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群在城市融入中的研究导论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少数民族人员涌入城市并定居的人口越来越多。在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显示：兰州市常住人口为 3616163 人，与 10 年前的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共增加 473699 人，增长了 15.07%,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159376 人，与 10 年前相比，增长了 27.25%,少数民族人口占兰州市常住人口的 4.41%,这个比重比之前的普查上升了 0.37 个百分点。根据普查的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几年来，兰州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较快，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已经十分必要。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在城市的汪洋大海中，不仅面临着经济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同时还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差异和主流社会的排斥，他们是一个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截然不同的特殊群体。一年前，我参与了"少数族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合研究"课题的调查，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宗教文化、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适应中遇到的问题等方面都引发了我的思考，促使我对这一群体有了探究兴趣。后来，阅读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适应的文献，觉得对这个群体在城市的适应性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习惯和宗教文化都很有代表性、而且是以汉族为主的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员，尝试对他们的社会适应情况进行分析。在兰州市这个多民族城市中，回族是个人口较多、居住地区广泛、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具特色的民族，同时，由于居住在以汉族居民为主的社区中，他们在与以汉族为主的主流社会的交往过程中，面临着适应性的诸多问题，因而选择回族群体进行研究，对揭示兰州市少数民族的适应性问题具有典型性。

　　基于上述，本文通过问卷法和深入访谈的方法，对兰州市回族群体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测量，重点考察回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以及他们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障碍，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促进城市少数民族社会适应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意义。

　　（一）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适应状况，可以了解他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的适应主流社会，在哪些方面有排斥和疏离感，哪些重要的因素会阻碍他们的适应过程，这些都有利于减轻他们的陌生感和角色混乱，有利于开展城市化进程中的多民族民族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面对汉族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少数民族个体在社会适应进程中，有些人可以较好的适应，有些人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甚至有些人因为各种因素使他们对本族的传统文化或者汉族文化出现排斥和不适应的心理。通过对少数民族群体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可以有效缓解甚至免除他们在与当地文化的接触碰撞中出现的不适应或排斥的情况。社区和谐的关键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能够在平等友爱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对少数民族群体社会融入的研究可以增进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的相互了解，使少数民族可以更好的了解汉族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汉族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接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使他们双方能够和睦相处，共同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二）理论意义。

　　在城市化进程中，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既面临着跟以往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内心又有自己的信仰和知识体系。齐美尔曾经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解释社会适应问题的空间思想，他认为这里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这个空间是人类社会生活必要的条件，但是空间只是毫无意义的某种形式，它是一种空间环境，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和观念来赋予内涵。这种观点为空间基础上的观念与价值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野，在空间与价值的关系中，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可观的物质存在，而人的观念和思想才是关键。本研究也重点把握在城市这个区位空间中，少数民族居民的观念对他们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看，关于社会适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移民的适应研究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研究方面，有关城市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性研究还比较少，因此研究该群体的社会适应也具有理论意义，可以为多民族城市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全球化兴起以来，国外移民的流动不断增加，引起了国外学者对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不断关注。该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呈现类型和视角多样化的状态，从最早开始关注移民的经济生活、文化交往，后来又关注移民群体的政治权利，之后又开始对"双向社会适应"即移民群体与流入地双向适应的问题进行研究。下面就对国外学者有关移民群体社会适应性的研究进行总结。

　　1.移民群体社会适应研究的不同维度模型。

　　关于移民群体社会适应维度模型的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主要包括：以戈登为代表的"二维模型"划分法，以杨格-塔斯等人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和以恩泽格尔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

　　戈登将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划分为文化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这就是"二维模型".结构性维度是指移民个体与群体在流入国社会制度与组织层面中社会参与度的增加；而文化性维度则是指移民群体在价值观念导向与心理认同上的变化过程。他还特别说明只有实现了文化性的融入才表示着移民的真正适应或者同化。

　　虽然戈登的这个模型还没有明确的提出测量人们社会融入有哪些指标，但是他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杨格-塔斯等人在戈登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维度模型":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政治--合法性融入。他们的创新主要是明确列出了"政治一合法性融入"这个维度。此研究认为，迁入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大多把这些移民群体看做边缘群体，对他们不能平等对待，他们不能平等的享有各种权利和资源，出现了社会歧视的现象，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正规的法律来增强他们的民权观念，保障他们移民群体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利益。

　　虽然，他们是有创新和进步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维度模型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超越和进展，因为政治与合法性融入包含的许多内容都可以涵盖在之前的二维模型之中。

　　恩泽格尔等人更具体的划分了移民群体融入的维度，提出了"四维度融入模型",分别是：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

　　这就涉及到了"双向社会适应",他们注意到了移民的融入不仅仅是移民群体自身对于当地社会的适应，同时也包含着当地的主流社会在面对移民群体的融入时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其中最重要体现在移入地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接纳他们还是消极的排斥他们。也就是说，任何外来群体的融入过程都是两个集团碰撞与交融的集合，一方面是移民群体在东道主国家社会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是东道主国家的再社会化的融入过程。

　　2."同化论"和"多元文化主义".

　　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土人情，一直是西方城市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出现了"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

　　同化理论的代表首先有帕克的种族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全部人类组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称为社区，另一个被称为社会。社区的出现表露出人类的竞争特性，而社会却代表了人们的共同向往。在一个城市社区中竞争往往是围绕着争夺最有利用价值的土地而展开的，一旦区位型式由竞争确立下来，社区内就会产生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现象是建基于社区各个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共生为社区的规范性共识提供了基础。

　　各个民族之间一开始通过迁移的方式进行接触，在接触过程中他们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冲突、磨合，经过这个竞争的阶段，逐渐会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甚至可能达到同化的结果。帕克的这一理论表明，在任何民族关系中，都要经历四个不同的适应进程，互动、竞争、冲突、适应，而且这一过程是依次经历的，不会颠倒的层次。

　　同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戈登，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这一研究中就讲述了美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为：

　　单向的同化主义阶段、熔炉阶段、文化多元主义阶段。虽然都是同化论的代表，但是他与帕克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他的观点表明各个民族之间从开始接触到最终融合的过程并不一定是标准的层次和直线，少数族群也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就一直处于某个阶段中。他还进一步把同化具体划分为七个方面：文化适应或行为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

　　而且他还认为在这几个方面中，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是最为关键的，他认为，文化适应并不一定绝对产生结构同化，但是结构同化定会必然导致文化适应。

　　同化论出现后，遭到了许多的疑问和反对，于是出现了多元文化论，因为大家最后看到的是，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子女从接触到交往很长一段时间后，与当地社会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始终存在，并没有被同化。1915年美国哲学家霍拉斯·卡伦发表了《民族大熔炉》，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极力批判和质疑同化理论，他把自己的理论归结为"文化与政治多元主义"理论。

　　在卡伦这种观点被学者们熟知后，又产生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数量激增，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出现了居住地域紧张、宗教冲突、文化碰撞等各种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由此蕴育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外来移民的适应过程应该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特点和趋势。少数族群在进入新的社会时，会经历本民族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但是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印记并不一定会完全褪去，他们更多的是采取在当地重新建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关系社会等。多元文化论者认为各种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应该允许各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存在，应该彼此了解和包容，而不是打压和排斥。在这种保持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多样性氛围中，使所有的不分民族、种族的人员都可以平等的共享资源，平等的拥有合法的权利和各种机遇。如今，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被人们熟知并认可，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都会依据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观点。

　　3.从社会适应障碍角度产生的三种归因理论。

　　西方学术界还从移民在流入地遇到的社会适应障碍角度分析了一些原因，主要成果有以下几种理论：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

　　首先，人力资本归因理论着重关注移民个体自身拥有的资本和能力，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语言能力等，他们认为这些方面对于移民在流入地的适应程度有很大的影响。李奇蒙德（T.Richmond）与欧米德娃（R.O-midvar）曾经对加拿大移民做过调查，结果得出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大部分移民成员在加拿大当地面临着很大的社会适应难题，比如经济收入低、找工作困难等，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移民群体面对全球化的环境，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也就是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技能差等自身因素直接影响他们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

　　其次，社会资本归因理论在分析外来人口的适应难题时，把视角关注到了这些人员具有的社会网络甚至群体网络上。他们认为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交范围狭窄，拥有的社会资源匮乏，这些都是都是影响他们融入当地生活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这个理论还指出移入地作为东道主应该制定相应的移民融入政策来积极支持移民更好的融入新的生活，另外该理论还指出移民原有的社会资本会对他们在东道主国家的社会融入提供支持，但是也有可能产生限制者消极的作用。但是有的学者也意识到，移民本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交往范围对于他们在移入地生活的消极作用，例如钟（P.H.Cheong）等人指出，移民在自己本民族的人际网络越稳固，就可能对他的外在社会交往和互动方面阻碍越大。

　　第三种制度归因理论特别强调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和制度对外来移民的障碍，移民在流入地遇到的适应难题和阻碍与当地的各种制度政策紧密联系。菲克斯等人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对移民融入的影响，认为美国比较严格的移民政策，对移民在美国的社会适应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还主张要在制度上保障移民的基本权利，反歧视性立法也应该尽快完善。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 对这个问题还从社会分层角度，总结了两种排他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他"方式，一种是"个体排他"方式，其中"集体排他"方式就是明显的制度原因，比如某些国家根据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来制定隐性的甚至显性的制度，特定的让某部分群体不能平等的拥有资源和机会。

　　这些都表明，制度原因对少数族群的限制对他们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有很大影响。

　　（二）国内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适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把这类研究梳理为横向的拓展和纵向的深入两个方面。首先，横向拓展，就是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的社会适应性的调查，如对城市农民工这类群体的研究、新市民第二代子女社会适应的研究、国外华人及其他国家内部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研究等等。纵向拓展主要是对某一特定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所以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综述是纵向拓展的主要部分。

　　1.关于对不同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首先，有些学者对国外华人，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在当地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温北炎在对印尼华人的研究中，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适应程度、遇到的主要问题和一些实施的对策等。

　　郑一省在对棉兰华人的研究中以田野调查数据为依据做了具体分析，指出了他们在适应当地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还得出印尼棉兰华人现在正处于逐渐向当地社会融入的阶段。在此研究中他提出的测量社会适应的几个具体维度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分别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华人社团的宗旨和活动等。

　　还有一部分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高校教育的研究。滕星、苏红主张民族传统文化应该与现代化相结合，在多元文化社会的环境中实行多元一体化教育，使少数民族学生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好的适应教育环境。

　　何莹、张庆林等人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适应性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少数民族学生中，一部分是与汉族杂居的学生，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学生，前者的适应性明显的好于后者，特别在非认知因素上，前者的适应能力也显着高于少数民族聚居学生；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学生对学习方法的重视要显着高于前者。

　　曾维希、张进辅研究并解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适应问题的表现与成因，认为他们客观存在的生活习俗、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的差异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这些差异的心理感受和原因导向对其文化适应中的影响。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也有一些研究：郑信哲、周竞红指出，由于少数民族本身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常用语言等各方面都与汉族有很大差异，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以汉族为主的城市社会中，除了面临普通的流动人口所遇到的各种困惑和压力外，还存在着语言、饮食、宗教等特殊的限制和文化、心理适应难题，可谓面临着更大的困扰与不适感。

　　李伟梁指出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维度分析少数民族的生存与适应状况，他还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有扩宽人际网络、方便社会日常生活、支持和鼓励就业与创业、积极组织民族事务工作等。

　　李林凤从社区支持角度，表明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当地的社区支持的缺失，同时还提出了社区支持方面的具体对策，主要包括：个人网络、社工帮扶、邻里网络以及社区赋权等具体对策和措施。另外，杨东、张庆林等人对汉族社区近五百名维吾尔族人员进行了调查，编制了文化疏离感测量量表，通过探究文化交融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疏离感，来避免少数民族人员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文化不适应或者文化不认同的情况，这对于解释少数民族个体在面临文化冲突时的困扰有很大的帮助。

　　2.从纵向来看，主要是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不断深入研究对这一群体主要由传统的现象、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实证研究。朱力认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适应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经济适应阶段、社会适应以及心理认同，并且这几个阶段是逐步发生的。他的调查结果是，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阶段还只是在经济层面发展，国家与地方的政策与法规等制度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因素。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在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层级关系、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经济整合应该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

　　在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原因方面：李强注意到了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虽然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有很大愿望，希望融入这个城市，然而他们面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却也无可奈何，这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不能平等的享有和当地居民一样的权利和资源。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在农民工的择业就业问题上存在排斥态度，这些都迫使那些农民工只好通过一些非正式的就业方式暂时在城市中生存。

　　制度性原因之外，还有的学者认为，对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有消极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流入城市，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矛盾，当地城市居民看待他们常常戴着有色眼镜，对他们存在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的到来破坏了先前的城市人文环境，而且给当地的社会和个体都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在就业问题上这些外来人口必然会给本地人造成一定的威胁。

　　许传新认为，相对剥夺感也是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外来人口会将自己的一切都跟当地居民比较，不论在经济水平、职业、生活水准，还是受教育机会、择业机会等各方面，他们的参照群体都变成了当地的城市居民，如果他们和当地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在居住地的社会适应。

　　李强还在社会资本归因论的基础上指出，流动人口之所以面临社会适应的难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社会交往的狭窄甚至断裂以及人际网络的"孤岛化",意思也就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太局限，和外部的社会交往基本上是缺失的，这样的社会资本使他们寻求帮助的时候，范围基本局限在原本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圈内。

　　崔岩总结了影响外来人口社会适应的四个方面：制度性排斥、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社会差异和相对剥夺感以及社区融合和社会资本。

　　尽管国内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融入的分类和指标设计各有不同，但在社会融入的层次划分上基本能够形成一致，大多把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层次，但是具体的测量指标都不尽相同。

　　（三）文献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之前对国外移民群体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是研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定居人口的这一群体还存在欠缺。

　　从以上国外文献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少数族群的适应视同为一些彼此独立、相对静止的结构，忽视了对个体整个适应的性的水平进行动态的分析。

　　国内研究学者专注于从农民工这个群体进行城市适应的研究较多，还有的从整个少数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没有将他们的宗教信仰详细区分对某个特定民族进行深入分析，并且忽视了将宏观层面上相关适应性的理论与微观层面上的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文借鉴了已有研究中测量社会适应的一些变量，如：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并且根据需要增加了居住格局、宗教信仰、社会交往等具体指标。在分析影响少数民族城市适应的原因时，借鉴了三种归因理论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尽量使研究更加真实和丰满，弥补单纯的量化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