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分析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迁徙生活直接推动了文化的流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汉化”,或者西征途中对于西方文明的裹挟，以及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都直接推动了蒙古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出现。而蒙古民族世代相传的开放心态，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凝结而成的蒙古族民间童话，在故事体系上必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复合形态，这主要表现为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

　　一、阿尔泰故事体系

　　蒙古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重要分支，它同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在血缘、语言、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汤普森所言，由于“语言的亲属关系，公认的部落或民族对于它们共同的历史的意识，宗教整体以及一定地理区域的团体，都势必在一定的民族中产生心理联合，它给予这些民族的传统知识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1〕阿尔泰语系主要分布在中国、蒙古、阿富汗 、伊朗、土耳其、前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民间故事形态上，这些地区的故事在母题、结构、审美倾向等方面多有相似又自成体系，我们称之为阿尔泰故事体系。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体系有自身独特的母题。

　　最为常见的是平魔母题，这类故事被后人称为英雄故事，它与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是孪生兄弟，一个是韵文，一个是散文。蟒古斯作为恶神，是所有平魔故事中草原英雄的神奇对手，草原英雄历尽艰险最终战胜蟒古斯。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血染沙场，有的是竞技比赛，有的是游戏捉迷藏，当然也有的是智斗蟒古斯。这类母题是善恶交锋，善必然战胜恶的观念的反映，是原始初民与自然、社会恶势力、内心的恶魔抗争的历史记忆。

　　人与动物异类婚母题也较为常见，可能是原始狩猎-游牧民族与动物天生具有难以割舍的关系。

　　图腾动物与人的结亲从神话故事就开始讲起，在民间童话中得到了延续和丰富。这类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多为男性，动物的形象多种多样，有熊、大猩猩、狐狸、龙女等。动物报恩或者动物喜欢贫穷男主人公而与之结婚，是这类故事较为单纯的形态，后来阶级斗争内容的加入，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产物。

　　死而复生母题是信奉萨满教民族故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母题，这可能与萨满教治病驱疫的法术有直接关系。只要身体各个部位及骨骼完备，并且各个部位一一就位，然后施以法术便可以获得重生。

　　虽然在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也会出现死而复生的情节，但往往是一瞬间即完成复活，更多体现的是变幻的神奇。蒙古族的这类故事数量较多，而且对于神秘的死而复生过程总是详细地叙述，对其中的法术描写情有独钟。此外，还有一些母题是阿尔泰故事体系的典型母题，例如金胸银腚儿子、羊尾巴儿子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也有自身独特的人物形象体系。以蟒古斯为首的恶魔阵营，以猎人、小牧童、牧羊女为代表的善的阵营，以及以老婆婆、神马为代表的神奇的助手阵营，自成体系，其中蟒古斯、老婆婆和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蟒古斯形象最为醒目，也称蟒古思、蟒盖、蟒嘎特害等，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对恶魔形象的统称，它是一种多头的蟒蛇，在平魔故事中对于它的外形多有描述，并逐渐定型。公蟒古斯以多头为主要特征，最多达到三十几颗，而且穷凶极恶，变化无常。母蟒古斯则具有极强的生育力，很多故事都强调其乳房的巨大，“左乳搭在右肩上，右乳搭在左肩上”成为其标志性特征。小蟒古斯则一落地就骁勇善战，生命力极强。

　　以萨满女巫为原型的老婆婆形象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也较为常见，她们经常以神奇的相助者身份出现，能掐会算，具有神奇的预见性，同时还可以为主人公提供化解难题的方法。虽然随着道教文化的传入，蒙古族民间童话相助者形象又增加了白胡子老爷爷，但并不能冲击老婆婆在故事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形象的原生性和稳固性。

　　在动物形象中，马始终占据着蒙古族民间童话的首要位置，金马驹、黄骠马、云青马等，种类繁多。它们不仅是主人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精神伴侣，同时还扮演着神奇的相助者角色。作为最忠实的伴侣，它倾尽所有帮助主人公完成心愿；作为通神的飞马，它带领主人公上天入地，度过重重难关。由于阿尔泰语系所涉及的地域较为广阔，民族数量也较多，故事形态不尽相同，游牧生活带来的文化交融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故事彼此纠缠，很难条分缕析，因此只能把共性的一些特质提供出来作为研究依据。

　　二、印-藏故事体系

　　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应该首先考虑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接纳和信仰的因素，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几经兴衰，16世纪末以喇嘛教的形式传到蒙古地区，印藏民间童话随着佛教经文的传入被一并带到蒙古高原，先后被译介还有《五卷书》、《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佛本生故事》、《贤愚因缘经》等，这些宣传教义的经书内容大都是印、藏民间流传的故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民间童话故事雏形。

　　已经有一些学者就印藏文化对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如赵永铣、巴图的《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印、藏民间故事的关系》〔2〕、陈岗龙的《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3〕、萨日朗的《〈贤愚因缘经〉与蒙古族民间故事》〔4〕、那木吉拉的《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5〕等，这些学者从细部列举了印藏故事对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影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对于藏传佛教的接受，在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中以劝善惩恶故事的移植、发展以及因果报应主题的流行得以体现。大凡宗教都宣传“灵魂”和“灵魂不灭”,正像佛家所宣扬的“神不灭”论、“今世”、“来世”等，这些教义成为善恶报应观念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