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盲人摸象：游弋在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战略管理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兴起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不仅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也是私人部门战略管理示范性效果下的产物。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肇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以钱德勒、安索夫、斯隆、明茨伯格、波特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这股浪潮迅速席卷全球，如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战略管理本身的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来，也包括我们称之为的“战略管理的悖论”。战略悖论是指在战略构成的要素中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矛盾。
目前的战略管理悖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1）局部与整体；（2）现实与理想；（3）竞争与合作（4）市场环境与能力；（5）理论与实践。本文为了体现一定的针对性，主要从局部与整体这个悖论出发，具体阐释如何明白其产生的缘由及存在的形态以及如何找到战略管理悖论的消减之道，这些问题对重新认识和调整战略管理有一定的意义，也正是本文所努力探讨的问题。
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曾论述：“我们对战略形成的认识就如同盲人摸象，没有人具有审视整个大象的眼光，每个人都只是紧紧抓住了战略形成过程的一个局部，而对其他难以触及的部分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不可能通过简单拼接大象的各个部分去得到一头完整的大象，因为一头完整的大象并非简单的局部相加。不过，为了认识整体，我们必须先理解局部。”明茨伯格这段话中就道明了战略管理中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战略管理的首要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起对整体的系统认识，找到把握全局的方法，进而概括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我们无法想象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战略规划是在无法正确认识整体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战略管理无法达到预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模糊的整体战略目标细化为明确的局部目标时，也会出现局部叠加不等于整体的结果。正如西蒙所言，人只有有限理性，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我们无法做出最好的决定，尤其是要满足集体要求的时候，只能追求“最满意的结果”。走出战略管理悖论的困境需要正视各种悖论，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悖论并不是错误的，悖论的存在促使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人员不断反思原有理论的缺陷，并且促进战略的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二、整体与局部的悖论：经验性的还是逻辑性的
如果我们和莱布尼兹一样，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对于上帝而言，所有的问题都是逻辑性的，即问题需要借助意义分析就可以找到答案；反之，我们了解一个问题的方法只能通过实践获得，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经验性的。如上文所说，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中的局部与整体的悖论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战略目标与人的有限性相矛盾；第二，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模糊性的总体战略目标并不能确保与局部目标的叠加相吻合。
笔者认为这个悖论的第一方面是逻辑性的，因为根据波普可证伪性的观点，“人是全能全知”的这一观点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认为，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只具有有限的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决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关于人的决策能力有限性的思想，在 1947 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中对“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因此，即使近似的客观理性，也令人难以置信。”人的思维活动机能的有限性，人的记忆能力时间的有限性，人的知觉范围和活动范围的有限性等都足以在逻辑上证明人的有限性。康德认为，在人类理性结构中先天地存在着导致逻辑悖论的必然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样表述到“当理性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承认的原理得出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一个也是普遍承认的原理，以最准确的证明得出一个恰好相反的论断。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迫使自己泄露了自己隐蔽的辩证法。”从本质上看，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最重要的是需要战略思维中理性与逻辑的结合，战略制定者必须有战略规划所需的全部知识经验，另外还需有预见力、创造性等艺术层面的元素。但是，由于主体理性的有限性，战略制定者不可能设想出所有的方案，预见其结果，并对各种战略的优劣进行理性的排序，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的方案，因此，战略管理悖论的出现在所难免。
该悖论的第二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局部与整体是否相等的悖论。笔者认为这个悖论是经验性的，系统功能的特性既包括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也包括整体小于局部之和，在一般的系统理论之中，推崇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许多著作及实验已经做了大量相关验证，因此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局部与整体的悖论不仅仅是存在于战略管理之中，作为五个技术悖论之一的局部与整体悖论存在于许多研究领域之中。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因此如何消减该悖论在具体研究领域中的负面影响应当作为我们目前的重点。在战略管理的领域限定下，这个悖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环境的复杂性。战略制定以现实世界的因果律、确定性和必然性为基础，与此同时，社会系统本身固有的、内在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点使战略管理从头至尾伴随着不确定性。面对着不确定仍然需要做出一定的战略承诺并保证战略实施的各个分目标与总体目标达成一致甚至超过预期一般是不可能的，战略悖论的产生因此也在所难免。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贝塔朗菲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指出：
“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可见，在纷繁复杂的战略管理环境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环境已渐成共识。
第二个方面是公共部门战略理论建构的缺陷。之所以认为之一部分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是因为大部分学者或者战略制定者一般通过预设观念或者默认的原理制定战略，在逻辑上来说是符合自洽性的，但在经验上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涉及在经验中的理论再创造。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理论建构不能仅仅局限于逻辑分析、理性思辨，正如黑格尔所指“有多少概念发证，就可以提出多少二律背反。”学者们在构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学科理论时，往往注重本身理论充足的恰当性，理论的建构过程一般基于分析和相加，但这种线性思维容易导致结果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另外，正如彼得·德鲁克所强调的那样，战略管理是面向事实结果的，理论的闭门造车并不能直接导致事实成就，所以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不断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反观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中的几个悖论，经验性研究很少，针对某一个悖论的专项系统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不仅是战略管理悖论的诱因，也是其阻滞其发展的拦路虎。
三、基于整体与局部悖论的战略管理何以何能
战略管理作为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艺术与科学”，对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和发展方向、资源目标和对策选择以至于更好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言，其理论与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亨利·明茨伯格说过：“尽管战略一词通常与未来相联系，它与过去的关系也并非不重要。过日子要向前看，但理解生活则要向后看。管理者将在未来实施战略，但它们是通过回顾过去而理解这一战略的。”所以战略管理悖论的出现不是击垮战略管理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且从本质上说，战略管理悖论的出现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应该回顾已有的经验知识，预测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从悖论本身并结合实际经验探索基于整体与局部悖论的战略管理何以何能。
（一）积极转化战略思维：从线性思维到多边思维
消减局部与整体的战略悖论的第一步是要积极转换战略思维。“战略管理大象”虽然揭示了战略管理中人的有限理性，但是理性在战略管理中的应有之义不能忽视。一方面，要重视运用理性的方法、精确的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有限理性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突破有限理性的一个方法就是从线性思维到多变思维的转换。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不仅仅要求部门目标的实现，更多的是需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部门首先要从“唯GDP 论”的固化思维中走出来，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考虑战略的可行性，从管理者的角色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以发散性的思维关注真正实现社会共赢的战略元素。另外，公共部门战略制定者要尝试思维方法的使用，如斯滕伯格“创造力三维模型理论”、若宾的基于“关系复杂性”的模型等，借助科学的测算方法注重对智商（IQ）、情商（EQ）、逆商（AQ）等培养，“战略管理离不开理性和知性，离不开事实与数据，但战略决策者要始终注意保持决策直觉与决策质感，注重激活右脑，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悟性和灵性的张扬。”
（二）主动面对环境复杂性：从犯错到试错
在复杂的环境背景下，“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后现代”意味着对理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反叛和解构，新的战略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是直觉、或然和不确定性，因此也被称为“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以林德布罗姆、奎因、明茨伯格、沃特斯、钱德勒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战略管理强调直觉、试错、应急、学习、自组织和自适应。“后现代”的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范围局限于企业战略管理，但是有些内容对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针对局部与整体的悖论，笔者认为试错这个方法是一个较好的出口。现实的战略往往不是理性计划的结果，才会导致局部相加达不到整体预期的效果。
环境的不确定必然导致公共部门不断尝试与修改自己的对策，这些应试对策的逐步积累就形成了战略。笔者认为公共部门的试错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事前试错，二是事中试错。事前试错就是通过小范围试点、民意调查、国外经验研究等方法，把一部分错误预先解决，如我国正在进行的“房产税”，在全国实行之前试点了“重庆模式”和“上海模式”，更好地获得了民意反馈和政策调整。事中试错较前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消极的方法，从执行的方案中试错调试方案，尤其是当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无法应对外部复杂的环境时，从试错中寻找解决方案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三）大胆探索未来：从固守理论到理论创新
在现代战略管理甚至是“后现代”战略管理的框架下，理论的变革与创新是消减公共部门局部与整体战略管理悖论乃至所有悖论的有力武器。战略管理理论从企业而来，而且企业中相关理论发展势头日益蓬勃，反观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发展却相对滞后，“后现代”战略理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提出，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理论时至今日也未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范式或形成有实践意义的模型，破除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中保守主义的倾向、去除路径依赖的固守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理论创新，在既有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使战略管理的理论体系真正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活力之源。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可以借着新政策的东风焕发新的光彩。战略管理创新的灵感来自丰富的战略实践和客观的环境，“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环境，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工作者更应该以锐意进取的态度，在原有理论与新事实的矛盾之中不断认识，战略管理悖论也将会不断被发现和消除，管理理论与实践亦将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亨利·明茨伯格.战略历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切斯特·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4]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5]陈振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途径的特征、过程和作用[J].厦门大学学报，2004（3）.
[6]张钢，张守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主题和方法[J].浙江社会科学，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