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童话创作的成人化研究

　　几年前，曾经在坊间流传过一本《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那几乎就是对我们所熟悉的格林童话带有着浓厚新历史主义色彩的颠覆与解构了:白雪公主与父王有不伦之恋，因而遭到生身母亲的嫉恨，白雪公主被放逐后和七个小矮人之间又存在着性关系，吃了毒苹果而“死”的白雪公主之所以得到王子的垂青，是因为王子性无能且有恋尸癖……如是从所谓心理学角度来对《白雪公主》一类格林经典童话进行真相揭秘，着实让人感到不安，原本很美好的童话世界在经由成人那双专事找寻真实生活阴暗面的眼睛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变态、情色、乱伦的龌龊“现实”，如此“揭秘”也许还原了现实生活中万千真实可能性之一种，但却击碎了保留在人们心中的那份美好。我不知道这样的“格林童话”会给天真年幼的儿童读者投下多少心理阴影，但却知道诸多心理研究成果和形形色色的现实案例无一不指向这样的事实:人如果在童年时期遭遇暴力或者冷落，则可能会对其未来性格养成造成负面影响。曾有一本由美国心理学博士卡梅伦·韦斯特所着的自传体小说《24重人格》，小说中主人公之所以产生人格分裂，在其体内先后会有24个不同人格寄居着并相互碰撞着，就源于其童年所遭遇的各种恐怖事情的创伤，他才会以找到的想象替身来解脱自己、释放压力。

　　写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和写给成人看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美学特征与美学任务，一如作家黄蓓佳对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形象而准确的定位:“成人文学让我释放，儿童文学让我纯净。”。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在仔细洞悉和辨识了古往今来各种有价值的文艺观念后，发现成人文学在美学取向上更倾向于“以真为美”，而儿童文学更倾向于“以善为美”“以善为美”的内涵正在于指向儿童自身的完善，夯实儿童的人性基础。王泉根还对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与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进行了区分，认为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是强调作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真实世界的一致性，而由于儿童思维具有生命性、同一性和游戏性的特点，因此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更注重作家的主观认识和儿童思维特征所理解的虚拟幻想世界的一致性。

　　据此，王泉根提倡儿童文学要在题材内容上做到“四个远离”:“第一，远离暴力;第二，远离成人社会的恶俗游戏与刺激;第三，远离成人社会的政治权力斗争;第四，远离成年人的性与两性关系。”换言之，要抵达儿童文学的真实之维，就不能不对生活素材进行必要的拣选，要对表现的内容有所斟酌，并非拾到篮里的都是菜。好的成人文学作品，不一定适合儿童阅读，但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老少咸宜的。只是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或者因为过于张扬自我或者因为漠视读者特征而漫漶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边界。

　　有“童话大王”之谓的郑渊洁可谓文学奇才，虽只接受过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教育，但靠着自学成才与文学天分，先后塑造了皮皮鲁、鲁西西、大灰狼罗克、舒克和贝塔等为孩子们所熟悉的童话形象，成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从1985年起独力创办只刊登他一个人作品的《童话大王》杂志，迄今该杂志总销量早已过亿册。他2009年以2000万版税收入、2012年以2600万版税收入荣登当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富，2011年以1200万版税收入名列当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3位。且不论这榜单的制定是否准确科学，但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郑渊洁童话热销以及在广大受众中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不过，关于郑渊洁的童话是否适合孩子阅读，因此这些年来一直有争议。有从学理上肯定郑渊洁童话教育价值“不容忽视”“它有助于儿童成长，是健康的文学读物”的，也有从直观感受来表达自己对郑渊洁童话喜爱和肯定的，如一位80后读者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打小就习惯枕着《童话大王》入睡，总喜欢在郑渊洁的童话中沉醉自我，期许美梦”;“对于我这样从小看着郑渊洁童话长大的人来说，成好人，做好事，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自然，而郑渊洁的童话故事无疑引领了这样一种崇善鄙恶的风尚，宣传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正义。在郑渊洁的童话世界里，好人拥有着无敌的能量，而坏人将被爱心修正，或者永远被世界唾弃。”

　　自然也有声讨郑渊洁童话的: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就有中学生投书报纸对郑渊洁童话中出现“轮奸”字样而有微词，其后几年还不断有媒体对郑渊洁童话中涉及到“遗精”“姘妇”等性话题及暴力书写而质疑其童话少儿不宜。较着的一次是在2010年，以揭丑打假着称的公众人物方舟子在其微博上指斥郑渊洁童话“反智”“恶趣味”和“很黄很暴力很无知”，一时间引来众多媒体跟进报道讨论。

　　在我看来，贴标签的论断很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伤害无辜，但若能由此令公众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也算坏事变好事吧。

　　郑渊洁童话中是有着“反智”倾向的，这应该是和他自身成长经历有关———因为遭遇老师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而最终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习履历，其取得今天的文学成就完全靠自学成才，所以其“上学越多不一定越聪明”“会500个字，当作家就足够了。会四则运算，当企业家就足够了”(《奔腾验钞机》)之类的断言也是有感而发不无道理的，而其笔下的人物往往都不那么循规蹈矩:孔若君不走高考的独木桥而照样在软件开发运用方面技高一筹(《白客》)，边杰脱离体制束缚扔掉铁饭碗，独立创业成为亿万富翁(《奔腾验钞机》);差生不听老师的话，自行调整作业，考试成绩超过了听话的好学生(《作业调整公司》)……郑渊洁的“反智”带有着些许对传统教育观念和制度的挑战与批判的色彩，诸如“在学校实行考试分数保密制。考试分数列入国家机密。除考试者本人和判卷老师外，其他一律不得探听。泄密者负法律责任”“不得歧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有此类事件发生，处以当事者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好孩子的标准不是听话，而是敢于说不”……虽说这些能呈现出其新颖儿童教育观的论说不一定具有怎样的可操作性，但只要激烈竞争、压力山大的基础教育现状不发生改变的话，郑渊洁童话对孩子境遇的理解与同情、对孩子叛逆性情的顺应，就一定能令处在学习重荷中的儿童读者产生积极的反响。而且，郑渊洁童话的“反智”乃至对学校教育体制的反感是有限度的，其骨子里还是趋附“智”、认同学校教育体制的，像其所塑造的皮皮鲁这个“差生”，一面会反感学校的应试教育，反感学校把“新生培养成温顺听话的兔子，把班级教育成全兔班”，从而成为主流体制秩序的离经叛道者，但同时他也是这一秩序的积极响应者:努力改变自己的作为，配合着要成为一只驯顺的兔子(《驯兔记》);在获得了红沙发音乐城的课本配乐这一杀手锏后学习成绩飞速提升得到了老师的认可(《红沙发音乐城》);在罐头小人的传授下逐层击败“优秀生”，最终能在国际小学生数学比赛中获得头奖从而得到学校嘉奖成为升旗手(《罐头小人》)。即使像郑渊洁所塑造的“好学生”鲁西西，也有其致命缺陷———根本不会游泳，但是为着班级、学校、国家的荣誉，凭借着龙珠这一宝物不断在各级游泳赛事中接近全国纪录接近世界纪录，最终击败多个世界冠军而大扬国威(《龙珠风波》)……儿童既需要从儿童文学作品中获得精神、道德、情操与人格的熏陶教育，同时也需要自由、快乐且无羁绊的游戏精神的释放，郑渊洁童话恰恰二者兼而有之。郑渊洁那种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大话”方式与小孩子的扯闲篇侃大山上天入地的想象有着相通相似的一面，儿童的游戏精神凭借此释放到了极致。《大灰狼罗克》中的大灰狼罗克就自始至终不是一个性格统一、身份一致的角色，而是根据着郑渊洁的需要被随心所欲地编排成各种角色:时而是功成名就的理发店老板，时而是在绿茵场上叱咤风云的足球巨星，时而是应孩子要求而写作并有望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畅销书作家，时而是天才飞机设计师，时而是勇抓歹徒却处处笨拙的警探，时而是出版写作无聊的《馒头学》的创始人，时而又是发明亲热枪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候选人、春节晚会总导演、拍出雅俗共赏的电视剧的导演、盗版影碟收藏者……不但角色转换如此之快，就是其命运走向也都往往跳脱正常逻辑，譬如无名小辈的罗克写出的剧本被高价买走后拍成的电影火爆市场，观众百看不厌，该片创造了电影票房价值的世界纪录，而且“奥斯卡电影奖评委会在将当年度的所有奖项囊括给《自行车大逃亡》后，决定从此中止奥斯卡评奖。或者换一个说法，将今后一千年的奥斯卡奖统统给了《自行车大逃亡》”;在罗克担任校长期间，因为有一届毕业生上三年级时一个学期没有课本，而在这届毕业生中产生了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7名各项目世界体育冠军、2名奥斯卡影帝影后、8位地道的作家和1位编写小学教材的大师级专家，许多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为了学他的新教材不惜再上一遍小学……再比如《白客》中的恶人金国强被变成了蟑螂头后，其拍摄的多集电影《蟑螂009》获得空前成功，第一部票房就突破200亿美元，金国强每部片酬已逾1亿美元，还不包括后期分帐;金国强已是美国头号影帝加影界首富，还和好莱坞影后在白宫举行了婚礼，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郑渊洁的想象是漫无边际的，也确实带有着点搞怪搞笑的过山车似的“恶趣味”，但着实可以给儿童呈现一幅极为热闹喧哗的场景，儿童在这当中能感受到口无遮拦、胡思乱想的魅力。

　　如果把郑渊洁作品中相关的“敏感”书写单独拿出来评判的话，那么确实会让人感觉着有些情色和暴力，于儿童不那么相宜:《金拇指》中毕业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在电话里说体己话，大谈少小时不懂月经来潮是怎么回事，还遗憾地表示自己“全班第一个来月经，到现在还没孩子，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几个闲人在谈论饭店里稀奇古怪的菜名时说到了“伟哥可爱”这道菜，那原来是一根黄瓜和两个鸡蛋的搭配;《大灰狼罗克》中，罗克听从老婆建议以伟哥药物为蓝本搞发明创造，让自己长出了“伟牙”;《白客》中殷静和网友聊天时谈到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老鲁在该书中的一文中形容人类的迎娶仪式也就是如今的结婚迎亲车队为‘性交广告’”，还对此大发议论:“能将结婚车队比喻为‘性交广告’的人，绝对是伟大作家!能将有这样的文字内容的书指定给中学生必读的国家，绝对是伟大的国家。”《杀人蚁》如是介绍杀人蚁的工作流程:“杀人蚁每次吃人血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吃5分钟。吃完后趁兴与异性同胞以死者的尸体为床交配生育。

　　它们在死者的身上大肆做爱大肆生育，每只雄杀人蚁能在10分钟内繁殖50只后代。”市长被杀人蚁杀死后，“用鲜血为杀人蚁书写结婚证书，用尸体为杀人蚁提供交配场所，再用血液为小杀人蚁提供乳汁，为疲劳不堪的杀人蚁新郎新娘恢复体力”;该童话中，市长姘妇在与市长过夜时撒娇要这要那，不断说着英文“哀拉妇疣”(郑渊洁故意以此来音译Iloveyou)。该童话中还有一位大学副教授，在公安来调查时面如土色地交代自己龌龊的过去，诸如先后和6个女大学生发生过关系，“我还在一次晚上路过女生宿舍时扒过窗户偷看她们洗……我还在听说一位女生看《金瓶梅》后找她谈话假装爱护她假装批评她其实后来我当西门庆她当潘……”郑渊洁还不失时机地丰富自己童话的意味搞起了普法宣传教育，如副教授交代被自己性侵害的对象:“她们都满16岁了……我是验过她们的身份证后才……什么的……我懂法律……16岁以下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都以强奸论处……处7年以上死刑以下……”。《鬼车》中，鬼车惩治恶人陈扬的过程被写得比较细致，诸如以“最慢的速度轧过陈扬的脚”，“然后依次是膝盖、大腿、胯骨、胳膊、小腹和肋骨”“没有依序轧陈扬的心脏”，而是直接轧向头颅:“陈扬的脑浆迸射到苗我白和杜岩水的脸上”……郑渊洁对道貌岸然的市长、市长姘妇及教授、恶人的嫌恶是显而易见的。

　　郑渊洁总计有2000多万字的童话写作，类似上述这些涉性涉暴描写肯定都属于细枝末节了，而且这些描写若是出现在写给成人看的文学作品中的话，我们可能因为会郑氏之意而觉出其中表达的某种“好”来，也不会觉得有怎样不好的效果，毕竟比这口味要重得多的色情和暴力的书写乃至影像表达在当下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多的是，所以郑渊洁肯定会为自己遭遇“恶”评而鸣冤:“其实我认为我的作品没有少儿不宜的地方。我觉得电视上的广告比我的作品里的厉害多了”;“我们的孩子就这么弱不禁风?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遗精’‘月经’这些词汇为什么讳莫如深?其实，月经和遗精都是绝对真理，不管你说不说。”

　　郑渊洁还在童话《白客》中引用过歌德的话为自己童话遭遇“少儿不宜”而做过曲线回应:“生活本身每天出现的极丑恶的场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见，也可以听见，就连对于儿童，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部书或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作用更大，儿童的嗅觉和狗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的出来，特别是坏东西。书本的影响不可能比实际生活的影响更坏。”

　　问题是:既然是儿童文学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既然这样的描写是要出现在童话这一儿童专属的文学体裁中，要呈交给儿童读者检验，儿童文学作家就不能不考虑自己作品的适用范围以及客观表达效果了，就像电视里在表演惊险刺激的杂技节目时往往会有“专业表演，请勿模仿”的善意提醒一样，这里涉及到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导向问题。若是为着让儿童读者正视他将来会遇到和必须知道的一切，就对着身体与心智尚未发展成熟的孩子们讲遗精、月经、轮奸、姘妇、性交、做爱一类的话题，也许很美好很必要，但不免操之过急了，阅历、见识、水平有限的儿童怎么能跟得上作家表达的步伐与尺度、又如何感觉到作家表达的妙处来?就算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这里还有一个阅读对象的接受能力问题———儿童读者有幼年、童年、少年的层次之分，儿童年龄差距不一、领悟力高下有别，有的可能会心有灵犀不用多说就“你懂的”，有的就可能会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儿童阅读的黄金定律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年龄段的书”，进一步来说，就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接受什么年龄段的教育”。成人爆粗口，我们可能并不觉得怎样，但若是孩子嘴上不干不净的，我们就会感到这是缺少教养会震惊会气愤会惋惜会追问。人类在有了成人文学以后之所以还要为儿童量身定制儿童文学这一特供品，就在于要以一种比较契合儿童年龄特征和思维特征并会为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儿童的文化期待，希望儿童在其对应的年龄段里就是儿童该有的样子，得到适合他们的精神享受，从儿童口中、眼中、心中流溢出来的应该是美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已经先天决定了它的书写对象和范围不可能像成人文学作品那样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说到底，儿童文学是要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人性基础的，它理所应当要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

　　当那些不适合儿童接受的信息不得不出现时，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考虑从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和社会化特征出发，讲求策略地也是更艺术地向他们“施教”，尽可能减少负面信息给成长中的儿童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格林兄弟之所以要删减修改童话中一些不适合儿童阅读的残酷复仇的内容，就在于其意识到了儿童文学的职责与功能，明晓呵护儿童精神成长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此来看，郑渊洁的部分童话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太适合儿童读者阅读的内容，那实在是因为他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将读者群定位为成人了:“1999年左右，我最主要的读者群进入大学，他们要求我为已经成年的昔日小读者写作品。我就一口气为他们写了20部长篇小说”“我后期的作品是给岁数比较大的孩子写的，因为这些人一直在追随着我，从《童话大王》创刊，一直到现在都在看。”

　　目标读者既然发生了变化，一些成人色彩较浓的东西被其带入到创作中就在所难免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深居简出的郑渊洁对儿童生活和心理的把握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也尝试着回头去写小猫、小狗低幼的作品，但确确实实是写不出来了———那种是比较难写的。我这么大的人了，已经是成人的视角，还要回头用孩童的眼光去看世界，对我来说有些勉为其难。”

　　进而言之，他已经失去了和儿童读者有效对话的能力。还有，郑渊洁需要一个人独自撑持《童话大王》杂志的所有稿件，因为写作量大，难免要有招架无力的地方;但他也有聪明之处，会把生活中所获得的信息移花接木在自己的作品中，比如其童话《舒克舌战贝塔》，就是让舒克与贝塔为着“只有合格的老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克隆对人类有益吗”等28个话题而展开正方反方的所谓辩论，舒克和贝塔两个角色在佐证自己观点时不断大量引用现实中的各种事例。这种辩论赛式的议论书写，孩子们不一定感兴趣，但却可以济作者写作和想象之穷。

　　同样，其创作于2001年的童话《金拇指》，其中的主人公欧阳宁秀自述身世:“在土改时，我的姥爷被定为地主。我母亲在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1951年，我母亲在一所大学就读。一天，在家乡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姥爷逃了出来，他潜入大学，找到女儿，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要求女儿给他一个馒头充饥。我母亲稳住地主父亲，她说我去给您到食堂买馒头。母亲大义灭亲，叫来了几名公安。母亲随同公安押送我姥爷回乡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在批斗会上，不知是谁看见了台下同样义愤填膺的我母亲，那人喊叫道:把地主的狗崽子也拖上来斗争!于是，我的母亲被愤怒的贫下中农拖上台去，当众被脱了裤子，打得皮开肉绽。”这个土改中女儿大义灭亲检举地主父亲的故事早在张紫葛出版于1997年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一畅销书中就有过完全一致的记述，且这段记述在后来被不少报刊转载、转述过。郑渊洁善于将自己所获得的各种信息或者原封不动或者改头换面地集结到自己的创作中来，那个“伟哥可爱”的荤笑话也是一例，而且生活中的郑渊洁“泼辣”率性口无遮拦，因为曾遭遇“少儿不宜”的评判，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颇有些赌气地涉“性”回答:“我写作的初衷，实际上是为我的生殖器打工”“靠为儿童写作谋生的人，都应该具备阳萎的基本素质”……如此发泄自己愤懑情绪的回答可谓快人快语了，却反映出其内心不够纯净淡定的一面来———而从事童话写作的人多少要有些超凡脱俗能跳脱开纷扰的尘世，缺失这些资质，是会妨碍作家对童话这种较少人间烟火气的体裁的把握和驾驭的。

　　上述种种并不意味着“童话大王”的影响力就会遽然下降，当年得其童话福荫的读者在成长之后还会将其影响力再度辐射给周边读者:“即使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对于郑渊洁，对于他的童话，我依然喜爱如初，并愿意和自己的学生和孩子一同分享。”

　　《童话大王》杂志给郑渊洁带来的“童话大王”的桂冠一时还无法移易，其在作品中对自己及其作品有意识的频频推销也有一定效用，会令他的粉丝“得陇望蜀”。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当下有近4亿少年儿童读者，他们都会是郑渊洁巨大的接受群体。2013年12月3日，郑渊洁受邀在上海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谈话时，曾半开玩笑地向卡梅伦表示自己不急于在英国拓展自己的童话市场，因为英国孩子少，而中国市场有足够的读者。

　　这倒也部分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郑渊洁在当下中国所拥有的“读者红利”还会让他的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继续行销无阻，尽管其一些游走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创作的童话已经不那么适合儿童阅读了。而郑渊洁童话接受过程中的纷纷扰扰还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儿童在阅读中出现越界阅读的情形在所难免，在儿童阅读中实行分级阅读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真正操作起来也有着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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