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以出世为目标的传统道家,还是以入世为特征的传统儒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圣人看做是道德标杆与至高理想。《淮南子》作为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体,兼收儒、墨、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学术巨着,在圣人的问题上,同样具有兼收各家,尤其是道、儒两家圣人思想之特色。《淮南子》圣人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圣人具体是指哪些人,承担着何种角色,有哪些特征等。
一、圣人是谁
“圣人”一词,在《淮南子》中累计出现了 223次①,仅次于出现 609 次的“道”②,而远远超过出现 60次的“无为”,足见“圣人”在《淮南子》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圣人是谁? 或者说,圣人具体是指哪些人? 对于这一问题,《淮南子》诸篇进行了不同回答。《诠言训》指出“有圣名者,尧也”[1]468,似乎仅认为尧是圣人。《原道训》有“泰古二皇”[1]2之说,“泰古二皇”即指伏羲与神农两位圣人。《修务训》提出了“五圣”的说法,这五圣是指“神农、尧、舜、禹、汤”,并认为“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1]632。《主术训》中有“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 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1]310—311之言,据此,《淮南子》又将尧、舜、禹、汤、文、武列为圣人。《齐俗训》亦有“七十余圣”[1]361之说,但“七十余圣”泛指西汉之前有所作为的君主,并不能与前面所列诸位圣人相提并论。因而,大致看来,《淮南子》之中的圣人一般是指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等人。
二、圣人的角色
在《淮南子》中,道是最根本的东西,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1]1。正因为如此,圣人角色也是与道须臾不离的。总的来看,在《淮南子》之中,圣人的角色主要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治世者。
( 一) 体道者
《淮南子》认为: “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然其乡之诚也。”[1]559“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表明了圣人体道、求道的虔诚之心和矢志不渝。正因为如此,故而圣人不仅能够“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1]368,“盛而不衰,盈而不亏”[1]672,而且能够“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1]362。
那么,对“道”深有体悟的圣人会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首先,他神游四方,与万物相终始: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与万物终始。”[1]2其次,内心逍遥,不以外物失其乐: 即使“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滖灖,浸潭苽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1]37,“内通天机”的圣人依然“不失其所以自乐也……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1]38—39。
( 二) 载道者
《淮南子》认为,圣人通过“不化”者来应对天地万物: “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1]486何为“不化”者? 《原道训》曰: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1]2“泰古二皇”是指伏羲与神农两位圣人。“道之柄”———道之枢要即是“不化”者。这即是说,通过对道的体悟和吸收,伏羲、神农等圣人已把握了道的要领,由道的体悟者上升为道的承载者。圣人为何可以载道? 《淮南子》认为,圣人的处世方式是“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1]432。圣人正是由于得到了“道之柄”与“道之本”,成为载道者,从而能够恩惠万民、泽化 天 下: “圣 人 在 位,怀 道 而 不 言,泽 及 万民”[1]196; “圣 人 者 怀 天 心,声 然 能 动 化 天 下 者也”[1]664。“天心”即“道”,由此也可以说,圣人作为载道者,其对道的承载正是通过承载道的化泽天下的重要功用来实现的。
( 三) 践道者
《淮南子》认为,圣人如天地一样胸怀万物,无所公无所私、无所亲无所疏,具有顺应阴阳、四时的品格,这注定圣人能够效法自然、天道: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亲无故,故能法天。”[1]674故而,圣人自然能够遵循天之道、天之理,顺从天道法则,与天道相谋合: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 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 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 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1]469—470“遵天之道”“循天之理”“与天为期”“从天之则”体现了圣人不仅是体道者、载道者,更是理想的践道者。由于圣人以道为尊,与天相合,所以圣人践道时“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1]446。
( 四) 治世者
圣人是理想的践道者,这必然使其成为理想的治世者。“无为者,道之体也……无为制有为,道之术也。”[1]482—483圣人秉道治世,通过无为之途径成就有为之事。
《淮南子》作为治世者,首先追溯了古代的圣人之治,它认为,“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1]226。
但是,在《淮南子》看来,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这种圣人之治已不复存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1]313,因而圣人就要“采善钅且丑,以成王道”[1]313。《淮南子》认为,圣人是遵道治世、顺情治人的: “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 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 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1]670并且,圣人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1]674因而,圣人以上述途径来治理天下,必然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也。”[1]286若这种“圣人得志上位”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必定会成就圣民和谐、乐意盎然的“王道”局面: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 在下,则民慕其意。”[1]321由上述可以看出,《淮南子》中的圣人既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而且还是治世者,圣人的这些角色的紧密联系与逐次递进,彰显了《庄子》所标示的传统道家孜孜追求的“内圣外王”的至高理想。这种理想既“怀抱着‘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社会意识,又具有‘配神明,醇天地’的宇宙精神”[2]7。然而,《庄子》囿于社会战乱,只得把人生理想的重心放在了“配神明,醇天地”的“内圣”上,而不得不将“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外王”追求暂且搁置。
《淮南子》成书于中华空前盛世,国内一统、歌舞升平的时代唤醒了传统道家沉睡已久的“外王”追求。故而《淮南子》中的圣人不仅作为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彰显着传统道家的“内圣”的境界,而且作为治世者,伸展着《庄子》的“外王”之志,凸显着传统道家的“外王”的理想。
三、圣人的品格
由于圣人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和治世者,因而其思想品格、处世方式等都打上了“道”的鲜艳烙印。总的来讲,圣人的品格包括无为、因循、虚静、无欲、察微知几等方面。
( 一) 无为
《老子》有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212,由此将“无为”确立为道家的核心观念。在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那里,“无为”主要是指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在《淮南子》那里,“无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体现出很明显的积极性:“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24在《淮南子》中,“无为”是道的基本内容和根本,“无为者,道之体也; 无为制有为,道之术也”[1]482—483。“无为者,道之宗。”[1]278因而,作为体道者与践道者的“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 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1]24。圣人循道而治,遵道而行,在他看来,“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1]19。所以,圣人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让相干也”[1]40。可见,《淮南子》中圣人的“无为”品格正是对《老子》的“我( 圣人) 无为,而民自化”[3]280“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80的继承和发展。
( 二) 因循
“无为”是内含着因循的,与《淮南子》同宗的《管子》曾说“道贵因”[4]776“无为之道,因也”[4]771,即是这种思想的明确表达。《淮南子》及其圣人观同样包含这一思想。在《淮南子》中,“无为”是道的核心,也是圣人的基本品格; 无为作为圣人的基本品格,自然而然成为其处事方式。但这种“无为”、这种处事方式是通过“因物之所为”而达于“无为制有为”的; 因而,与此相一致,“因循”必然也是圣人的基本品格。圣人治天下“因则大,化则细”[1]669,“能因,则无敌于天下”[1]670。所以,“圣人法天顺情”[1]219,“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1]27。圣人的因循品格主要体现在因物性、因天时、因民性等。因物性是按照事物本来性质或发展规律行事。
《淮南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其自身特性的: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1]17圣人的体道或治世即因循这种天地之性来进行的,比如“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1]670。
因天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说,圣人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以安民、化民、制事、用物。即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时而乐其业”[1]226。“不为物先倡; 事来而制,物至而应。”[1]478另一方面是说,圣人遵循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保证其繁衍生息的永续性,因而圣人主张“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 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 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因民性是指顺应“人情”。“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5]在《淮南子》看来,“凡人之所以生,衣与食也”[1]689。圣人就是遵循着“人情”来治理天下、安和百姓。“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 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 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 三) 虚静
早在先秦道家那里,虚静就成为传统道家修养所追求 的 一 种 境 界,《老 子》曾 说“致 虚 极,守 静笃”[3]134,其后《庄子》提出: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6]秦汉时期,《淮南子》对这种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并将虚静提升为圣人的基本品格。《淮南子》认为,虚、虚无是道的基本属性,“虚者,道之舍也”[1]467; “虚无者,道之所居”[1]219; 圣人作为体道者、载道者,自然而然将虚静作为自己的品格,“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1]77; “圣人贵静”[1]507。并且,圣人将其“无为”品格与此相结合,达到了“以无应有,必究其理; 以虚受实,必穷其节; 恬愉虚静,以终其命”[1]226的自如和愉之境,这也就是圣人之学的宗旨,“欲以反性之初,而游心与虚也”[1]67。具有虚静品格的圣人,抱道守一,游心与虚,不为外界所扰,即使是游悠于江边海滩,驰骋骏马,乘坐华丽车子,眼观《掉羽》《武象》之类的乐舞,耳听激荡清朗奇丽婉转的乐曲等,也不足以使其惑乱精神意志,受诱惑而失去本性; “虽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声,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1]36—37
( 四) 无欲
《老子》曾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老子》那里,“无欲”与“无为”“好静”“无事”一并成为圣人的标志和治世方式。《淮南子》坚持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将“无欲”作为圣人的重要品格。《淮南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达济天下、荣誉满身,全在于“无欲”。“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
贪污之心奚由生哉! 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 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1]70圣人“无欲”,故而他不以人事滑乱其身,不以欲乱其清净之性。“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1]21具有“无欲”品格的圣人对外界事物无亲无疏,抱德顺天,道、德为伴,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安处于形骸之内,精神持守着他的根本,死生都无法扰乱他的精神,达到了至神之境界。“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1]226—227
( 五) 察微知几
《老子》曾说: “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3]248由此来看,在《老子》那里,圣人是“不行而知”的,不出居室即可周知天下,不望窗外即能参透天道。那么,为何圣人具有这种智慧呢? 对此《老子》并未做出明确的解释,“其旨近老子”的《淮南子》则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圣人之所以如此,在于其“察微知几”的品格。在《淮南子》中,道是最根本的东西,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 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在境界上,圣人追求“性合于道”。在“性合于道”的过程中,圣人通过对道的默识和体悟,形成了察微知几的品格,并且这种品格也是圣人的独特标志。《淮南子》在很多地方对此进行论说,“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1]452,“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1]319,“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1]694。
圣人正是因为这种品格,从而能够“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1]283,并最终“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1]283。
( 六) 其他品格
除了上述品格之外,圣人还具有其他品格。在《主术训》中,《淮南子》以文王、武王、周公等人为例,指出“圣人之心小也”“圣人之志大也”“圣人之智员也”“圣人之行方也”[1]311—312。圣人还具有处事谨慎、志向宏大、智慧周全、行为方正的品格。
以上是对《淮南子》圣人观的简单概述,可以看出,《淮南子》以道为基础,塑造了圣人与道相吻合的角色与品格,形成了内容充实、具有一定特色的圣人观。《淮南子》中的圣人在继承道家固有的出世传统的同时,依然具有“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的庄周式的逍遥情怀; 更多地吸收了儒家的入世情怀,比如圣人面对社会混乱,“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1]489,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而这种特色恰恰说明了《淮南子》所具有的以先秦道家思想为根本旨趣,兼采儒、墨、法、阴阳各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还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淮南子》的这一特征,且作者也非一人,故而,在对待圣人的相关问题上,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就拿对待圣人无为的问题来说,在一些篇章中就持否定观点,例如,在《修务训》中认为尧、舜、禹、汤等人“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1]632,如此,“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1]633,但这种前后不一致并不影响《淮南子》圣人观的基本精神与根本主旨。因为,《淮南子》的核心思想是先秦道家思想,这正如高诱所说: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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