使人与技术的展现通达于“道”的前提。

　　其次，“机心”是“技”运行发展的障碍，其化解有赖于“心”的运作。庄子提出“心斋”，以“心”忘却名利之后所处的寂静澄明状态来远离“机心”，并用“心”专注、凝神于手中之“技”。以庖丁解牛为例，庖丁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抛开感官的感知，专注、凝神于手中的技术活动。庖丁自述其解牛“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通过“怵”“止”“迟”这三个动作可直观庖丁行为谨慎、眼神专注，在专注之中解牛操作有急有缓。正是庖丁做到了“心斋”与“凝神”，所以即使文惠王在场，其专注和用心也都集于解牛一事，在此过程中庖丁、解牛技术的发挥与牛的被解状态三者合一。这种技术运用的过程表现为一种“无意识而又合目的的行为状态。其效能不仅令观者惊奇，表演者也自得其乐。”6以专注与空明的心境展开技术活动，表现为基于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对“技”“人”“道”的动态维运。

　　庄子通过“心”的参与将人在技术运行中的主导性突显出来。面对技术与人的矛盾发展态势，庄子用“心”把控技术方向，就逻辑层面而言早于海德格尔“沉思的道路”。海德格尔认为：“这里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7庄子与海德格尔都将人视为技术真正赖以存在的根本，认为只有用精神维度的“心”或“思”才能真正在技术时代守住人的本真。人与技术融合发展既是技术的理想存在状态，也是人运用技术的同时保持自身主体性的理想状态。“技”与“人”最优融合状态即合于“道”的状态，与之对应的是心与手、手与物、心与物之间不再有隔膜和距离，而是“人”“技”“道”三者形成有机整体。

　　（二）生态维度的技术思考

　　人对自然的破坏是庄子审视技术问题的起点。庄子提醒人类关注技术与器械对自然万物造成的伤害。“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胠箧》）“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山木》）技术发展创造出弓弩、网罟、罗落等器械，人围绕自身利益不断创造、操作技术，其运行有悖于道的规律，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模式。庄子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不妨碍自然本然存在方式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庄子以传说中的“至德之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庄子描绘的是早期人与自然相处没有舟梁等“器”，不存在技术对自然的压制。但庄子并不反对单纯的器械或技术的存在，也并非苛求回归摒弃技术的原始状态，而是寄希望于技术、自然万物与人能够在合于“道”的和谐状态下共同发展，憧憬人类重回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模式。因此，庄子从生态维度将技术置于“道”的至高法则审视之下，以此制约、引导技术的发展向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回归。生态失衡源于人对万物的认知态度是“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秋水》），将人与万物置于不平等的认知场域中，突显人的能动主体性，而把人的技术行为对自然的压制与索取视为万物存在的根本价值。于“道”而言，则“物无贵贱”，人与万物平等共存，人的技术活动以此为参照。万物、技术活动与人都循道、守道，才能在成就技术的同时让技术造福于人。

　　庄子对生命的敬畏回应了人类经验实践与自然主义认知。庄子用自然规律解读“天”与“道”，在神话人类学之外敬畏技术并呼吁人类创造合于道的技术，用合于道的方式操作技术。庄子直言百家众技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天下》）。百家将作为整体存在的人与自然割裂，从人与自然万物对立的角度借助技术破坏自然，这同时也是对作为整体的“道”的破坏与分裂。8历史上技术的出现促进并保障了人类的发展，早期从万物有灵论的视角认识技术表现了人类敬重神赐予人类生存的工具保障，可以说人的敬畏之心基于技术与工具却落脚于神灵崇拜。9从人类劳动实践发展史而言，技术在无限趋向于人类利用、主宰自然万物的工具。庄子对技术的认知回归经验自然层面的“天人不相胜”（《大宗师》），庄子敬畏技术但并不支持借助技术力量宰制自然。他始终认为人类无论与自然的互动是否借助工具技术，人与自然的相处始终遵循“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知北游》）

　　庄子在生态维度的技术认知肯定了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在价值合理性层面的相互依存性，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10庄子看到了“技术的发展应当与人的生命有机体的本源是一致的，技术方案的发展同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是一致的，技术价值应当是同人和自然协同进化是一致的”。11这是庄子对人类依托技术发展进路的整体性前瞻，也是当代技术发展的必然进路。

　　（三）构想兼通“技”与“道”的技术思想家

　　庄子建构了一群兼通“技”与“道”的人物形象，将其视为阐发技术思想的人物载体。庄子笔下技术绝妙的人物形象与普通技术从业者均为社会底层从事手工技术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不同之处在于：首先，二者的技术卓越程度不同。如解牛的庖人众多，而技术登极、通达至道的只有庖丁，其他解牛者则只是良庖或族庖。只有庖丁这般技术卓越者，才是庄子选择阐发思想的主体。其次，二者对其技术及其运作方法的认知不同。解牛者庖丁直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承蜩犹掇的痀偻者也说“我有道也”（《达生》）。他们可以以一己之技感悟与呈现技术之外的生命至道、至理。而普通技术手工业者，则止于操作和认知的浅层，尚未通达深层的思想体悟。此外，二者受庄子的重视程度不同。庄子对普通技术工作者的描述主要用以对比突出其塑造的理想化形象。《田子方》中的众画工“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是为了突显真画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养生主》中提到良庖和族庖，“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是为了突出庖丁的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表现其超群技艺。

　　此外，庄子笔下的技术工作者被赋予崇高社会地位，享有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所独有的尊崇身份。众所周知，孔子以师者的身份办私学，门下弟子众多，孔子本人也曾多次为诸侯王解惑，因思想与智慧而备受尊重，甚至被后世尊为“至圣”。庄子笔下的技术工作者同样可以为帝王解惑。在寓言轮扁斫轮中，轮扁斫轮时堂上坐的是齐桓公，轮扁用自己悟得的斫轮的技术哲理，向齐桓公传授读书的精要之道；寓言梓庆削木为鐻中，梓庆削木为鐻之后向鲁侯解释自己惊鬼神之作的鐻之所以能实现，有赖“静心”“坐忘”等前期的技术心态调试；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庖丁解牛时在一旁观看的是文惠君，并让文惠君悟得养生之道；等等。这些技术工作者甚至可作为孔子的老师，寓言痀偻者承蜩中，痀偻者通过给孔子讲其承蜩技术的养成过程，教孔子明白凝神之要妙；津人操舟若神的寓言中，操舟若神的津人通过颜渊间接使孔子悟得技术的养成，与不受外物所累的重要性，得出“凡外重者内拙”的感悟。

　　庄子建构的这群精于技术并通于至道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可谓技术思想家。之所以说他们是技术思想家，是因为虽然他们身怀绝妙技术，但其技术并未止于工具器械在人类生存中的物质依托性表现，而是借“技”体悟、传达至道，形成对社会、生命、价值等人文精神的体悟与传播，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思想家的身份。正是因为他们在“技”的物质操作基础上形成思想认知理论，并用以指导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所以他们的社会影响基本等同于庄子、老子、孔子等现实中的思想家。鉴于其技术操作与人文塑造的双重能力表现为技术思想家。用现代技术哲学的认知而言，他们的技术思想家身份融合了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家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的双重认知。12这群技术思想家的建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整体思维在早期技术思想探索过程中的体现。庄子对技术工作者的能力定位表明其对技术的人文塑造功能的敏锐直觉。

　　三、庄子的技术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启示

　　庄子建构的人与技术有机系统为化解现代人与技术发展困境提出新思路。庄子塑造的人与技术有机系统，致力于维护人类与技术共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自身主体性。相对于现代社会对技术本身的拓展，人们对技术引发的相关价值、伦理问题的反思相对滞后。在技术存在的人文领域，人类思想生态贫乏，显现出一系列技术发展下人类生存的不适应性。13就技术引发的异化问题而论，哲学家们一方面通过伦理价值层面予以引导，另一方面主张技术工程与人文社科的学科交叉，通过不同领域专家的交流对话探索人与技术发展的进路。伦理价值思考主要在技术引发的具体问题显现之后才会受到关注，且主要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技术实践的前瞻性与全面性。学科交叉通过组织学术会议为工程师和哲学家的交流提供条件，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但理论引导与学科交叉所面临的时代环境是社会职业分工细化，不同领域的专家趋向于精英化、人数少、圈子窄等特征，不同的领域交叉在实践中难以超脱固有领域的认知隔阂与偏见。庄子给出的答案与此二者不同，通过建构人与技术有机发展系统来化解技术创造与操作过程中人的“丧己于物”，将技术实践与人文反思相统一，在创生矛盾的系统内部消解人与技术发展的不适应性，避免了技术展开过程中不同领域中主体的认知差异。或许庄子的思路正是未来化解人与技术发展困境的内在突破口。

　　庄子对技术人文塑造性的认知为推进技术普遍化与文化大众化的融合带来新启发。技术普遍化表现为人类的生存处处依托技术产品与技术活动，研发高新技术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争相突破的时代发展制高点。文化大众化则依托传播媒介实现了普通民众接触文化元素的时效性与文化内容的广谱性。兼容二者的技术文化生态体系以生态路径、有机方式推进技术发展适应时代特征。技术向生态、机体方向的文化视域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一步是技术从应用操作性向功能塑造性的转化。庄子通过技术在行为操作过程中的“凝神”“心斋”等人类主体认知与意识维护技术，在此过程中人以“神遇”“物化”的方式与技术操作相融合，在技术活动中实现对至道的体悟与践行。在道的关照之下，技术活动表现为导向并承载人自身生命价值追求的功能性存在。换言之，庄子技术思想中的技术早已突破操作性的传统束缚，实现了与人文价值维度的功能性融通，其人文价值功能得到彰显，最终通过技术活动推动实现人的生命自由与价值意义。在庄子生活的时代，技术活动主要由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传承推进，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则由统治阶层主导。由于技术从业阶层文化理论层次较低，故而庄子对技术与文化实现融合的构想难以付诸实践。现代社会技术高速发展、普遍应用，文化教育普遍共享、传播迅捷，这些时代特征为技术冲破功能操作性的历史认知局限提供了可能。技术的发展进路有赖于将技术的人文功能落实到广大技术从业人员、技术接触者与见证者，将对技术的人文精神与价值意义考量渐变成一种技术与文化发展领域的社会常态。

　　庄子的生态价值伦理观立足技术发展的机体源头引导人类就内在认知维度反观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发展进路。虽然，庄子怀念上古时代技术产生之前人类“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但他深知技术的发展无法倒退，未来只能将技术与人的发展置于同一生态系统。庄子看到的人与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演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困境。庄子的技术思想中人类的行为活动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未来憧憬是现代人文与自然学科领域共同致力探求的发展路径。现代社会呼吁用整体、和谐、系统的生态思维重新审视技术发展之下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呼吁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寻求发展出路。然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仍主要在经济与消费的驱动下展开，彻底根除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反生态性有赖于建构技术与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伦理认知。庄子的生态价值伦理将人与自然以及技术的存在置于“道”的统一制约之下，将三者的动态运行均引向“循道而趋”。就其根本而言，“道”本身是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人物在人类认知维度建构的伦理统摄，其对人与自然的发展制约实乃人基于自身伦理认知对人类自身及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发展的制约与引导。“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局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里、文化。”14庄子就伦理价值观的系统性内化将消解人与自然的习惯性对抗，从内在认知源头与外在伦理制约的双重维度保障技术、人与生态环境的发展路径和谐统一。

　　庄子笔下的技术哲学家赋予时代工匠新的文化价值创造与传承使命。未来社会兼具人文情怀与价值责任的技术哲学家（或哲学家技术工作者）才能真正肩负起人类的技术创新、创造与传承。庄子建构的技术哲学家既精于技术操作与创作，又通达人的生命与社会发展的精髓。现代教育体系下，职业分工细化促使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的身份定位主要倾向于自身领域的技术创新、创造与运营，对文化价值的塑造与传承则让位于文化工作者，致使技术与人文发展分散、不同步，出现了“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控制自然而满足主体需要的过程中，技术成为主体的异己力量并且反过来反对技术主体。”15即技术的异化。这也是庄子反复强调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反面，人受制于技术成为“倒置之民”。庄子认为要改善这一人的发展错置，技术工作者本人应担起相应的人文责任，将自身的技术工作者身份转为技术哲学家。庄子笔下的技术哲学家可以启发现代技术工作者重新认识自身身份,在推进技术操作与创造的同时担起技术维度的人文精神塑造与传播责任。人类的进步要以增进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为目标，16技术的进步与人文精神本应同步推进。当技术对个人存在方面作出贡献，并提高其价值，而不是以力量为中心的观点限制人的生活时，技术将得到进步。17庄子的技术思想始终以人的发展为主题。其在技术维度的人文认知为消解现代技术、社会与人的发展困境提供了一条朴素、辩证的有机路径。在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世界的时代思潮中，庄子的技术思想作为早期技术的哲学审视，对于激活技术新时代人类文明的有机发展会带来深远影响。

　　注释

　　1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技术的哲学追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2本文所引《庄子》均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下文仅标注篇名。

　　3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4(1)陈凡、徐昕:《技术文化与“学以成人”》,《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1期。

　　5(1)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John Wilkinson, Alfred A knopf. 1976. p. 97.

　　6(1)陈少明:《“庖丁解牛”申论》,《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

　　7(2)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38—1239页。

　　8(3)马得林:《“技进乎道”与“道通为一”——关于中国传统技术思想的形而上考察》,《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9(4)古人认为在工具(以及武器)中存在着神灵,它会帮助或阻碍人的能力,因此,加工或者使用工具前一定要先作用于这些神灵(通过祭祀或祈祷),否则就会失败或者致使工具失控,转而与人类对抗。参见罗津:《技术哲学:从埃及金字塔到虚拟现实》,张艺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10(1)席书旗、张玉梅:《道家文化视角下现代生命科技伦理观的构建路径——以老庄思想为切入点》,《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1(2)郝栋:《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解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7期。

　　12(3)米切姆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一书中提出技术哲学“两种历史传统”理论,认为技术哲学在历史上主要沿着亲技术和分析技术展开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倾向于批判技术并解释技术展开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

　　13(1)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4页。

　　14(1)[美]欧文·拉兹格:《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15(2)闫坤如:《技术设计悖论及其伦理规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

　　16(3)汪堂家:《对“进步”概念的哲学重审——兼评建构主义的“进步”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7(4)[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