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居易《策林》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再次解读

　　白居易不仅是中唐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早年为准备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而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摸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的《策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成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对这一问题，付兴林先生用功最勤，着有《白居易散文研究》，对《策林》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令人尊敬的学术成果嘉惠后学。对其经济思想学界关注较多，如： 付兴林有《白居易 < 策林 > 的精神特质》〔1〕、石世奇先生有《黄老之道与轻重之术相结合---白居易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2〕、刘若飞先生的《白居易的经济思想》〔3〕、戴金珊先生的论文《白居易经济思想略论》〔4〕等，因此，在前人的学术成果之上，对白居易《策林》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再次爬罗剔抉，以期对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 仁政爱民，重农薄赋
　　
　　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基础上的，他说： 邦之兴，由得人也； 邦之亡，由失人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也，何则？ 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 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白居易继承并发挥孔子：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重民思想。

　　民本思想反映经济上就是重农薄赋，白居易认为农桑是国家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农业基础。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 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 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这也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继承。同时，白居易提出在户繁乡狭得地方实行井田制，在人稀土广的地方任人自由占领土地的设想，以达到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这无疑是无法实现，但反映出白居易对土地民生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白居易反对重税，主张轻徭薄赋，让利于民。不仅农业如此，就连工商业者也要让他们得利。他不讳言利,认为国家要不夺人利,要藏富于民。他说： 夫利散于天下，则人逸而富； 利雍于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 安，人 富 则 君 孰 与 不足？又说： 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 非不好富好，富在于富天下。其中利万人、富天下肯定包括工商阶层。白居易甚至提倡黄老之术，他说故《老子》曰： ‘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陛下诚能体而行之，则人俭朴而俗清和矣。

　　二 统一政令，严格吏制
　　
　　白居易说： 天子者，奉天之教令； 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则理，二则乱。这虽是议释道，但强调政令统一是不言而喻的。统治者要以身作则，维护政令的严肃性，他说： 以礼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为。有诸己者而后求诸人。责于下者必先禁于上。然就会导致： 虽三令五申而不明矣； 苟不行之于己，虽家至日见而人不信矣。政令形同虚设。其出发点是限制豪门贵族的特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

　　在吏制方面，则提出一系列措施，保证从选拔到任用人才的公正合法。他在《审官》中说： 官有小大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任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 辩众才而后入仕，使乎各尽其能也。要量才以授官，发挥人才的长处。

　　主张省官,即精简机构，裁汰庸员，尤其是贪官污吏，使省官与清廉结合起来。量其官而省之，并其禄而厚之。以达到官省则事简，事简则人安；禄厚则吏清，吏清则俗阜的目的。

　　严格考课，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与晋升制度。首先，对官员任上的德行、才干与政绩进行公正独立的评价，以便真正做到升降有制，迁次有常晋升制度，白居易认为不可太快以致让急功近利者有隙可乘，亦不可太慢挫伤真才实学的人积极性，要谨慎为之。他主张严格三年考绩制度，他说：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虽圣贤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虽善恶难知，不过九载，必自着也。由此而论，为官吏者不可速迁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迁，则政未立，绩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驯致之化废矣； 若过九载而不能转，则明不陟，幽不黜，而劝善之法缺，惩恶之典隳矣。

　　吏风建设上也颇有建树，他认为为官要坚持原则、清廉奉公。他径直指出官场上因循慎默的不正之风： 夫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者，由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并指出除弊的办法： 伏惟陛下以至公统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伪无所逃，言行无所隐。有若谠直强毅举正弹违者，引而进之； 有若慎默畏忌吐刚茹柔者，推而远之。使此有利彼无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对贪官污吏白居易一方面憎恶，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原因找到治贪的良策，他说： 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陛下今欲革时之弊，去吏之贪，则莫先于均天下课料重轻，禁天下官长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如此则纵或为非者，百无一二也。

　　三 均衡发展，调控意识
　　
　　白居易重视农业农民问题，但并不轻视手工业、商业，主张士、农、工、商和谐共进，处于封建社会中期的白居易，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初唐对工商业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 ‘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愈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时至中唐，新兴城市的勃兴、商人阶层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意识领域，也必然使人们重新评价传统的本末义利观，白居易就生活这一时代，其工商思想就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

　　首先白居易认为四民平等，他说： 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后各得其所矣。表现在经济思想中就是既重视农业，又重视手工业、商业，没有厚此薄彼之义。他说： 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只是他要求农、工、商协调发展，使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士都能在经济活动中获得好处。他说： 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 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

　　当然，白居易对奸商巨富是坚决打击的。如对放高利贷者尤为深恶痛绝，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缉钱； 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捕债。……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 田垄疲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对官府放高利贷更是坚决反对，举之者无非贫户，征之者率是远年，故私财竭于倍利，官课积于逋债。至使公食有阙，人力不对盐商大贾蠹国害民也有深刻的揭露，他说： 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裨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利不归于民，也不归于国，仅让盐商坐享其利，这是他坚决反对的，他说： 若（ 利） 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国家与工商业理想的模式是商业经营、政府管制、共同分利。这些都可看出，白居易是从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的，难能可贵。白居易对商业的迅速发展，既不像西汉晁错那样视之为洪水猛兽，力倡禁戒，也不像司马迁那样任其自由发展，不加控制，而是在承认农工商互相依赖的同时，主张通过经济手段加以疏导，使其各利其利.同时，时刻不忘封建政权对其经济生活的干预，这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无疑是个进步。

　　与此同时，白居易特别重视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调节与控制，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这对当今宏观经济调控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白居易的调控思想主要表现在：

　　其一： 价格调控。白居易特别重视发挥价格的调控作用，他说： 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圣君治国，就是巧用货币对谷帛、器用的价格进行调节，他说： 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 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则衣食之费，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 矣。只要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就会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他说： 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国家要掌握货币，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而发放或者回收货币，就能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以此避免因人们弃农从商而引起的民心浮动、秩序棍乱。可见，他对货币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晰的。

　　其二： 赋税调节。白居易对赋税的认识达到很高的层次，首先他对赋税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也深知国家实行赋税制度，恩泽天下的道理。他在《秦中吟》中说：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对赋税并不是一概否定，深知国家强大与敛聚赋税的关联，对朝臣俸禄、军政建设，无一不是源国家赋税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 收入调节。他认识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两级分化是引起社会不安和骚动的首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国家调控，他说： 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即要求士、农、工、商均受利，反对过分悬殊，收益分配已不仅仅是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白居易指出：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建立制度来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均匀。虽然这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也流露出白居易对财富不均、贫富分化问题的担忧与思考。

　　四 崇尚勤俭，珍惜民力
　　
　　白居易崇尚节俭，他指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因而要注重勤俭节约，以防匮乏。

　　首先是要君主勤俭垂范，他说： 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对统治者的纵欲与民穷财困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上苟好奢，则天下贪昌之吏将肆心焉； 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白居易还分析统治者纵欲危害。他说： 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最高统治者的奢侈，必然会引起整个官僚阶层加重对人民的榨取，这是民穷财困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这是深层次的勤俭。白居易认识到财政困难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官吏的俸禄，而在于冗员太甚，正如唐任伍所说： 官吏繁多，互相扯皮，从而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引起叛乱战事，这才是造成财政困难的根源。白居易提出把省官、俸禄与选能结合起来，解决吏治问题，他说：故官省则事简，事简则人安； 禄厚则吏清，吏清则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则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则饰诈而不廉矣； 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则财费而不足矣； 知省其官而不知选其能，则事雍而不理矣。此三者迭为表里，相须而相成者也。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白居易还主张立制度来确定封建官吏的消费标准，使宫室、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婚、祠葬等都能节之以数，用之以伦,真正做到宫室有制，服食有度，有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力，不耗人财。以实现节欲、省用目标的实现。白居易想通过制度的建立来规定约束人们的欲望，使之不要超过一定的度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制度不过强调均字，他： 地力人才，皆待制度而均也； 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因而，白居易的消费思想是一种等级制的消费思想。其追求的均具有严格等级意味。

　　白居易还希望君主广开言路，善纳良言，达到社会安定，政通人和。他说君王一耳之聪，一目之明，一心之察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廷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几之繁者乎？如何了解政教得失以安邦定国？ 只有广开言路，集天下人之耳目智慧，才能弥补一人之失。他说： 故览其谋猷，则天下之利病如悬于握中矣； 纳其謇谔，则朝廷之得失如指诸掌内也。君主只有做到谠言逆耳与不弃死马之骨不弃狂夫之言方能得良骥佳谋。

　　当然，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的的史学文献，不排除虚构夸饰的成分，但文学作品毕竟也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言： 诗人作诗并非完全空想，所言必有出处，常有所依据之原书。白居易诗文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白居易的政治经济思想当然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也无法逾越其阶级的局限。

　　其经济主张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不可能认识到罪恶与苦难的根源是封建制度； 具体主张不少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具有不可操作性甚至是虚幻性，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从客观角度来看，白居易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有维护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成分，其农工商并重、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等主张是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即使在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是我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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