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法译本《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由李治华雅歌夫妇翻译、安德烈·铎尔孟( André d’Hormon) 校定的法文 120 回本《红楼梦》( 本文简称法译全本《红楼梦》)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世界文学代表作·东方知识丛书》之一种，于 1981 年 11 月由法国着名的伽利玛( Gallimard) 出版社列入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包含所有诗词曲赋的最完整的《红楼梦》外语译本，在法国受到文学爱好者的热烈追捧，虽然定价不菲，第一版 15000 部、第二版 8000 部均很快售罄，2001 年第三版印了 6000 部①; 至 2010年，已经是第四次再版②。法译全本《红楼梦》出版发行之前国内已有报道③，之后亦不断有报刊杂志给予报道、介绍④。在学术研究层面，国内学界最早关注该译着的是钱林森先生，其《〈红楼梦〉在法国———试论李治华、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的〈红楼梦〉法译本》一文对该译着的产生过程、成就和意义等方面做了全面而富有学术含量的介绍①。钱林森先生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曾三次拜访李治华先生，因此，文章中提供了许多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法译全本《红楼梦》的研究来说具有奠基的意义。2014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知网上“主题”项以“‘红楼梦’+ 法译”、“‘红楼梦’+ 法语”为参数进行检索，经过筛选得到相关论文 30 馀篇，其中有 4 篇是以法文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②。综合来看，法译本《红楼梦》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是，与这部译着的重要价值与意义相比，研究成果还相当薄弱，尚有很大扩展空间。

　　众所周知，2014 年 3 月法国当地时间 26 日上午，习主席参观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接见了法译本《红楼梦》主要译者、99 岁高龄的旅法华裔汉学家李治华先生，高度称赞其执着精神和学术才华以及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③; 此后，北京卫视播放了为纪念中法建交 50 周年而录制的纪录片《一个法国人的红楼梦》④，这些因素都使得法译本《红楼梦》及其译者李治华雅歌夫妇、校订者铎尔孟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除了学术论文，还有两部着作值得一提，其一为李治华着、蒋力编《里昂译事》⑤;其二为郑碧贤着《〈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⑥。《里昂译事》为李治华先生散文随笔集，其中，《〈红楼梦〉法译本的缘起与经过》、《试论〈红楼梦〉中人名的迻译》、《谈〈红楼梦〉的法译诗词———答香港〈中报〉月刊作者卢岚问》、《“温都里纳”一词原文的商榷》及附录舒乙先生的《去法国小镇取宝》等数篇文章与法译本有直接关系; 《我的回忆》、《里昂中法大学话旧》等系列文章则提供了作者及其夫人雅歌、其老师铎尔孟等人的诸多生活细节，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红楼缘。《〈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为旅法华文作家郑碧贤女士所撰，作者在得知法译本《红楼梦》的相关故事之后，花了两年多时间，采访了包括李治华先生本人在内的许多知情人，搜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然后以小说笔法围绕法译本《红楼梦》的翻译、出版过程，写李治华、雅歌、铎尔孟三人的故事。该书虽说是“一部好看的小说”①，但是，由于提供了许多来自访谈与档案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史料的价值，值得研究者参考。

　　对于译本研究来说，译校者的文化背景、学术理念以及译着的产生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综合相关资料，对李治华、雅歌、铎尔孟这三位译校者的生平经历及他们的合作方式、翻译原则等进行梳理，尽可能简洁明了地还原法译本《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以便为该译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译校者生平

　　法译本《红楼梦》由李治华先生主译，其夫人雅歌与其恩师铎尔孟参与修润、校订。

　　关于这三位译校者的身份、学历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钱林森先生《〈红楼梦〉在法国———试论李治华、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的〈红楼梦〉法译本》一文最早向中国学界披露了比较详细的信息; 当事人李治华的《里昂译事》提供了更多准确、具体的信息; 郑碧贤《〈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北京电视台纪录片《一个法国人的红楼梦》等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李治华1915 年9 月1 日(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 生于北京，原名李尚忠。9 岁始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连跳两级，以两年时间读完四年课程，随即考入北京中法大学附属西山中学; 初三快结束时，改名李治华、以东北某高校肄业生的身份报名考取中法高中二年级; 高中毕业，直接升入北京中法大学服尔德( 今译伏尔泰) 学院法国文学系; 1937 年大学毕业，以法文系和中文系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深造; 1942 年获得里昂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②，同年10 月9 日与法国女子雅克琳在里昂结婚。( 《里昂旧事》第 16—51 页③) 李治华曾有撰写博士论文的计划，正论文的题目是“元曲研究”，副论文选择了元杂剧郑廷玉《看钱奴》的法文翻译，以便与法国 17世纪莫里哀的《吝啬人》做比较研究，结果论文没有做完，却翻译了郑廷玉《看钱奴》、《忍字记》，秦简夫《破家子弟》，石子章《竹坞听琴》，马致远《汉宫秋》等五部元杂剧作品( 《里昂译事》第 280 页) 。李治华里昂大学毕业之后即旅居法国，先后就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前国立东方语言学校( 1968 年法国学生运动之后改名为东方语言学院，合并于巴黎第三大学) 、巴黎第八大学，其译着除了《红楼梦》与元杂剧外，还包括艾青诗选《向太阳》，鲁迅《故事新篇》，巴金《家》，老舍《正红旗下》、《离婚》，姚雪垠《长夜》等作品。曾任欧洲华人学会副理事长，并任《欧华学报》主编; 2002 年被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法国文艺中级荣誉勋章”。

　　雅歌原名雅克琳·阿蕾扎艺思( Jacqueline Alézais) ，婚后其丈夫李治华依据中国的《诗经》给她取名为雅歌。雅歌1919 年10 月4 日出生于里昂西北140 公里的白朗集。李治华与雅歌为里昂中法大学同学，1939 年秋开始两人互为法语与中文的语伴，渐生情愫。

　　1941 年 6 月，雅歌里昂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女子师范大学古典语文科，按当时法国教育部的规章，在巴黎大学进修，1942 年6 月通过硕士论文;1943 年8 月通过法国教育部的大、中学校教师学衔考试，成为布尔格女子中学的教师，教授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关于李治华与雅歌相识的缘由，一种说法是，在法国文学课上，任课老师要求同班的法国同学尽可能地帮助初来乍到的中国同学，雅克琳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李治华①;另一种说法是，在法国文学班上，一位名叫梁佩贞的中国同学把雅克琳介绍给李治华，两人做互相学习语言的语伴②。后一种说法出自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当更为可信。

　　铎尔孟全名为安德烈·昂特·罗凯特·迪特·铎尔孟( André Yacinthe Ｒoquette，ditAndré d’Hormon) ，1881 年出生，为一位贵族女子的非婚生子，母亲产后不久即自杀身亡，他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③ 铎尔孟早年曾跟中国驻法使馆武官唐在复学习中文，于 1906 年经唐在复、李鸿章推荐来到中国，成为载沣亲王府的家庭教师。在幼年溥仪“登基”之后，铎尔孟不辞而别离开了醇亲王府。此后先后担任法国公使馆的外交顾问、袁世凯的外国顾问、民国政府的外交和法律顾问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着铎尔孟于 1919 年呈交给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说帖》手迹及铎尔孟撰写的《中国民国立法院组织私议》石印本，( 《〈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第 211—212 页) 对研究铎尔孟的思想及民国政府的立法制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对中国的政治失望之后，铎尔孟转而把精力放在教育与中法文化交流上，遂与李石曾、蔡元培、沈尹默、吴稚晖、贝熙叶( 亦译为“贝熙业”) 等人联合向法国政府申请，利用庚子赔款的馀额建立“中法大学”培养人才，经过多方努力，北京中法大学与里昂中法大学先后于 1920 年、1921 年成立( 《〈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第 47、62 页，《里昂译事》第 91 页) 。作为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始人与教师之一，铎尔孟同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中法大学开办十年之后因战争而被迫停止。1941 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原址上成立了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铎尔孟临危受命，出任所长。建国之初，中法未建交，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于 1953 年底遵照法国外交部训令撤退，铎尔孟作为最后一批欧洲研究员于 1953 年底孑然一身回法国，在友人的帮助下住进位于法国巴黎的华幽梦( Ｒoyaumont)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直至 1965 年 2 月 7 日去世。( 《一个法国人的红楼梦》) 自 1906 年至 1953 年的 48 年间，铎尔孟曾于 1909 年回法国，停留了两年。

　　据其好友恽毓鼎日记记载，铎尔孟“倾慕中学甚至。谓回法国二年，觉学问风俗无一如中国者，大为彼都人士所笑，群呼为中国迷。铎君之言曰: ‘自我解中文，见中国前贤之言，无一不从吾心坎中流出，以是知中儒迥出欧洲上也’”①。于是于 1911 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虽然多次回法国，但都只是短暂逗留，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因此，一般资料都说铎尔孟在中国生活达 48 年之久，如果考虑 1909—1911 年曾回法国两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中国生活了 46 年。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的时候，铎尔孟却痴迷于中国文化，并致力于宣传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铎尔孟现象”令人尊敬也值得反思。

　　二 翻译缘起

　　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李治华、雅歌、铎尔孟三人合作完成了法文全译《红楼梦》120回本这一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

　　据李治华先生回忆，上世纪50 年代初，他在巴黎前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担任教员，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任命巴黎大学艾迪昂伯( étiemble) ( 亦译为艾田伯、爱琼伯)教授为该组织《世界文学代表作·东方知识丛书》主任，并请他设计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李治华当时已翻译、出版多种中国文学作品，已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供不应求”①。艾迪昂伯找到李治华，并询问他希望翻译什么作品。李治华不加思索，回答“《红楼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治华高中时代即在北京东安市场买过由《红楼梦》改名的《金玉缘》;而且，他自幼在顺天府尹何乃莹家生活的所见所闻，与贾府多有雷同之处，因此，更加深了他对《红楼梦》的理解与热爱。事实上，李治华先生在何府的生活经历，为他的《红楼梦》翻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些旧时的回忆使我读这部小说时，感到特别亲切动人，后来把它翻译成法文时，自然也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里昂译事》第140 页)正如李治华先生所说: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工作，想要做好这种工作，必须同时精通起点语言与终点语言……在一般情况下，大都需要一个精通起点语言的人和另一个精通终点语言的人共同合作，才能达到目的。”( 《里昂译事》第 140页) 而他和夫人雅歌一起合作翻译，正好符合这种要求。他们夫妇秉持“爱”与“恒”的原则②，携手合作，将许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法文，为中法文学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③。具体到《红楼梦》的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学代表作丛书》有一条规定，在译者之外，还需要请一位专家做校阅者。于是，有了铎尔孟的加盟。铎尔孟是李治华在北京中法大学时代的老师，曾讲授法国古典戏剧、法国诗歌和中译法等课程。李治华大四时写毕业论文，选题是“拉辛剧本〈阿达丽〉( Athalie) 研究”，铎尔孟先生答应担任其指导老师，不过，1937 年春天，铎尔孟临时要回法国，临行前请陈伯早先生代替指导，并鼓励李治华去法国深造。没想到在隔了 17 年之后，这对师生为了《红楼梦》法文翻译而在华幽梦重逢。他们于 1954 年 11 月与教科文组织签订了《红楼梦》翻译合同，从此，铎尔孟把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完全奉献给了《红楼梦》法译本的修润工作。

　　从 1954 年 11 月开始，李治华、雅歌、铎尔孟三人开始了长达十馀年的合作。当120 回《红楼梦》全部翻译完、修改完之后，铎尔孟并不满足于初次修改稿，于是他们又从头开始进行第二次修润，可惜修订至第 50 回，87 岁的铎尔孟因病辞世。此后，李治华继续修改，其夫人雅歌接任修润工作，又经过 17 年的努力，《红楼梦》法文全本于1981 年面世。另据郑碧贤《〈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及余熙《李治华翻译〈红楼梦〉》等提供的资料，负责组织《世界文学代表作·东方知识丛书》的艾迪昂伯生于 1909年，与铎尔孟私交甚好，热爱中国文化。他对《红楼梦》一直神往不已，并为无人翻译而倍感遗憾，所以，当李治华自告奋勇选择翻译《红楼梦》时可以说正中其下怀。

　　值得指出的是，郑碧贤在《〈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一书中写道，在《红楼梦》法文版的翻译过程中，还曾受到过政治因素的干扰。当时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的张代表曾向艾迪昂伯交涉，希望由来自台湾的陈小姐翻译，艾迪昂伯采取“均衡”措施，让陈小姐与李治华合作翻译，结果他俩约定，先分工译前四十回，陈小姐译第 1—20 回，李治华译第21—40 回，然后请铎尔孟审校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结果，铎尔孟选择了李治华，同时聘请陈小姐为他自己的私人顾问①。对于法译全本《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来说，这段“故事”有其特殊的意义。至于是纯属虚构还是事出有因，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够向郑碧贤女士本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求证。如果实有其事，一则反应了特殊时期两岸文化外交某些尴尬情形; 再则，陈小姐对译本当有“顾问”之功，不宜忽视。如果纯属虚构，则当别论。

　　三 合作方式以及翻译原则

　　李治华与铎尔孟在合作翻译期间，约定每周二下午李治华去华幽梦把每星期的译稿交给铎尔孟，铎尔孟把修改过的稿子念给李治华听，两人再就不同意见共同探讨，以期找到最合适的译法。这个“星期二之约”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此外，每个暑假，李治华都会到华幽梦文化中心住好几个星期，集中与铎尔孟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三人合作的具体形式，郑碧贤有更具体的描述: “李治华负责全书翻译，手稿由雅歌作第一次语词上的修改，并打印。铎尔孟则侧重诗词的修改、润色。”( 《〈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第 157 页) 李治华雅歌夫妇的最终修订主要做的工作包括: “改换专有名词的拼音，增添注释，编写引言，修改一些不恰当的地方等等。直到最后，仅仅两次修改校样，我们两人以全副精力去应付，一共用了 14 个月才完成了。”( 《里昂译事》第 146 页) 雅歌中文能力有限，其贡献应该主要在于译本“终点语言”方面的润色。

　　相比之下，铎尔孟的参与程度及贡献显然要比雅歌及一般的校阅者高出很多。

　　论及铎尔孟在译本中的贡献，不得不谈到法译全本《红楼梦》的翻译原则。综合相关资料，李治华、铎尔孟的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 第一，120 回本全译; 第二，诗词歌赋全译; 第三，对人名采取意译而非音译。后两条都与铎尔孟密切相关。

　　先看诗词歌赋的翻译问题。李治华先生曾说，与翻译元曲及其他诗歌作品不同，《红楼梦》里面包含了诗、词、赋、骈文、对联、谜语等几乎所有中国古典韵文的形式; 而且，他们选择了“全译”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论难易好坏，一概需要翻译，这对翻译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而全书中韵文的翻译也正是李治华最没有把握的地方，“幸亏当时有浩然师的帮助，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①。铎尔孟精于法文的格律诗，对中国诗词的了解亦非常深刻，法译本《红楼梦》里诗词的翻译大都由铎尔孟大幅度修改而成。据目验过法译本《红楼梦》全部译稿的舒乙先生介绍，“全部手稿的每一页的每一行都留下了铎尔孟教授的修改痕迹。就手稿来说，不论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物，如此精益求精，如此敬业负责，如此精诚合作，给人一种非常惊心动魄的感觉”②。在校阅、修改过程中，铎尔孟最为用心的无疑是诗词部分，“他是老资格的诗人，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法国古典格律诗或自由的亚历山大体，参差错综，变化多端地解释《红楼梦》中多种体裁的诗、词、歌、赋，在校审中他参与进自己的理解，对于李治华翻译的诗词，常常一行诗只留一两个字，有时大刀阔斧地删掉全部重写。

　　起初，砍得李治华直心疼，他是费尽了心血啊! 渐渐地，他进入到老师的思维里，不仅理解了还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彼此也因此更接近了”( 《〈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第 157 页) 。他们“采取法国格律诗的形式来翻译《红楼梦》的诗词，大部分使用亚历山大体，即每行十二个音节诗，有时也用每行十音节诗，每行八音节诗，每行七音节诗或六音节诗，有时参差错综，变化多端，部分译诗都押韵，有时原作，比如说无韵的对联，只译成有节奏而无韵的诗句”( 《里昂译事》第 169 页) 。铎尔孟自己是一位诗人，不过“总是随写随烧，没有任何诗篇传留下来”( 《里昂译事》第 143 页)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法译本《红楼梦》中的诗词一窥铎尔孟的诗歌才华。

　　再看人名意译问题。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外语时，人名的音译与意译可以说各有千秋，不过一般采用音译的较多。据李治华先生介绍，他开始翻译《红楼梦》时，对于人名也是采用音译，可是，“校阅者铎尔孟先生却主张意译”。他们因此讨论了很久，最后才决定“放弃音译人名，改为意译”( 《里昂译事》第 151 页) 。不过，人名意译之后与原来的发音不同，会带来一些阅读上的不便，因此，在译着出版之后，包括艾迪昂伯在内的一些评论家都对此提出了保留意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译校者“在每卷卷首列出两个音译意译人名对照表，一个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一个按法文翻译音序排列”( 《里昂译事》第 152 页) 。

　　说到翻译原则，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俞平伯对法译本底本问题的关注。郑碧贤女士在《〈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一书中提供了一封俞平伯 1956 年8 月8 日给李治华先生书信的影印稿①，书信全文为:

　　治华先生:

　　前者甘祠森先生来信说你研究《石头记》，并将翻成法文，甚为钦佩。他兼嘱我为您帮忙，谊不可却。但我对此书虽多年爱好，却说不上研究来。前年遭到许多批评，因此更不敢自信。大示诵习悉，过奖之辞，殊不敢当，附来问题均已细阅，兹就所知解答，以未能多翻书籍，不能详细周备，有些只好缺疑，乞海量之是幸。

　　浩然先生在中国数十年夙所敬仰，晤时祈代为致意。

　　关于翻译工作，我却有一点意见，即用什么做底本的问题。据来书言似乎用的是作家出版社本( 旁注: 1954 年本比 1953 好一点但好得不多) ，这不很妥当。

　　因它系根据程乙本，而程乙本在这“红楼”版本群里是妄改最多的本子( 眉注: “从字的问题中看出有许多错字，毛病就出在这版本上，可以为证”) 。您手头既有商务石头记本( 旁注: 大约是程甲本) 、影印脂砚斋本，大可根据这两本来翻，尤其是脂庚本最好。为什么用这程乙本呢。我新校八十回红楼梦，大体即根据这脂庚本。我的校本已付出版社排印，待明年可以出版。有一序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本年三月号上，所赐正阅。匆复候着祺!

　　俞平伯 八月八日 北京朝内 老君堂 79 号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俞平伯虽然在 1954 年红学批判运动遭受了“许多批评”，乃至对自己的红学研究“不敢自信”，但是，依然热心为李治华他们的翻译提供帮助，并就底本问题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俞平伯认为，翻译的底本不应采用程乙本系统而应该采用程甲本系统或者脂评本系统，尤其推荐脂庚本。这封信也说明，俞平伯与铎尔孟早有交情。事实上，虽然铎尔孟比俞平伯大 20 岁，但是，他们曾同时任教于北京大学，郑碧贤在《〈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中所写铎尔孟与俞平伯在 1954 年最后一次见面的细节或许不会是小说家言①。

　　月玲芳先生曾说: “根据李治华夫妇在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的前言中得知，从第四十回到第八十回，依据的底本是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Li et al． 1981: X － LXXV) 。”②我们在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法译本《红楼梦》) 前言中并未发现这一信息③，而且，“前言”介绍了《红楼梦》的多种版本，但是并未提及翻译底本。不知月先生的引文出处是否有误?

　　四 馀论: 铎尔孟的“红楼”情缘

　　值得一提的还有铎尔孟对曹雪芹、《红楼梦》及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红学研究的态度问题。铎尔孟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献给了《红楼梦》翻译; 而且，据《一个法国人的〈红楼梦〉》介绍，铎尔孟在1964 年底查出癌病之后，拒绝做手术，只治疗了一个星期就回到华幽梦，决定把生命的最后时光用于《红楼梦》译本的校阅。再有，铎尔孟与索隐派红学代表人物蔡元培、新红学代表人物俞平伯等都有直接的交集; 铎尔孟留下来的手绘图表明④，他对西山一带的山形地貌非常熟悉，而这一带也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晚年生活的地方，至今尚有许多与曹雪芹相关的遗迹与传说。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 铎尔孟在校阅《红楼梦》法译稿之外，还有着怎样的“红楼”情缘?

　　铎尔孟在校阅法文译本之前与《红楼梦》的渊源，我们暂时找到如下资料: 李治华先生曾介绍说，铎尔孟在接受审阅译稿工作之前“对《红楼梦》亦颇有兴趣”⑤。郑碧贤说，铎尔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其中包括醇亲王送的清末版本《石头记》⑥。铎尔孟早年的朋友谭熙鸿的儿子谭伯鲁回忆最为详细具体。谭伯鲁说，上世纪 50 年代他曾陪父亲前往北京东城新鲜胡同 24 号铎尔孟家拜访，“他平时在家都穿长衫，客人来时还外加马褂，他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要入乡随俗。他精通法国格律诗，也喜欢中国的古诗词。他精读《红楼梦》无数遍，对其中一些文字下过功夫，如他对该书中诗词的理解，以及其中的古代建筑、服装、器具等的名称，应如何译成法文，均一一经过推敲。如果在法文中没有这个适当的字句，不能对号入座，应如何用其它词句去代替，或派生新字等，均有仔细斟酌，不意以后都派上了用场”①。联系起来看，铎尔孟早在中国期间，不仅拥有《红楼梦》，而且精读了多遍。尽管如此，他对《红楼梦》热爱似乎并未达到痴迷的程度，而是表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他在给朋友保罗·戴密微( PaulDemiéville) 的信中曾说到自己晚年校阅《红楼梦》译稿时的心情: “《红楼梦》占据了我全部时间和精力，我已无暇顾及其他。保罗，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我早已超过想入非非、知天命的年龄，离开北京时我的确觉得老了，但《红楼梦》又把我重新激活。我感到，我的想像力可以属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但我不可能成为‘红迷’，也不会整天掉‘红泪’。今后，我无法想像还有谁能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超越《红楼梦》在我心中的位置。”②这里，铎尔孟既承认《红楼梦》对他晚年生活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又强调自己不会成为掉“红泪”的“红迷”，执着而又超然。至于铎尔孟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红学研究态度，乃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综上，机缘巧合，李治华、雅歌、铎尔孟以超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合作完成了迄今最完整的法文译本《红楼梦》，并在所有《红楼梦》外语译本中第一次完整翻译了原着中所有的诗词歌赋等韵文。对于《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这一研究课题来说，法译全本《红楼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中国学术界对这个译本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本文对译校者的生平、翻译缘起、合作的形式、翻译的原则、铎尔孟的“红楼”情缘等等问题的梳理，庶几可为该译本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