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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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观念探析
【第一章 】《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前言
【第二章 第三章 】《管子》中的人性论
【第四章 】《管子》中的激励论
【第五章 】《管子》中的态度管理论
【第六章 】《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第七章 】《管子》中的领导心理论
【第八章 】《管子》中的群体关系管理论
【总结/参考文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六、《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控制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信息论的创立者之一的维纳（N.Wiener）曾经说过："任何组织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管子》非常重视信息管理，它提出并论述了一整套信息管理的理论体系。

　　（一）军事信息管理。

　　1."贵轻重，慎权衡"的军事思想。

　　齐桓公能够称霸诸侯三十多年，离不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形成，自然少不了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的贡献，管仲无疑是那个时代军事家的典型代表，《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公的霸业成就主要得力于管仲的争霸谋略，具体体现在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贵轻重，慎权衡"是管仲争霸谋略的灵魂与精髓。春秋之前，天下一统，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中，战争以使对方服从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因此强调温情脉脉的仁义之师，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以强并弱，致使军事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强调仁德的基础上，进而重视权谋和变诈。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决定的，周王权的日益衰落导致了其对各诸侯的控制力逐渐缩小。也就意味着，在面对诸侯间征战的时候，之前的"上伐下"开始变得无能为力。于是，各诸侯的政治集团便开始了以争取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权谋和角逐。齐桓公的成功，自然是管仲集团的胜利。

　　《史记正义》曰："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这正突出强调了管仲为政的特点，即是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从权达变，因势利导，趋利避害2.军事信息管理。

　　军事思想的确立对于军队的建设来说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它主导了军事策略的制定、军队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对军事行动的权衡尤为重要。"贵轻重，慎权衡"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建立在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基础之上的战略决策。在军事行动方面，《管子》特别重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道理。

　　首先要对双方军队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对敌我所拥有的军事力量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和掌控。所以，在军队信息的管理上，《管子》注重"知形""知能"和"知意",并对这三方面的信息在其军事重要性上进行了对比，以便有所侧重。"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地图》）根据这些理论上认识，它提出了能使其相结合的"主明"、"相知"、"将能"的军队"三具"原则，并分别阐述了君主、相室、将帅在战争中的不同职责。在军队建设上，在实现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基础上，管仲在十五士乡中建立了军备组织。在这寓军政于修内政之中的策略中，管仲充分认识到民众定居带来的熟悉之于战时信息沟通的重要意义。《国语·齐语》中有记载说："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次《管子》重视战事信息的管理。"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间之。大征，遍知天下。"（《制分》）强调了宏观战事信息的必要性；对获取情报的"耳目"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它说"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制分》）可见信息之于战事的地位和意义之大。还要做好战事信息的保密工作，使得"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制分》）《管子》尤其强调敌情的调查，"早知敌则独行"（《七法》），提早掌握敌情，在敌军行动之前发动攻击，犹如"独出独入，莫敢禁圉"（《七法》），取胜的可能性就大了。其中"早知敌"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从敌军的将能、士气、管理、战备情况等四个方面侦察清楚，确认己方占有优势，"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幼官》），有必胜把握而后出兵。如有不明之处，不可贸然出兵："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七法》）。

　　军队虽然有"外以诛暴，内以禁邪"（《参患》）的作用，但战事却也会对国家力量产生巨大的耗费。"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参患》）于是，《管子》鉴于战争的破坏性提出了慎战的思想："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问》） 并对用兵之前的精心筹划，包括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的条件、时机进行了论述，如"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参患》）另外，除了察知敌方有关情报外，《管子》还强调了要掌握影响战争进程的有关信息，如了解气象的变化，需"谋于日官",运用地形地势，需强调"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

　　（《地图》）对于地图的具体信息也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只有对这些信息了然于心后，"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并最终使战胜的大势倾向于自己的军队。

　　（二）民情民意信息管理。

　　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富民强，信息的上下相通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民情民意，是进行有针对性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管子》非常重视民情民意，为此它建立了一系列的渠道和运行机制来收集来自民间的信息，以确保民情民意有途径、有条件及时呈递给统治阶级。

　　1.上访制的实现。

　　管仲在对齐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深感制度的重要性。管仲非常注重民情民意对政府工作的意义，只有"政顺民心"才能有所成就，相反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造成为政的失败。他非常注重官员的工作效率，尤其是涉及民情民意的事情上更是严格要求。管仲通过整肃吏治的方法促进了政府部门从上到下的一体化进程，在信息流上传和反馈的顺畅性上实现了极大的改进。为此他建立了严肃的制度用以确保这一为政思想的实现，《大匡》中有载曰："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这一制度化的举措，对官吏的工作惰性和腐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明文警示，确保了下层民众向上交涉办事的官方欢迎态度。

　　2."啧室之议"制的成文。

　　整肃吏治是管仲政治改革的着力点和重头戏，作为宰相的他深知政治工作的无法面面俱到。因此为了广开言路，他建立了民众监督体系，允许并且鼓励民众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并建言献策，只要是有功于国家的建议，都是受欢迎的。《桓公问》中管仲对桓公说：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前之英明的君王都有自己的纳谏措施，并取得了伟大的功绩。在此基础上，管仲建立了"啧室之议"用来效仿古代贤君。他说："人与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事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职，而不忘焉。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问》）啧室是国家的纳谏机构，是用来接收民众意见和建议的地方。管仲积极鼓励民众踊跃为国家建设献言献策，并给予献言者以奖励和"正士"的称号。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啧事之议被赋予了极大的政治地位，并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

　　主管啧事之议的官员必须具有正义和无所畏惧的性格，东郭牙的率直和敢谏正适合此位。

　　啧事之议的建立在齐国的国家建设和管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设象以为民纪".

　　《国语·齐语》中载有管仲提出的"设象以为民纪",即要求把刑法公布出去，人人皆知，以此作为社会约束的尺度。这类似于现代的公文颁布，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把统治阶级的理政思想和相关政令通告全国。这种政令信息的单方面传递是有很大好处的，一方面，如此可以通过较为迅速的速度，让民众了解政令并晓以利害，有助于规束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这一举措的实现也有效地打破了有罪官民在接受惩罚上的不公平，官民互相监督的局面得以最初的实现，也为人人法律面前平等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意义深远。

　　4.地方官员正月复事制度。

　　齐国"参其国而伍其鄙"之后，层层建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将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都纳入到了各级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随后，他们又建立了地方官吏正月复事的制度，以便及时获得来自民间的信息。具体内容是每年正月地方长官朝见国君，全面报告治理情况，并由国君亲自对他们的治理情况进行考核、训诫和奖惩。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从现实意义上警示了地方各官吏的为政态度，有效避免了责任模糊、工作懈怠的情况。此外，还稳固和强化了国君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使得权力有所集中。

　　向国君复事制度并非管仲首创，从近处看，是由周天子所委任的负有监国之任的齐国世袭上卿高子和国子，每年春秋要两次朝见天子，回复王命。从周襄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时管仲的回答中可见此种制度之一二，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国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左传·僖公十二年》）（三）便于信息沟通的分业定居管理（此节引文均出自《小匡》）。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管子》对国家民众的阶层划分和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做的表述。在四民分业定居的设想原因上，《小匡》认为四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因此要分开居住，"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其好处是业者"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下面对其进行逐一分述。

　　让手工业者定居于官衙附近，这样既可以使其更接近于市场，便于售卖交易，还便于为官衙进行加工服务。工人集中居住有利于"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还能"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成以巧，相高以智",在相互交流中提高工艺，并在潜移默化中促成"其子弟之学",培养了接班人。让农民定居于靠近田野的农村地区，有利于农民"审其四时……备其械器","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旦暮从事于田野",大忙时戴斗笠，披蓑衣，"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在实践中提高农艺，并使农艺世代传承，"故以耕则多栗".让士兵集中于作为教育场所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通过环境的道德熏陶，有利于培养士大夫人才。让商人定居于市井周围，有利于他们"观凶饥，审国变",观察年景和时局变化对市场的影响，"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这样就能"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在这个过程中，还能通过实践"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在不知不觉中，子弟也逐渐成长为商人。

　　通过四民分居的形式，便有"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如此，在相同职业群体中，相互进行职业熏陶，积累职业素质，同时通过言传身教，在特定的职业氛围中形成了职业家族世袭制。

　　（四）获取信息的途径。

　　1. "问卷".

　　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管子》中有一篇名为《问》的文章，是我国古代的一篇国情普查大纲。此文根据当时国家治理的需要，列出六十六项调查细目。

　　根据蔡一先生的总结，他认为《问》中的调查细目大体可分为七个方面：社会经济调查、吏治调查、人力资源调查、社会福利和贫困调查、战备调查、社会风气和治安调查以及资源调查。《八观》与《问》篇的内容相仿，主要包括"饥饱"、"贫富""侈俭"、"实虚"、"治乱"、"强弱"、"兴戈"、"存亡"八个方面的内容。与《问》不同的是《八观》将许多零碎的问题总结归纳为八个类别，"提出了一套把握任一国家兴衰存亡征兆的一般规律或模式。"《八观》调查的客体泛指任一国家，往往是宏观而定性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项目的大势，如"饥饱之国、"贫富之国"等等。有人说："《八观》堪称国情普查理论的最早著作","是考察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纲要"调查研究是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应该贯彻于管理过程的始终，可以说没有调查，管理就没有针对性，也就不可能有好的管理效果。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认为使用这种"问卷"进行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对国家管理是很重要的。

　　2."天子巡狩"、"诸侯朝觐述职"和"三年大比".

　　西周实行宗法分封下的采邑制，即按血缘关系，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拥有自己的领地，形成一层一层的臣属关系。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的义务主要是祭祀、军事，财政权则是相对独立的。其政治制度是以奉行"官位世袭，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的世卿世禄制。受封诸侯的爵位、享受的特权世代相袭，各行政长官国君不能自由任免。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必要性并不突出。但是，周天子为了约束控制各诸侯，维护国家的长久统治，也实行了一些考核官吏的措施，如由周天子亲自"巡狩"和诸侯"朝觐述职"的制度。周天子"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诸侯在秋收以后朝见周天子，如实汇报自己守职以及所属区内土地垦辟、人口增减、以及社会秩序等情况，以接受周天子的考核。《周礼》中更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即所谓太宰"以八法治官府"考核各地在职官吏的措施：即小宰"以六计，弊群吏之治".

　　在考核程序上，主要是由基层官吏层层向上级汇报政绩，上级主管官吏依其所上"要会"（记载政绩的簿书）对下属进行信息收集和层层考核。

　　通过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统治阶级可以有效的收集各地方为政的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来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和决策。天子巡狩，即是天子对诸侯封地的视察。国君通过巡行，借以了解和掌握各级官吏任职守职情况，督促其勤于职守，忠于国君。

　　齐桓公还微服私访，考察民情，如"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诸侯述职，即是"述职者，述所职也"（《孟子·梁惠王》），与现在的官员向上级汇报工作相似。臣下要定期向国君汇报治绩与对属下的考核情况，如"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正月之朝",就是每年正月初一下级向上级汇报述职，接受考核，这是实行的年终考核。《周礼》记载的大比制度，其具体内容主要是调查诸侯、大夫领地的人口和考察其德行道义，籍此选贤举能，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公田和其他收入，则将其计簿送于主管的司徒或家务总管。"年终考和三年大比均对官吏作升降赏罚的处理，只是程度和意义有所不同。"3.军队管理信息系统。

　　在《兵法》中，它论及了具体的军事指挥联络手段："三官""五教""九章"."三官"之鼓、金和旗，"九章"指不同形式的记号牌。从表面上看，"三官"和"五教"都是些不同种类的联络工具，但是在信息流通手段相当落后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充分发掘这些联络工具中包含的各种信息方法，则是组织管理和指挥的重要方式，也表明《管子》对组织信息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五教"则是针对兵士的教育训练，除了训练兵士的军事技术，包括手足耳目的练习以为，还要对兵士的思想进行训练，"教其心以赏罚之诚",即对组织管理的奖惩措施充分了解和遵行。

　　4."用货察图""隐间于商".

　　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图霸中原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先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致力于内政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然后是隐军令与修内政之中，在富国的同时实现强兵；然后是"亲邻国",使"四邻大亲";然后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是管仲为齐国确定的对外军事策略，这里的淫乱除了具有荒淫无道，致使社会混乱的一般意义以为，还具有不尊周室、礼崩乐坏的特定含义。这一对外用兵政策的确定，使齐国的争霸诸侯事业建立在了道义的基础之上，以维护宗法正统为旗帜迅速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和各盟国的附和。

　　但是择乱而征并非易事，信息灵通而准确是其实施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掌握了诸侯国的"淫乱"证据，才可冠以道义地进行发兵以正诸侯。为此《大匡》中记载，管仲向桓公提出"君会其君臣父子"的主张，要求桓公重视并密切关注各国状况，一旦发现淫乱者，便立即发兵。"君会其君臣父子"的提出，衍生了可靠信息的重要性，为此管仲又提出隐间于商的谋略。"隐间于商是管仲搜集各国信息的重要手段。"《国语·齐语》中载有管仲之言："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则其淫乱者而先征之。"使商人带着珍宝古玩，到四方各国经商，借机观察各国君臣的奢侈好恶，一旦获取其淫乱罪证，便即发兵征讨。这些商人其实就是管仲派往各国的间谍，只是这些间谍的任务是搜集其淫乱之证，而不是去搜集其国之政密。将间谍隐藏于商人之中是管仲搜集各诸侯国信息的手段，这一信息获取途径的建立具有极高的意义。一是可以利用行商的流动性和广泛性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避免片面信息带给决策者的误判。二是可以利用行商为幌子，具有情报工作的安全性。三是可以通过出售奇珍异宝来有效观察一个国家的奢俭情况，准确把握人民的生活消费状态。四是可以通过经商来获取利润，富足自己，不废民业。

　　另外，情报获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战时期间，关系到战争的胜败。

　　所以，获取情报的途径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管子》认为在察知敌方有关情报的时候，有必要通过非常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用货察图"即通过收买耳目来明察敌国的地图形势。"齐桓公曾问：'……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对曰：'用货察图'"（《小问》）。在情报的传递方面，还修建了驿道并对其进行正规化管理，建立了一套通过在驿道上逐站换乘坐骑来迅速传递情报的方法等等。

　　信息技术及其信息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对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鉴于其时代特性它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相关的信息技术还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当然，古代信息管理的诸多不足也是与管理幅度大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