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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6-05-18 共3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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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葛翠琳童话世界的特点探析
  【引言  第一章】葛翠琳童话的创作溯源
  【2.1】葛翠琳童话纯美的精神境界
  【2.2】葛翠琳作品鲜明的创作风格
  【2.3】葛翠琳童话虚实的形象刻画
  【2.4】葛翠琳小说独特的语言艺术
  【第三章】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结论/参考文献】葛翠琳童话创作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 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时代的车轮碾过,多多少少都会在文学的土地上留下那车轮碾压的痕迹,无论是作家、文学作品还是理论研究,其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时代的影子,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和理论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时代的影子。童话作品也不例外,在作家创作作品的同时,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已经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童话作为传承文学化的纽带之一,从中我们不但可以察觉出背后久远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探究出作品创作时代的突破因子。童话在文化的传承方面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作为中国童话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葛翠琳独特的童话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烙印。
  
  悠久的民间文化承载着无尽的历史,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的不竭的资源和动力。美国作家弗吉尼亚·汉弥尔顿说,她继承了古老的传统,用故事作为保留传统的手段,故事在她手里成为了一种魔力,成为一种能源,她将这种魔力和能源传达给那些阅读的人。葛翠琳的童话故事也有着同样的魔力。她曾经吸取过无数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至今,她还可以随口说出一些民间的谜语、谚语等,例如嘴的谜语,“红门楼白门槛,里面住个馋小孩”;眼睛的谜语,“开窗闭窗,里面住着一对娇姑娘”;茄子的谜语,“紫溜溜树,紫溜溜花,紫溜溜手绢里包芝麻”.不论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还是在童话创作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的“蝴蝶效应”.葛翠琳在过往的生活中累积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她将它们“精挑细选”地溶入到童话世界中,在激发和唤起儿童好奇心的基础上,让凝聚着历史文化的故事在儿童中间不断地被传承下去,不但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而且又将传统的文化以一种潜在的艺术形式被继承和发扬光大,不断彰显中国童话独特的艺术魅力。
  
  《沉默的证人》是根据北京传说天安门前的华表改编而成的,故事讲述的是老石匠建华表的故事,其中用顺口溜将老石匠刚刚雕刻完成的华表形象展现出来“一对挺直的圆柱儿磨出来,上边精雕细刻,一对石龙盘柱仰天立,张牙舞爪驾浮云,云彩朵朵像花瓣儿,拖着龙须把头伸。”故事将龙描绘的栩栩如生。葛翠琳想要以简单直接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性,可以通过龙这个中国特有的艺术元素的刻画来证明其存在,这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的衍生。
  
  在葛翠琳大量汲取民间营养的基础之上,她将民间故事进一步地揉捏和拉伸,加入时代的创新元素,童话也就富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在《抬花轿》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中国悠久的婚嫁风俗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但是为了符合时代的审美标准,也符合儿童们的审美情趣,葛翠琳以拟人的小动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通过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形象,将童话故事的怪诞离奇展现的活灵活现,为这篇童话增添了许多的新意和意想不到的和谐灵动之美。
  
  一路走来,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历程中,无论是作品主题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等等,其中的独创性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文化,曹文轩曾指出:“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①童话作为儿童民族精神的养料,童话为儿童与民族的共同发展搭建了桥梁。作为童话作家,葛翠琳肩上带有强烈的使命感,以传统的文化作为基点,注重宣扬人文教育,为中国的童话注入更多的本土化、个性化的特点。她在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树立了自己的文化标志,为提升中国童话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二)葛翠琳童话的苦难模式
  
  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在儿童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同样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有着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归功于葛翠琳童话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但是,光芒的背后,肯定会有许多人对其创作有一些疑问。对于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当然要以更高的审美标准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样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对于葛翠琳和她的童话,争议点最多的是创作模式的苦难倾向。苦难的因素总是萦绕在葛翠琳的童话中,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塑造的多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在情节的设置方面,角色常常是以苦难的经历作为惯有的情节发展模式。
  
  在形象塑造方面。《雪梨树》中的香姑要唤醒曾经喝下红血汤的石娃,克服种种苦难,以坚强的品格和意志力种出了雪梨;《种花老人》中万顺爷爷是一位养花人,因与王爷订下一纸契约,万顺爷爷经历重重艰险终于种出王爷后花园没有的花;《金花路》中佟木匠一心想要当木匠,虽然笨,但是吃得起苦,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刻苦磨练,他终于成为有名儿的木匠师傅;《会飞的小鹿》中从出生就无父无母的小鹿,为了年老体衰的长颈鹿妈妈过上舒服的生活,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肩负为长颈鹿妈妈送粮食的重担。葛翠琳设定的形象,虽然在性别、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却存在一个苦难化特征,都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故事形象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关涉到整个故事的审美效果。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这些具有共通性的形象会容易产生被“复制”的感觉,虽然外部形象不同,但是内部相似程度很高,缺少了新鲜感,读者阅读后会对原本的阅读期待值产生影响。
  
  在情节设置方面。《雪娘》中雪娘为了自己的儿子与神娘制造的苦难做着抗争;《野葡萄》中的白鹅女为了找到能治好眼睛的野葡萄,跋山涉水,经历了各种困难后,终于找到传说中的野葡萄,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也治好了其他失明的人;《泪潭》中的白莲为了能见深山修行的松涛哥哥,依照老僧的安排,白天挑泉水,夜里守香火,终于远远地望见悬云洞中修行的哥哥,白莲为了救出哥哥,孤身跳入悬崖。《一片白羽毛》中小蚂蚁力力为了找到白羽毛的主人,它拖着沉重的白羽毛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找到了失主白天鹅。《会飞的小鹿》中小鹿虽然失去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与这位抚养它长大的长颈鹿妈妈有着如亲生般的母子之情,小鹿为了长颈鹿妈妈的幸福,也是历尽了艰辛万苦。这些童话作品的情节都是以苦难的经历为依托推动故事的发展,将生活的苦难呈现在儿童面前。在这方面,葛翠琳与曹文轩有着类似之处,曹文轩往往在成长小说中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而少年的成长多是以苦难作为依托,同样,葛翠琳的童话角色常常也是以苦难作为惯有的经历。
  
  这种苦难化倾向对于葛翠琳来说既有利又有弊,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利的一面是形成了葛翠琳式的童话风格,在孩子们心中加深烙印,形成思维的定式,看到一篇童话,可以轻易地分辨出是葛翠琳的童话作品;弊的一面是童话作品出现风格单一化现象,少见新的突破和亮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野葡萄》到二十一世纪的“山林童话三部曲”,葛翠琳在童话创作方面一直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创作风格,让大读者和小读者可以从纷繁的童话中认出她的作品。在文本阅读惯性上,葛翠琳实现了一种成功。《采药女》、《种花的老人》、《金花路》、《会飞的小鹿》等等,无论故事的场景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生活中,故事的精神都是在困苦磨难的文本内容中升华。随着时间的不断冲刷,她的这种创作模式被小读者和大读者接受和认可,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但是从成功的一面恰恰反观出她的问题。
  
  葛翠琳童话作品的苦难倾向,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孩提时代的苦难生活,反右和文革浩劫的苦难生活,过往的艰苦经历早已在有形和无形中浸染着她的思维和情感意识。在创作中,会自然地流露出苦难意识,使得作品笼罩在一层灰色、忧郁的氛围中。
  
  或许这种苦难的情节模式是葛翠琳创作童话的初衷,她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的重担,希望借助童话引导和塑造儿童克服困难、英勇顽强的意志与品格,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融入过多的苦难教育,对于儿童来说也许过于急了一些。儿童毕竟是一个自由娱乐发展的人,但这不是说要一味地追求快乐,但是也不意味着过早承担苦难的经历,太多强大品质的生硬灌输会加重孩子们成长的心理负担。这些苦难的情节模式或许也是她童话创作的潜意识使然,在葛翠琳的心理是是急于希望儿童们拥有好的品格,希望他们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深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她创作童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将经历苦难的故事流露于笔端,但是这些的“无意识”也许会让儿童们过早承载太多忧郁压抑的东西。她童话情节的苦难倾向,会造成她童话作品的局限性,并且缩小了她文学艺术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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