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儒家道统论的解读(2)

　　三 分立政统

　　政统者，政体之统绪也。封建制时代，狭指周代，以“立嫡以长”的封建制，其王位世袭，作为政之正统历代相承。秦汉以迄中华民国，行中央君主集权专制之郡县制，则以君主之帝位垂统相递。中华民国伊始，传统政统崩塌于顷刻，遂仿效西方民主政制，以共和制立国。以往对现代新儒家之民主学说的研究没有从道统论的视角解析之，兹对抗战时期新儒家分立民主政统，而复兴道统的理论努力进行学理探析。

　　抗战时期，统摄于道统之下、“政教相维”的传统儒家道统论体系的改弦更张正当其时，其新体系中政统之独立、分立的势趋已是必然，现代新儒家融汇西学，以重构儒家道统论之现代体系。张君劢以英美民主政治为典范，儒西相通，精心构建其“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的设想，以为垂诸后世的立国之道； 徐复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德政理论中探寻自由民主之源，融汇“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致力于对儒家政治理论的修正。

　　1940 年 10 月，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建民族文化书院，以张载四句箴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办学主旨。他以“负起四千年重担，辨明全世界向力”[19]（ P54）自任，致力于中国现代“立国之道”的融构。1938 年，张君劢着《立国之道》，以其所推崇的英美民主政治为典范，开创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外王构想。

　　张君劢持开放豁达之态度，以西学之优长来充实、补正儒家道统论之现代不足，他认为： “唯有扩大自己的见解以容纳众流……以求会通归宿之所，融合中外古今一炉而冶之。”[19]（ P53）他以民主自由为理论基础，对西方“天赋人权”学说推崇备至。

　　张君劢主张以英、美民主政治为典范，构建现代中国民主政治之道。认为其“民主社会主义，却与儒家哲学，完全相通”[20]（ P6）。民主社会主义是风行于 20 世纪西欧之一政治思潮，其与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乃是一种演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此前提下，他提出现代中国之民主国家的构想： “唯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一方面，“求国家之自足自给”; 另一方面，“求社会公道的实现，而奖励个人之自发自动的精神”,综合此二者，而成其总计划。对此，他制定几项原则： 首先是对于国民、国家之私有、公有财产进行界定、分别，其后，则是“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 ……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21]（ P187）。张君劢认为，此种设计“含有改善大多数人民生活之意义”[21]（ P246）。此种构想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即个人应拥有自由发展之权利，而“能养成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以此而为立国、治国之道，则“可以垂诸千百年而不变”[21]（ P264）。自由人权源自欧洲天赋人权之说，张君劢以儒家“天下为公”大同理想与之相比拟，以之为分立政统的现代道统之道。同时，张君劢认为，“天赋人权说源自儒学，是吾家旧物”[22]（ P540），中国当接引进来，作为构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他将西方自由理论与儒家大同理想相比附，或西学中源的考证，均体现其试图通过寻求中西共通的平台来融构现代儒家道统。

　　对徐复观的一生，可以用“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23]一语来概括之，两种主义在他这里融汇为一。徐复观引西方自由主义作为其另立政统之资，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之性善论和德政理论中探求出自由民主的根源，进而“将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导出来”[24]（ 附）。徐复观主张： “中国文化系立基於性善思想之上，……也是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根源。”[25]（ P181）基于性善论之德治理论是徐复观阐发的起点。他提出，由专制转为民主政治，在于“二重的主体性”之改变。他说： “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6]（ P270）主体的现代转换则正是对儒家政治理论的修正。他创造性地提出，将传统政治的从“君心”“道德”入手转换为“从制度上，从法制上解除这个一盾”.唯有如此，政治人物在制度上成为人民的雇员，它就居于中国历史上臣道的地位，而人民则处于君道的地位[27]（ P129）。将具有君主主体和人民主体即双重主体的儒家道统予以现代转换，以另立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契合的儒家政统，而从根本上“解除这一矛盾”,这是徐复观的融构设想。

　　相对于试图分立学统、政统，以期自成体系而言，牟宗三在此期“瞻望国家之艰难，时风之邪僻，怵目惊心，悲感益增”,遂开始“蕴蓄”现代儒家道统论之新外王说的构想，即三统说（ 三统说“蕴蓄”于抗战时期，成书于 20 世纪 50 年代，亦体现着此期牟宗三思想） .其三统说为“转出知性主体”,以“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以及“创造出民主政体”而精心构想了“曲通”“大开大合”“理性的架构表现”以及“良知自我坎陷”说等新概念，牟宗三以缜密的逻辑将其有机地整合为一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家道统思想，皆致力于学统、政统的重构，其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从另立学统言，钱穆立足于传统学术之学的层面另立学统，试图构建“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道统论体系。他指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要从中“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冯友兰强调融汇中西，以程朱理学为基础，融汇、吸纳西学之逻辑、知性、概念，以成其“新理学”体系，即从传统学术之术的层面另立学统。贺麟则主张以融汇中西文化的方式，成就新的现代民族文化，这是从广义的层面构建儒家新学统。从另立政统言，张君劢以英、美之民主政治为理论典范，精心构建其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民主制度之设想，以为垂诸后世的立国之道。

　　徐复观则以儒家传统之性善论以及德政、德治理论为基础，融汇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思想，他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家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型来重建现代中国之政统。牟宗三深感传统外王说难以应对“国家之艰难，时风之邪僻”[28]时代之需求，儒家道统论“外王学”之“重新讲”已时不可待，遂重构现代外王学说。

　　基于传统“内圣开出外王”之圣王直通致思路线，牟宗三设计“曲通”论，并构想“大开大合”“理性的架构表现”以及“良知自我坎陷”说等一系列理论架构，以达到其“转出知性主体”和“创造出民主政体”的现实诉求。

　　深究其里，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以纵向维度言，此乃现代儒家道统论之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晚清曾国藩、张之洞接续传统儒家道统，虽以仁、礼的宽泛道观为理论基础，却旨在其“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之外王学说的重构，其说成为儒家道统论新、旧外王学说之过渡理论，亦为现代儒家道统论奏响了构建新外王学说的序曲。“五四”时期，熊十力通过批判佛学、西学，以求儒、佛、西之异的途径来凸显、接续儒家道统，并纳佛入儒，以法相唯识宗的思辨体系和概念改造宋明心学，以期重构现代道统论。梁漱溟比较中、印、西，彰显“一以贯之”的孔子之道。冯友兰则以论东、西人生观之优劣来接续儒家道统。对于传统道统之接续工作基本就绪之后，融汇西学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则势趋必然。

　　以横向维度观之，倭寇践华、民族危亡是现代儒家道统论诸公以唯外王构建是务的救亡心态产生的主要因素。现代新儒家身逢离难，颠沛流离，深感唯有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集西学之优长，方可复兴儒家道统，以为全民抗战之精神原动力。建树新型民族文化以促抗战是当时学者之共识，此期对民族文化的提倡和建设较之“五四”时期学人讳言传统文化，已大相异趣。抗战前夕，熊十力就曾疾呼，民族危亡在即，国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他强调：“凡吾固有之学术思想、礼俗、信条，苟行之而无敝者，必不可弃。”[29]他说，论学要有“中国味”,因为“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30].“文化救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曲。此期儒家道统复兴正是这一认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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