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30多年，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人均ＧＤＰ超过5400美元，经济总量也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的水平。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传统的发展优势开始衰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盛景不再，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同时，在我国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靠引进技术迅速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行之有效，但当我们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无几时，原始创新驱动成为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我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尽头。［1］那么中国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学人思考的重点。笔者以为，在探讨中国的问题时，不妨把眼光移向我们的邻居———韩国。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以来，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因为其卓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1996年成为第29个ＯＥＣＤ会员国，加入了富国俱乐部。那么，韩国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哪些经验值得已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借鉴？本文仅从人力资源开发论文的视角探讨韩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的经验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对“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ｐ）的涵义解释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大多仍然挣扎在人均ＧＤＰ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2］众所周知，韩国经济的起飞，始于朴正熙执政时代。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政策与李承晚政权的政策相反。李承晚政权执行的是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的方针；而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先建设、后统一的务实方针，以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在其执政的18年间，韩国整个民族的能量和资源都集中于产值增长和出口扩张。从1962年到1979年，其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年 增 长 率 达9．5～9．6％。人 均ＧＮＰ从1961年 的82美 元 增 至1980年的1592美元。从1962年到1980年创下年均40．7％的出口增长率和20％外汇储备增长率；从1966年到1970年，在59个发展中国家中，韩国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均居第一，制造业雇佣增加率居第二，因此被视为模范增长国。［3］1980年全斗焕当选为第11届总统，他以“具体实现福利社会”为目标，成功申办奥运会，在经济上整顿企业、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1986年开始迎来了所谓“低利息、低油价、低美元汇率”的“三低”景气，以汽车、家电、机械、钢铁等重化学工业为主的产业达到了年均12％的高速增长，出口增长率维持与70年代高速成长时期相似的水准；由于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国际经常收支在1986年创下史无前例的46亿美元的黑字记录；1987年人均ＧＮＰ达到3110美元。至此，韩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并为韩国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国在强化国内垄断资本体制的同时，对外通过资本合作、技术交流等逐步适应国际分工结构，而且汽车、电子、石化等工业继续发展，1988年人均ＧＮＰ为4127美元，到1991年增加到人均6498美元；同时成为世界第二位的造船国、第六位的钢铁大国和第九位的汽车生产国，水泥和纺织也进入前10名。

　　1993年人均ＧＮＰ达7811美元，1996年达11380美元［4］［5］，进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韩国何以在短短的八九年时间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对于韩国的经验，中国不少学者开展了研究。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王波在《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指出，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值得借鉴的经验有：第一，适时调整战略，实现持续发展；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市场作用；第三，推动科技创新，重视人才培养；第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均衡。［6］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张飞等通过国际比较也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举措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力资本积累与优化、投资消费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治理、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等。［7］毫无疑问，韩国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上两项研究的结论都既包括了政府的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也指出了韩国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视。笔者以为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韩国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正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撑了这个国家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力资源开发是其发展的关键。

　　二、韩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成就

　　1945年解放时韩国12岁以上总人口中有78％的人是文盲。［8］解放以后，可以说韩国的教育就没有停止过改革，综观其教育政策变革的历史过程，50年代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满足人口的增长对教育的需求、消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愚民政策、实行教育的民族化和民主化；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培养满足产业需求的实用技术人才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进入80年代后，教育改革的重点转向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90年代以来更是为加强本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适应21世纪知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加快了教育全面改革的步伐。

　　1．持续高度重视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韩国的工业化起步于60年代的朴正熙执政时期；这一时期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各种政策之中，而且实际成就显着。朴正熙政权和李承晚政权的根本不同，表现在国家目标上就是从李承晚时代的“民主化”务实地转向以追求经济发展第一的目标。［9］朴正熙时期努力将贫国变富国、弱国变强国、受援国变援助国，因此“现代化”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最响亮的口号和至上的国家课题。进而表现在教育政策方面，李承晚政权追求教育的发展却不考虑社会需求，朴正熙政府则追求使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10］为了使教育发展适应经济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教育投资和教育计划的论题成为教育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也采取了“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积极推进各类教育的全面发展，并把教育的发展提高到与国家的发展直接联系的高度。

　　1962年韩国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文教再建五年计划”，通过第一共和国的大力发展，初等义务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到1963年 国 民 学 校 的 就 学 率 已 达 到91．2％，1971年进一步提高到97．6％。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消除义务教育条件的地区间差别，1967年，韩国颁布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规定在免费教育上政府向偏僻地区实行倾斜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

　　为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技术人才是当时政府的至上命题，因此，这一时期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为了确保职业教育的实施，1963年9月政府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文教部部内也设置“实业教育审议会”，一般企业为培养技术工人还专门成立了“实业技术研究院”。同年专门成立了教授“有关产业的专门知识和理论，研究产业技术、培养中坚产业技术人员”的“实业高等专门学校”。

　　1963年的教育法改正案第156条还专门规定：“中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所有教科科目中，如果实业科目达到30％以上，学校可以冠以实业中学和实业高等学校的名称”。70年代韩国大力推进产学合作。针对专门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的职业高等学校、职业专科学校以及职业大学长期缺乏实验设备和实习设施、实习教育不充分、教育质量难以提高、毕业生的工作适应性差等现象，政府于70年代初制定了“产学协作”政策，并把它反映到《产业教育振兴法》中，为此在文教部专门设立产学协作科，管理和协调产学协作活动。产学协作的基本内容就是企业和它对口的职业学校（包括职业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和大学）挂钩，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场所和设备，并对实习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学校则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共同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同时企业通过对学生实习的现场考查，选拔合适的人员充实其员工队伍，这样企业与学校互惠互利，促进教育与产业的协调发展。在搞好产学协作的同时，还加强了职业训练制度，1967年政府颁布了《职业训练法》；1974年12月为了解决企业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政府又专门制定了《职工训练特别措施法》，并在此基础上于1976年颁布了《职工训练基本法》，使职业训练得以系统化、制度化。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素质和社会经济地位，1974年12月政府颁布了《国家技术资格法》，并从1975年开始实施，对获得技术资格者实施各项优惠政策，把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资格制度相互挂钩，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技术人员的基本素质。［11］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韩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中等发达国家，并基本建立起自立的经济体制，1980年韩国人均ＧＤＰ超过1500美元，这时候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教育被视为国家的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