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传统童谣的审美特征

　　鄂东传统童谣是鄂东民众在符合鄂东儿童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心理特征和欣赏趣味的前提下，用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长期流传于鄂东儿童间的一种口头短歌。鄂东传统童谣在鄂东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产生和流传，历经时间的汰洗和文化的沉淀，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审美艺术特征。

　　一、浓郁淳厚的乡土美

　　鄂东传统童谣以鄂东方言为载体，忠实地记录了鄂东民间古朴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生动地展现了鄂东大地古老的风土民情，真实地反映了鄂东民众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无论是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烙上了鲜明的鄂东地域印记，洋溢着浓郁的鄂东乡村生活气息，具有淳厚的乡土之美。如：

　　年来了，是冤家。儿要帽，女要花，媳妇要簪子走人家，爹爹要栎炭烧大火，婆婆要糯米打糍粑。狗子闻到糍粑香，扯破了婆婆的裤子裆。左一补，右一补，一补补个花屁股。 （《年来了》）

　　这是一首广泛流传于鄂东黄冈、罗田、浠水山区一带反映鄂东过年风俗的传统童谣，对鄂东地方风俗和农家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使它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前半部分正面描写了旧时鄂东人迎接新年到来时简单而又奢侈的物质追求和喜悦虔诚的心情，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旧时鄂东山区过年的某些风俗习惯，尤其是用 “栎炭”烧年火，用 “糯米”打糍粑的风俗。用 “栎炭” “烧大火”是鄂东山区过年时最具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事象。虽然燃火祈福，迎接新年，是盛行于我国众多地域的传统习俗，但鄂东此俗则有自己的特色：其一，用来 “烧火”的燃料是栎炭；其二，火要烧得越大 （旺）越好。此俗的形成既与鄂东冬季较为寒冷的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还与鄂东民众独特的文化心理有关。鄂东大部地区山多林密，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适合于栎树生长，故栎树在鄂东分布广泛，是鄂东富有乡土特色的树种。栎树木质坚硬，用其烧制的栎炭不仅火力充足、持久，而且烟少灰净，是优质的取暖木材。在旧时的鄂东，人们于农闲之时便上山砍伐粗壮的栎树，放入土窑中烧制成 “栎炭”,以备过年之需。在鄂东人的文化观念里， “栎炭火”不仅可以取暖驱寒，驱邪纳福，还预示着生活富足、家业红火、事业兴旺。因此，旧时鄂东人家，无论富户，还是贫家，过年用栎炭烧大火自然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情。然而在鄂东，栎树尽管分布广泛，但能用于烧制栎炭的枝干粗壮者并非易得，贫家所烧制成的栎炭也主要用于出卖以换取生活所需，因此过年用 “栎炭烧大火”成了绝大多数鄂东人奢侈的愿望。用 “糯米” “打糍粑”是鄂东过年时又一富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活动。糍粑，又叫年糕，是富有鄂东地域特色的应节食品。制作糍粑的过程叫 “打糍粑”.鄂东过年 “打糍粑”的风俗有上千年的历史。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也有过春节制作年糕的习俗，但鄂东糍粑的使用原料和制作方法颇具特色：首先将精纯的糯米 （因为这样的糯米黏性更好，制作出来的糍粑白而细腻）洗净，浸泡透彻，然后放入特制木甑中蒸熟成糯米饭，再将滚烫的糯米饭放入特制的石臼里，二至四个劳力手持耙杠 （光滑的木棍）用力将其打揉成泥状，再将泥状的糍粑放入簸箕中按压成厚约三四厘米的圆饼形状，最后等其稍干爽后再切成长约 12 厘米、宽约 5 厘米的条块状以待食用。

　　鄂东人过年之所以非常重视打糍粑，不仅因为糍粑营养丰富，口感柔滑，是难得的佳肴，还因为 “糍粑”中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糍粑有良好的黏性，寓意家人团结和睦；糍粑按压而成的圆饼形状，寓意家人团圆、生活美满；打揉糍粑时数人通力合作的过程，寓意众人精诚团结，共创幸福美好生活，所以 “糍粑”是鄂东人过年时犒劳自己和款待客人的必备佳肴。

　　童谣的后半部分用俚俗的鄂东方言口语描绘了一幅鄂东农家人畜共处的生活场景：正当人们沉浸在打糍粑的忙碌与欢乐中时，狗也被糯米饭的醇香所吸引，前来抢食，婆婆急忙驱赶，狗因不满被驱逐，一口便咬破了婆婆的裤子裆。婆婆那本来破旧的裤子裆因过度缝补和补丁颜色的不一，变得颜色斑驳杂乱，婆婆穿上裤子后，屁股也因此变成一个“花屁股”.这是极为真实自然的旧时鄂东农家生活状态：贫穷，但不乏浪漫的生活情趣。在漫长的岁月里，贫困一直伴随着鄂东人，但鄂东人对生活的热情却没有被贫困所吞噬，反而在贫困面前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豁达与风趣，而这豁达与风趣又使他们贫困的生活弥漫上了美好而动人的色调。

　　二、天机活泼的稚趣美

　　倘徉于鄂东传统童谣的审美世界中，令人不禁想起清代学者郑旭旦的话： “天机活泼，时时发见于童谣。”①“天机活泼”是儿童最本真的生命情态，而酿造这一生命情态的酵母是儿童独特的思维方式。儿童思维是人之初生命阶段上的思维方式，皮亚杰指出：儿童思维是一种同原人思维类似的思维形式，即 “自我中心思维”.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主观情感和客观认识合而为一，客体 “依附”于主体，形成 “自我中心”,并以 “泛灵观念”、 “人为意识”、 “任意逻辑”和 “前因果观念”等表现形式存在于儿童的各种认知活动中。②在 “自我中心思维”的影响下，鄂东儿童表现出山里孩子特有的稚气天然的生命情态。 而这一生命情态在鄂东传统童谣中得到了艺术性的外化。鄂东传统童谣 “天机活泼的稚趣美”主要从童谣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凸显出来。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对鄂东儿童日常生活内容和行为方式的描写上。如：

　　绿蠓哥哥，下树多多，你吃腊肉，我吃骨头。 （《绿蠓哥哥》）

　　“绿蠓”,是一种漂亮可爱的小昆虫，鄂东乡下孩子亲切地称之为 “绿蠓哥哥”.夏季是鄂东乡下孩子最喜欢的季节，下水摸鱼，上树捉虫都是他们的最爱。在他们最喜欢捕捉的昆虫中，除了蜻蜒、金龟子、鸣蝉、萤火虫外，还有一种被叫做 “绿蠓哥哥”的小昆虫。然而，绿蠓常常高居树梢，欲要捉住它，并非易事，于是孩子们便唱着这首童谣，以腊肉相诱惑，呼唤绿蠓从树上下来。这首童谣表现了儿童思维中的 “泛灵观念”,主体与客体自由沟通的状态，洋溢着儿童所特有的稚趣朴拙的生命情态，童谣也因此呈现出稚趣天然的美学风格。

　　从形式上看，鄂东民间传统童谣天机活泼的稚趣美从词语的运用、句式的组合、叙述的方式、表达的技巧等 “有意味的形式”中凸现出来。语言是思维的反映，由于 “自我中心思维”的影响，儿童的语言表现出单纯、朴拙、稚气、活泼、浪漫的特点。如流传于英山、罗田一带的 《八哥儿上树曰吃饭》：

　　八哥儿上树曰吃饭，么事饭？豆儿饭。么事豆？青皮豆。么事青？竹叶青。么事竹？响竹。么事响？铳响。么事铳？观音铳。么事官？啄屁官。么事啄？黄泥啄。么事黄？蛋黄。么事蛋？鸭蛋。么事鸭？湖鸭。么事湖？洞庭湖。么事洞？老虎洞。么事老？阁老。么事角？犀牛角。么事须？锁须。么事锁？铁锁。么事铁？生铁。么事生？花生……

　　这首童谣的稚趣美从重复问答的叙述方式和逻辑混乱的回答中显现出来。在儿童的思维世界里，事物之间是 “任意结合”,无所谓逻辑联系的。也就是说，儿童是不能够从逻辑层面上去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而是全凭自己的直觉去感知，凭自己的喜好去对待的，因此儿童常常把毫不相干的事物或现象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任意结合在一起。此童谣就突出地表现了儿童 “任意结合”的思维特点。童谣以设问作答和顶真续麻的形式结构全篇，句式简单，形式活泼，别有趣味。 “问”和 “答”所涉及的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事物，顶针续麻中相顶接的事物也应该有某种逻辑联系，但这里，没有了逻辑，全都答非所问。但这种逻辑混乱的 “答非所问”中流淌出来的却是一派稚趣朴拙的童年生命气象。

　　三、大胆幽默的谐趣美

　　首先，鄂东童谣浓郁的谐趣美从 “颠倒歌”这种特殊形式的童谣中凸显出来。颠倒歌 “通过大胆的夸张，有意地渲染违背常理的奇怪现象……巧妙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原则，引导儿童从悖逆事理的现象中去辨别是非真伪，从而在表面的荒诞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③。如下面这首 《扯谎歌》：

　　太阳落土人歇脚，听我唱个扯谎歌。昨日看倒牛散蛋，真朝儿看倒马长角。秧田中间烧大火，大火当中捡柴禾。稻场石磙风吹起，风吹腰磨过大河。灯草过河沉到底，江面飘的是秤砣。“扯谎”即撒谎， “太阳落土”即指太阳落山，“歇脚”指休息， “散蛋”即下蛋， “真朝儿”即今天。童谣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故意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现象进行渲染，内容荒诞不经。孩童们诵唱这样的童谣时，自然要经过一番思量、辨析，当他们突然明白这是说唱者在故意讲 “错话”时，便产生了诙谐滑稽、新奇有趣的感觉，从而达到了 “促使孩子们在欢笑中思考，加深对正面事理的认识”④之目的。

　　再如下面这首 《倒唱歌》：

　　倒唱歌，顺唱歌，河里石头滚上坡。先生我，后生哥，生了我哥我摇窝。接我娘 （指娘出嫁），我打锣，爹爹发蒙我同学。我走家爹（外公）门前过，看见舅爷摇家婆。

　　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颠倒歌，也叫滑稽歌，它以孩童的口吻把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讲得绘声绘色，若有其事，给人以强烈的荒唐滑稽感。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颠倒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它通过内容上的悖理、错位和强烈夸张，制造幽默效应。而这种作为美学范畴的幽默，在引人发笑的表达里潜藏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它对于儿童而言，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鄂东民间传统童谣的谐趣美还来自于那些表现儿童生活和情趣的童谣。处于生命初始阶段的儿童，其童心世界是纯真的，行为是友善的，言语是纯净的，然而，生活在山野之间的孩童，因环境的影响，其言行自然要比城里孩子多了些 “野性”,生活也多了些 “野趣”.但这种 “野性”、 “野趣”绝不是 “野蛮”和 “低级趣味”,而是一种只有山里孩童才有的童年生命意趣。这种 “野性”与 “野趣”是鄂东民间传统童谣谐趣美的重要来源。如《待客歌》：

　　狗子咬，客来了。鸡散蛋，下挂面。客一碗，我一碗。我吃了要客赶，客不赶，我驮着篙子撵。撵过河，要客驮。客不驮，骂他是个好吃婆。

　　用直白、大胆、诙谐，甚至挑衅的语言对某人的生理缺陷或不良行为习惯进行不留情面调侃、挖苦和嘲讽，是鄂东乡间孩童 “野性”与 “野趣”的另一个表现，鄂东民间传统童谣对鄂东孩童的这种“野性”和 “野趣”也给予了充分展示。如 《捡样捡样》： “捡样捡样，屁股朝上，天上落雨，地哈打荡。” “捡样”即模仿之意， “地哈”即指地面上。此童谣对那些自己不爱动脑筋、一味模仿他人的懒惰者进行了大胆地调侃。

　　四、率真质朴的情感美

　　歌谣之诞生，源于人类情感宣泄的需要，童谣的产生也是如此。正如明代学者杨慎所言：童谣“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古人常以 “天籁”来比喻童谣毫无雕琢矫饰、直率浑成： “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天籁者声之最先者也。在物发于天：在人根于性，莺唤晴，乌啼雨，虫吟秋，水激石，树当风，数者皆是也。儿童歌笑，任天而动，自然合节，故其情为真情，其理为至理，而人心风俗即准乎此”⑤。周作人在 《儿歌之研究》中说，童谣 “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为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他还把童谣分为 “母歌”与 “儿戏”, “母歌者，儿未能言，母与儿戏，歌以侑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⑥。

　　考察鄂东民间传统童谣的诞生状况，除了周作人所说的之外，还有一种，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借童谣表达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悲苦和渴望。总而言之，鄂东民间传统童谣的创作主体是妇女和儿童，童谣是他们在一种极为自然的状态下即兴吟唱而成的。我们知道，旧时的鄂东山乡与中国其他广大乡村一样，妇女和儿童均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一般难以接受文化学习，大多数人目不识丁。这群 “不识字的作家虽不及文人细腻”,但他们情感更为率真质朴，语言更为直白大胆，他们依托童谣这一艺术形式，观照来自心灵深处的精神诉求，童谣因此彰显出率真质朴的美学风格。

　　鄂东民间传统童谣率真质朴的情感美，首先表现为用最朴素自然的形式传达了儿童最纯真美好的生命情感。儿童正处于人生的黎明时期，生命的花朵刚刚开始绽放，纯真美好是其生命固有的品性，鄂东山区的孩童尤为如此。纯真美在鄂东民间传统童谣中体现为一种童真美。如：

　　黄鸡公儿尾巴儿拖，三岁的伢儿会唱歌。

　　不是爷娘教给我，自家聪明谣来的歌。 （《自家聪明谣来的歌》）童谣以儿童喜爱的动物公鸡起兴，以孩童的口吻，对不用父母教授、自己就能学会唱歌的聪慧和能力，给予了由衷的肯定和情不自禁的赞美，表现出儿童对自我能力的欣赏和自豪，洋溢着儿童特有的童真美。再如：

　　竹子爷，竹子娘，我跟竹子一样长。竹子长大做扁担，我长大了做屋梁。 （《竹子歌》）竹子是鄂东生长极为普遍的一种植物，在鄂东传统文化中，竹子不仅寓意长寿安宁、幸福和谐，而且因生长迅速、柔韧坚强、用途广泛而成为栋梁之才的象征，由此形成了 “过年转竹子”的风俗。孩子们于年饭前来到房前屋后的竹园，选择一棵粗壮高大的竹子，以双手环抱，围绕着竹子边转动身体边诵唱此童谣。童谣以生动的比喻、晓畅的语言、流动的节奏抒发了鄂东青少年儿童渴望快快长大成才的美好愿望，洋溢着动人的童真美。再如：

　　鸟奈叫，树叶奈新。姐穿线，妹穿针，做双新鞋谢娘亲。娘亲怀我十个月，哪个月里不担心！ （《做双新鞋谢娘亲》）茅楂树，开白花。哥做岸，姐挑沙。过身的大哥莫笑我，我帮妈妈做人家。 （《我帮妈妈做人家》）前一例既抒发了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又表达了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回报母爱的自豪感。后一例刻画了一个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儿童形象，表达了热爱劳动的喜悦心情。

　　鄂东民间传统童谣率真质朴的情感美还表现在以质朴的语言真实地表达了鄂东妇女的精神诉求。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妇女进行了无情地摧残，鄂东地处穷乡僻壤，封建陋俗更是根深蒂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深受封建陈规陋俗的压迫而无处申诉，只能在养育孩子之时，以童谣的形式，借孩童之口予以宣泄。如：

　　天上星，亮晶晶，地上的媳妇好伤心。纺线纺到三更夜，织布织到夜五更。 （《天上星》）罐子煮粥筷子挑，我在娘家是娇娇。我在婆家受了苦，我在婆家受折磨。婆婆打我十八棍，丈爷打我九杨杈。含倒眼泪到娘家。娘说女儿不该来，哪里打死哪里埋。要他的金子搁棺盖，要他的银子搁棺材，要他的丈爷当堂拜，要他的婆婆哭灵台。要他的大儿戴孝帽，要他的细儿穿白鞋，要他的白日抬出去，要他的夜些抬进来，要他的孝儿挖垱埋。 （《汗菜红》）前一例用朴实的语言、低沉的旋律倾诉着劳动的艰辛，一个哀怨的妇女形象呼之欲出。后一例则用语大胆，言辞激烈，情感激越，把在婆家受到的种种欺凌和盘倾出，一组排比句式，以咄咄逼人之气势，表达了反抗的坚定决心，一个勇于反抗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总之，鄂东传统童谣具有浓郁淳厚的乡土美、天机活泼的稚趣美、大胆幽默的谐趣美、率真质朴的情感美等丰富的审美艺术特征，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研究鄂东传统童谣，对当代儿歌的创作具有借鉴价值，对民俗学、方言学具有史料价值，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