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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09-01 共4960字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迁徙生活直接推动了文化的流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汉化”,或者西征途中对于西方文明的裹挟,以及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都直接推动了蒙古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出现。而蒙古民族世代相传的开放心态,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凝结而成的蒙古族民间童话,在故事体系上必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复合形态,这主要表现为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

  一、阿尔泰故事体系

  蒙古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重要分支,它同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在血缘、语言、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汤普森所言,由于“语言的亲属关系,公认的部落或民族对于它们共同的历史的意识,宗教整体以及一定地理区域的团体,都势必在一定的民族中产生心理联合,它给予这些民族的传统知识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1〕阿尔泰语系主要分布在中国、蒙古、阿富汗 、伊朗、土耳其、前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民间故事形态上,这些地区的故事在母题、结构、审美倾向等方面多有相似又自成体系,我们称之为阿尔泰故事体系。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体系有自身独特的母题。

  最为常见的是平魔母题,这类故事被后人称为英雄故事,它与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是孪生兄弟,一个是韵文,一个是散文。蟒古斯作为恶神,是所有平魔故事中草原英雄的神奇对手,草原英雄历尽艰险最终战胜蟒古斯。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血染沙场,有的是竞技比赛,有的是游戏捉迷藏,当然也有的是智斗蟒古斯。这类母题是善恶交锋,善必然战胜恶的观念的反映,是原始初民与自然、社会恶势力、内心的恶魔抗争的历史记忆。

  人与动物异类婚母题也较为常见,可能是原始狩猎-游牧民族与动物天生具有难以割舍的关系。

  图腾动物与人的结亲从神话故事就开始讲起,在民间童话中得到了延续和丰富。这类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多为男性,动物的形象多种多样,有熊、大猩猩、狐狸、龙女等。动物报恩或者动物喜欢贫穷男主人公而与之结婚,是这类故事较为单纯的形态,后来阶级斗争内容的加入,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产物。

  死而复生母题是信奉萨满教民族故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母题,这可能与萨满教治病驱疫的法术有直接关系。只要身体各个部位及骨骼完备,并且各个部位一一就位,然后施以法术便可以获得重生。

  虽然在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也会出现死而复生的情节,但往往是一瞬间即完成复活,更多体现的是变幻的神奇。蒙古族的这类故事数量较多,而且对于神秘的死而复生过程总是详细地叙述,对其中的法术描写情有独钟。此外,还有一些母题是阿尔泰故事体系的典型母题,例如金胸银腚儿子、羊尾巴儿子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阿尔泰民间童话故事也有自身独特的人物形象体系。以蟒古斯为首的恶魔阵营,以猎人、小牧童、牧羊女为代表的善的阵营,以及以老婆婆、神马为代表的神奇的助手阵营,自成体系,其中蟒古斯、老婆婆和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蟒古斯形象最为醒目,也称蟒古思、蟒盖、蟒嘎特害等,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对恶魔形象的统称,它是一种多头的蟒蛇,在平魔故事中对于它的外形多有描述,并逐渐定型。公蟒古斯以多头为主要特征,最多达到三十几颗,而且穷凶极恶,变化无常。母蟒古斯则具有极强的生育力,很多故事都强调其乳房的巨大,“左乳搭在右肩上,右乳搭在左肩上”成为其标志性特征。小蟒古斯则一落地就骁勇善战,生命力极强。

  以萨满女巫为原型的老婆婆形象在蒙古族民间童话中也较为常见,她们经常以神奇的相助者身份出现,能掐会算,具有神奇的预见性,同时还可以为主人公提供化解难题的方法。虽然随着道教文化的传入,蒙古族民间童话相助者形象又增加了白胡子老爷爷,但并不能冲击老婆婆在故事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形象的原生性和稳固性。

  在动物形象中,马始终占据着蒙古族民间童话的首要位置,金马驹、黄骠马、云青马等,种类繁多。它们不仅是主人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精神伴侣,同时还扮演着神奇的相助者角色。作为最忠实的伴侣,它倾尽所有帮助主人公完成心愿;作为通神的飞马,它带领主人公上天入地,度过重重难关。由于阿尔泰语系所涉及的地域较为广阔,民族数量也较多,故事形态不尽相同,游牧生活带来的文化交融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故事彼此纠缠,很难条分缕析,因此只能把共性的一些特质提供出来作为研究依据。

  二、印-藏故事体系

  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受到印-藏故事体系的影响,应该首先考虑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接纳和信仰的因素,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几经兴衰,16世纪末以喇嘛教的形式传到蒙古地区,印藏民间童话随着佛教经文的传入被一并带到蒙古高原,先后被译介还有《五卷书》、《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佛本生故事》、《贤愚因缘经》等,这些宣传教义的经书内容大都是印、藏民间流传的故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民间童话故事雏形。

  已经有一些学者就印藏文化对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如赵永铣、巴图的《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印、藏民间故事的关系》〔2〕、陈岗龙的《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3〕、萨日朗的《〈贤愚因缘经〉与蒙古族民间故事》〔4〕、那木吉拉的《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5〕等,这些学者从细部列举了印藏故事对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影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对于藏传佛教的接受,在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中以劝善惩恶故事的移植、发展以及因果报应主题的流行得以体现。大凡宗教都宣传“灵魂”和“灵魂不灭”,正像佛家所宣扬的“神不灭”论、“今世”、“来世”等,这些教义成为善恶报应观念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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