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漫谈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复杂性，分化出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境况的复杂性

　　在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孩子们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生长年代进入到了另一种充满复杂性和变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这个环境的若干显在表征包括：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城市和农村儿童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持续影响和重塑；主要由经济方式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对于传统童年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迅速发展变更中的新媒介文化施加于儿童群体和个体的日益广泛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协同作用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各种当代童年生存问题。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亟须对这些独属于中国童年的新现象和新命题做出回应。或者说，对于中国式当代童年的关注和思考，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艺术话题。这一话题不只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写什么的问题的思考，它也在衍生出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美学问题。可以想见，这样的思考和实践拓宽的不只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疆域，更将提升这一表现的艺术层级。

　　童年生活的“新现实”与儿童文学写作的新话题

　　我在《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一文中曾谈及当前儿童文学写作的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幻想题材的创作，二是童年现实的书写。我在这里所说的童年现实，在当代儿童文学的书写中又表现为一种比较狭隘的现实，它实际上是以一批当代畅销童书为代表、以轻松怡人的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现实。在这些作品中，一大批儿童和他们的生存现状被遗忘在了儿童文学艺术世界的边缘。

　　也许可以说，当代儿童文学总体上缺乏一种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思潮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也曾经历过一次面向儿童生存现实的创作转型。《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祭蛇》等一批在当时引发热议的作品的面世，表达了儿童文学想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书写儿童生存的状况、想要思考对当代童年成长来说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及其出路的愿望。这一富于文化责任感的愿望在童书创作和出版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成为作家们的一致追求。很多时候，儿童文学作家们选择书写的现实，往往不是对当代孩子来说最具普遍性和最重要的现实，而是最受市场认可和读者欢迎的一类现实。由此形成的创作与市场间的彼此循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学生态的单一化趋向。我从未否定商业和市场经济因素在现代儿童文学艺术拓展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我认为，童书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作为其重要构成乃至支撑力量的儿童文学，正亟须一次新的现实主义的洗礼，以使其超越市场化的狭隘现实，走向更为开阔、深远、脚踏实地的中国童年现实。

　　这一现实应该包括：约一点六亿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逾六千万农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现实，超过三千五百万中国城乡流动儿童的生存境遇与状况，等等。这些数量庞大的儿童群落分布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却是儿童文学中远未受到充分关注的群体。2012年11月发生在贵州毕节的流浪儿童死亡事件，2014年5月发生在北京奶西村的留守儿童恶意欺凌与被欺凌事件，2014年6月发生在河北蔚县的留守儿童遭围殴致死事件，以及近年频发于城乡各地的留守或流动儿童校园被虐事件，这样一些新闻事件所指向的当代童年生存现实，不要说远远超出了当下儿童文学笔墨的表现范围，也挑战着我们对童年现实的既有期望和理解。对儿童文学来说，它们揭示的不仅仅是关于儿童生存的某种特殊现实，更是一个尚未被触及、关注和理解的当代中国儿童的现实世界。

　　但儿童文学面对的“新现实”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处境不利儿童的生活现实。当代童年生活的内外变迁是全方位的。例如，除了迅速告别传统童年成长模式的农村儿童外，城市儿童的生活也经历着同样巨大的变迁。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改写着城市生活的传统面貌，也改变着城市儿童的生活观念及日常文化。一方面，他们有着自己明确的亚文化圈，这个圈子对成人来说是空前陌生、前位和独立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孩子特有的能力快速接收和消化着都市成人世界的各种生活方式，其生活边界因而越来越与成人相接壤。尽管我们今天拥有大量描写都市童年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真正切入这一生活的内在肌理并包含了对于它的总体观察和深入思考的作品，则并不多见。因此，发生在当代都市环境下的各种新兴童年生活现象，在儿童文学领域还存在着有待填补的巨大写作空间。此外，城市与农村儿童、城市不同阶层儿童之间特殊的生活交汇与碰撞，也构成了上述“新现实”的重要内容。

　　所有这些“新现实”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大量新的写作素材和艺术话题，这些素材和话题烙有显在的中国印记；而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处理这些现实，则显然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艺术先例。这或许是导致这类现实在儿童文学写作中较少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较少受到关注”，不仅仅是指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缺乏相应的文学笔墨或文学形象指涉这些现实。以留守和流动儿童为例。实际上，近年来，这些儿童的生活也在陆续进入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写作视野，在不少长短篇儿童小说中也都可看到这些中国式童年的身影。例如，翻阅2009—201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度儿童文学”系列，其中涉及农村留守儿童或城乡流动儿童形象及其生活的作品几乎从未缺席。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孩子的文学形象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没有给读者留下过特别深刻的印象。谈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都市儿童，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秦文君笔下的贾里、贾梅，杨红樱笔下的马小跳等。谈到过去的乡村童年，则有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样的作品。而在当代留守和流动儿童生活的书写中，还没有出现令人过目难忘的文学形象或生活故事。在一些作品中，这类形象是应小说表现“另一种”生活的观念需要并作为次要角色被安排入故事进程的。这些孩子的性格往往是单薄的（普遍的自卑与沉默寡言），他们的形象则大多是模式化的（衣着落后，举止过时，总是被他人轻视、误解，性格中因此带有某种“问题”倾向）。在另一些作品里，这些孩子虽然成为小说的主角，但他们的故事在记录一种特殊的童年生活的同时，却往往缺乏能够打动我们的文学力量。很多时候，这样的写作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承担的姿态和责任，而不是作为一种艺术上引人注目的拓展和突破，得到作家、出版者和读者的共同关注的。

　　然而，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思考而言，中国式童年的话题关系到的不只是对于当下中国儿童特殊生存现实的关注，更是如何以儿童文学的独特艺术方式，来思考和呈现这些现实。因为唯有这样的思考和呈现，才能赋予它们所关注的童年现实以独特的文学质感和强大的艺术力量，从而真正把我们带进关于这些中国孩子及其生活的深度认识、体验、关切和思索中。

　　有关“新现实”的写作思考：

　　“写什么”与“怎么写”文学应当反映生活的现实，这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命题。然而，在纷繁多样的生活版图中，一种文学创作活动选择表现什么样的现实，则取决于写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趣味，当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这一写作行为本身的价值。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语境中，选择那些尚未受到充分关注、却代表了当代中国孩子基本生存状况的童年生活现实作为书写对象，本身即包含了一份值得肯定的童年关怀与忧思。在当下，这样的写作无疑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从文学的规律进一步看，这一现实素材的选择其实还只是写作的起点。在文学反映生活的理念背后，还有一个隐含的命题，即文学乃是以“文学自己的方式”来反映生活，它使文学在根本上有别于同样具有叙事性的新闻、历史等语言作品。文学是以虚构的叙事来书写现实，这一虚构尽管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但却需要对这一素材进行文学化的处理，以使其具备文学作品特有的感染力和洞察力。因此，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作家选择哪一类现实作为写作表现的对象，而是面对这些现实，作家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文学表现途径和方法，来思考、书写和呈现这一现实。正是这一点体现了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叙事文体的独特艺术价值。

　　这样，我们实际上回到了另一个古老的文学命题中，即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最重要的不只是写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写的问题。或者说，文学作品所采用的艺术手法比它的表现内容更决定着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今天，人们的思考进一步超越这一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文学的“怎么写”其实不是游离于“写什么”之外的艺术命题，它就是文学“写什么”的必要构成部件。也就是说，对于文学而言，仅仅谈论它的现实生活摹本还远没有解决它“写什么”的任务———文学作品“怎么写”，最终也决定着它将写出什么。

　　就此而言，当代儿童文学缺乏的其实不是对童年生活现实的关注，而是关注这一现实的合适而成熟的艺术表达方式，后者能够赋予作家笔下的现实———比如留守孩子的生活———以文学生动的表现力和深刻的感染力，并且是以这样的文学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不是某种道德或伦理的理性要求，引发人们对这一童年群体生存现状及命运的关切和理解。举例说，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生活题材的儿童文学写作中，能否出现一部真正从文学表现力的层面征服读者的作品，比关注这一现实素材的作品数量的增长，或许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乍看之下，“怎么写”首先是一个文学技法的问题，它包含怎么构思作品、怎么结构篇幅、怎么塑造角色、怎么讲述故事、怎么安排语言等一系列子问题。尤其对于儿童文学的写作来说，这些技法的因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可读性。假使一个儿童文学作品能够把一则童年生活故事真正讲得生动流畅而又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它所表现的那种童年生活也就自然而然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然而，一个通常并不被言明的事实或许是，对于那些以较少受到关注的儿童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很可能出于对其写作素材价值的认同而在潜意识中放低了对它们的文学技法要求。

　　或者说，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的期待主要放在题材本身还鲜有人关注这一事实上，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对它们采取一种艺术上的宽容态度。这样的作品最易于在各类儿童文学评奖中得到特别的关注，但至于出版后，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它，传播它，受到它的感染和影响，则并不在上述考量的范围之内。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困难，那就是面对当代中国独特的童年生活现实，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越来越发现自己缺乏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新时期以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艺术营养的19、20世纪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传统，主要是一个属于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童年的艺术表现传统。在商业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突破和转型中，这一艺术传统发挥了显而易见的启蒙功能。巴里笔下没心没肺的彼得·潘，林格伦笔下埃米尔式的淘气包，凯斯特纳笔下聪慧机灵的小侦探等等，这些童年文学形象的艺术趣味及其美学内涵被迅速吸收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表现框架，并催生出一批受到小读者青睐的活泼、机敏、富于创造力的中国式中产阶层儿童形象。

　　但这样的趣味、蕴涵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文学表现技法似乎并不属于这一群体之外的童年。例如，一旦进入当代乡村留守或城乡流动儿童的生活书写（不包括传统乡村童年生活题材的作品），这样的轻盈、流畅、称手的感觉就不见了，不少作品从形象、故事到语言都变得凝滞无比。面对另一种往往充满沉重感的童年生活现实，作家手中的笔就像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一样，难以冲破生活笼罩于其上的那张无形的经济之网。这其中，大部分作品完成的主要是图解生活的初步任务，它们以作家所观察或听闻到的现实为摹本，致力于表现特定儿童群体生活的现实艰难乃至苦难。正如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一个以留守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感言中所说：“说起来，这篇作品的创作冲动，缘于我在某报纸上看到的一张新闻照片：一群孩子，大概七八个吧，正在高楼大厦的背景下，被一群衣衫不整的大人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流满面。下面的说明是：在某商家的赞助下，一群农村的留守儿童正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父母相聚……看到这里，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就想起我农村老家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也多是在城市打工的。……假如某商家也能想到他们，也能给他们提供一次这样的机会，他们却是很难见到他们的父母的。”

　　实际上，这些作品在诞生之初往往就带着一个明确而单纯的目的，即要把这些不被关注的儿童的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使其他人（尤其是优裕生活条件下的孩子）知晓他们的苦难：“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们身上集中了全人类的苦难，是最最不幸的一个群体。”

　　至于如何使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生活同样富于文学表现的力量，或者追溯到更初始的源头，如何发现、书写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童年生活中最独特、最打动人的艺术趣味，则尚未成为这类儿童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

　　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技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从“现实”的童年到“真实”的童年我们已经谈到，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仅仅把反映某种童年生活的现实作为写作的基本目标，而未能就这一现实的文学表现技法展开成熟的思考和有效的实践，相应的作品自然就缺乏优秀作品应有的艺术品质，进而也就体现不出其作品作为关于当代童年的文学而非纪实的独特价值。反过来，文学作品运用什么样的技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作品所面向的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作家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例如，如果作家仅仅把留守孩子的童年理解为一种有别于正常童年的不幸社会现实，继而，仅仅把这一现实的书写理解为一种别样生活的呈现，他的书写自然难以越出镜像表现的限制，传达出属于这一童年现实的独特而深刻的美学蕴涵。

　　因此，当代儿童文学要在上述新现实书写的文学技法上有所突破，还需要带着文学的目光，来重新反观它所面对的现实。我们要看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说一种现实，它还应当带我们穿越现实生活的迷障，发现比“现实”更透彻、深刻的生活的真谛；或者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能够带我们从生活的“现实”进入生活的“真实”。这一看似有些饶舌的表述，实际上关乎文学作品内在的真理性价值———文学不是对现实的客观摹写，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穿透现实的表象，发现其中内藏的有关现实的真理判断。当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时，他所强调的正是文学艺术的这一真理性意义。相对于那些如实记录生活的文字作品，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品还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应该”揭示了唯有人类精神才具有的认识能力和价值维度。文学当然要关注客观的“现实”，但它更需要在对现实的思考、把握中，发现和呈现对生活来说最“真实”的价值。我们不妨借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对于“经验”的反思来进一步理解“现实”与“真实”的上述区别，他这样说道：“假如至今我们所有的考虑都是错误的，那么真理还是客观存在；或者说，假如至今的我们谁都是不诚实的，那么诚实这个品质，还是应该守卫的。我们不能把这意志奉献给经验。”

　　本雅明所暗示的“经验”与“真理”的区别，也正是“现实”与“真实”的区别。它让我们看到，现实的不一定是对的，客观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越过客观的“现实”，走向内在的“真实”，才体现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大价值。

　　落实到儿童文学的问题上，我们也有必要区分“现实”的童年和“真实”的童年之分。简单地说，“现实”的童年是指我们眼中见到的童年生活的模样“；真实”的童年则是指我们看到一种童年生活现在的模样，同时更从中发现它最“应该”是的模样，进而从它的“现在”中写出“应该”，从它的现实中写出“真实”。这“真实”揭示的是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童年精神。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仍以留守或流动儿童的童年生活题材为例，来看一看“现实”的童年与“真实”的童年在儿童文学写作中的不同表现层级。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身处弱势的孩子面临的首先是一种经济上的处境不利，他在生活中承受的各种超越一般孩子耐受力的委屈、压迫和不幸，主要也由这一经济的主因衍生而来。对此，我们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倾向于将关注和表现的重心放在其生活中各种处境不利的事实以及孩子如何艰难然而懂事地应对这些生活不利状况的过程上。如果我们观察这些作品中的儿童主角，往往会发现他们身上有着与其年龄不相宜的自卑（自尊）和早熟，它是特定生活境遇塑造下童年的特殊面貌。这固然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但是，对于儿童文学的艺术而言，写出这样的现实就足够了吗?

　　我们应该看到，童年最“真实”的精神内涵之一，在于儿童生命天性中拥有的一种永不被现实所束缚的自由精神。即便在最沉重的生活之下，童年的生命都想要突破它的囚笼，哪怕在想象中追寻这自由的梦想，除非童年自身被过早地结束。这是童年有别于成年的独特美学，也是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特生命体验。然而，阅读上述类型的作品，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个中孩子为生活的重负所累的沉重，却很少看到童年的精神如何冲破生活的网罟，向我们展示童年生命独特的应对、驾驭进而飞越现实的力量。很多时候，作品中的这些孩子实际上被描写为了早熟的小大人，受生活所迫，他们过早获得了与成人差不多的生活观念和能力，并带着这些观念和能力，过早地进入了一种成人式的生活。

　　这并不是说，这类写作可以不顾现实自身的逻辑，为了童年的飞翔而把生活的沉重远远地抛在身后，而是说，当童年生命与这样的现实相遇时，它对此做出回应的方式，应该体现属于它自己的最独特的生命美学。我想举一个具体作品的例子，它所书写的童年生活有别于我们谈论的这些中国式童年，但它写到的童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化解生活的痛楚，如何在对苦难的敏感中仍然凭着天性飞翔的精神，对我们的写作或许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它是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的自传体小说《我亲爱的甜橙树》。小说中的男孩泽泽生在一个巴西贫民家庭，父母拼命工作仍难以维持家中日用，圣诞节更买不起给孩子们的小礼物。像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一样，泽泽的生活中充满了穷困潦倒的艰辛、挨揍受罚的泪水以及各种各样令人难过的误解和失望。小说毫不回避这一艰难的生活现实对泽泽的压迫，以及它在这个天性顽劣的孩子身上造成的贫穷家庭孩子特有的生活敏感。然而，再苦难的生活都没能吞没童年精神的自由，窘困中的泽泽总能发现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他拥有一棵可以和他对话、游戏的甜橙树明基诺，拥有一个随时能够变成动物园或野性亚马逊丛林的后院，而这一切都是他用想象力为自己造出的世界。他生活得如此沉重，却又玩得如此洒脱而尽兴，这两者的结合赋予小说的叙事以一种奇妙的韵味，它是沉重的，同时又是轻盈的，是引人落泪的，同时又是令人微笑的。在经历了无数打骂之后，一次莫名其妙的委屈挨揍看上去成了压垮泽泽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促使他萌生了撞火车“自杀”的念头。他带着这个念头去和唯一的好朋友老葡道别“：真的，你看，我一无是处，我已经受够了挨板子、揪耳朵，我再也不当吃闲饭的了……今天晚上，我要躺到‘曼加拉迪巴’号下面去。”简单的话语传达出一个敏感孩子对生活的彻底失望。老葡试着安慰他，并告诉他，自己准备星期六带他去钓鱼，这时“，我的眼睛一下亮起来”，“我们笑着，把不开心的事情全都丢到了九霄云外”。最后，作为大人的老葡带着成人的关切和细心看似不经意地顺便问道“：那件事，你不会再想了吧?”作为孩子的泽泽的回答却令人忍俊不禁：“那件什么事?”

　　他曾经那么认真地咀嚼过的悲伤，现在又被完完全全的欢乐所取代。这是一个孩子真实的世界，他对生活的苦难怀着最深切的敏感，也对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报以最灿烂的笑容，后者使童年的生命拥有了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承载力。读着泽泽的故事，我们会由衷地感到，生活这样充满不幸，童年却在深深领受这不幸的同时，这样创造和吸收着属于它自己的生命欢乐与温情！直到驾着汽车的老葡在“曼加拉迪巴”事故中过世，对泽泽来说，生活的苦难才终结了这童年才有的欢乐。一场大病过后，他的想象力消逝了，明基诺也离他而去，只留下无言的甜橙树。泽泽的童年结束了。但我们知道，他的确曾经拥有一个童年，它留下的悲伤而甜美的记忆，是童年时代留给生命的最宝贵的礼物。

　　有意思的是，泽泽的故事结束的地方，恰恰是我们许多关于现实童年的叙事刚刚开始的地方。这些作品里的孩子被过早地投入到了一种成人式的生活忧思和劳烦中，孩子自己的世界、童年自己的精神则被生活重重地遏制住了。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经常读到类似的“小大人”形象“：在学校里，他不仅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生，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呢；在家里，他是个勤快懂事的好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做许多只有大人们才能做的事情了。”

　　这虽然也反映了儿童正在经历的一种现实生活，却没有真正进入童年独特的感官和它真实的精神，也就没有写出童年生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审美力量。

　　阅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往往更多地感受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心和同情感（实际上，这种同情的唤起，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作家创作这类作品的主要目的），却不像阅读泽泽的故事那样，为孩子独特的生活感觉和蓬勃的生命力量所全然迷住。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儿童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现实，这现实带着中国社会和文化自己的特殊烙印，也因此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圈内的童年。但对于儿童文学的美学表现而言，有一点是相通的：中国儿童文学对于中国式童年的关注，不应只停留在某类童年生活的现实表象层面，而需要进入这一表象内部，去发现和揭示童年最独特的生命精神，书写和呈现童年最真实的审美内涵。在这里，儿童不是作为早熟的大人，而是作为儿童自己，向我们展示唯有童年时代才拥有的看待世界、拥抱生活的姿态和力量。做到了这一点，关于中国式童年的文学书写将不再仅仅是关于中国当代童年生活现状的记录，也将最终创造出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国式童年的独特美学。

　　最后，我想说，儿童文学不但书写着童年的现实，更塑造着这一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表现童年，不但意味着我们想要把一种什么样的童年生活告诉给孩子，也意味着我们想要把一种什么样的童年精神传递给这些孩子。如果作品仅仅停留在现实记录的层面来书写童年，孩子从阅读中接收到的主要也是一种生活现状的描述，他看不到童年以自己的方式超越这一现实的可能（相反，他们能做的唯有屈从于现实，即成为现实要求他们成为的样子，比如早熟的大人）。而如果能够从现实的把握中进一步写出童年真实的精神，写出人的幼小的生命在被现实生活驯化之前的独特力量和美感，则通过这样的阅读，孩子们也将获得一种真正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生命感觉的力量，进而通过这最初的文学塑造，走向一种更美好、更有力量的童年。

　　这不正是我们对一切儿童文学书写怀有的最高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