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及其文献价值

　　侯景之乱是梁朝统治走向覆没的起点,它带给梁朝的不仅是深重的战乱和灾难,同时还有梁朝文学、文化的转型。江陵之变不仅结束了梁朝的统治,也开启了规模空前的南人入北之路,促成了真正意义上南北文化的融合。在这两次战乱的十年中,梁朝以建康和江陵为中心的两个作家群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创作中的宫体主题也一扫而光,所以,这十年是梁代文学、文化因浩劫而发生巨变的时期,值得我们关注。

　　长久以来,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侯景乱梁之前梁代的、江陵之变以后陈代的宫体文学,而很少考察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梁代文学创作。笔者所见,仅毛振华《侯景之乱与梁季诗风之变》一文对乱后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分析,但尚不足以呈现梁末文学、文化转变的整体风貌。据我们统计,梁朝作于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作品,大致有11位作家的44首诗,4位作家的5篇赋,26位作家的117篇文,创作时间是从侯景之乱爆发到陈霸先建立陈朝,作者全都出仕梁朝(部分作家后来出仕陈朝、北朝,但他们作于北朝、陈朝的作品不计在内)。其中文所占比重最大,如果仅以诗歌来分析,显然难以呈现梁末文学的全貌。基于此,本文综合诗文,分析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同时借以反思宫体文学,兼及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

　　一、乱离中文人命运的巨变

　　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台城,控制了梁朝政权。在攻城过程中,战乱、饥疫让繁华的建康及三吴地区变成哀鸿遍野的废墟。侯景之乱平定后,萧绎移都江陵,但内忧外患,三年后,西魏攻陷江陵,对江陵城进行了洗劫性掳掠,至此,梁朝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身处家国巨变中的建康和江陵作家们,命运发生了根本转折,大致来说,其人生走向可分为以下四类:

　　1.殒命于侯景之乱、江陵之变。其中有些在战乱中被杀,如萧纲、萧绎以及众多的萧氏子弟;有些饿病而死,如萧衍、徐摛、庾肩吾、谢举、褚翔、任孝恭、伏挺、王筠、刘孝仪、萧子范;有些客死他乡,如萧子云、庾仲容、刘之遴、刘孝威;有些则死于梁末诸王内斗,如张缵、萧纶、萧韶、萧賁。

　　2.侯景之乱后出仕江陵、陈朝。如颜晃、许亨、沈众、杜之伟、阴铿、张正见、孔奂等先仕江陵,后仕陈朝;何之元、张种、岑之敬、江总等在乱后出仕各藩王府,后入陈;徐陵出使北朝,后返陈;周弘正、沈炯在江陵陷后出仕北朝,后返陈;周弘让则是先仕侯景,再仕陈。

　　3.江陵之变后出仕北朝。如王褒、颜之推、宗懔、刘璠、庾季才、裴政、萧世怡、萧圆肃、萧大圜等人,均是江陵陷落后,作为俘虏入北并出仕于北朝;庾信是奉命出使北朝,以梁朝已亡,遂入仕北朝。

　　4.部分文人下落不详。如刘孝先在萧纪幕府,后出仕江陵,江陵之变后不知所终;刘缓曾是萧绎荆州府中盛负文名之人,刘邈曾在建康被围时劝侯景议和,他们并有宫体作品传世,但其事迹仅止于这两场战乱。以上诸人虽为官僚,不过其文集、著作均有史可考,许多人还有诗文存世,因此都可算是文人。其命运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方面的历史信息:

　　第一,侯景之乱终结了梁代宫体文学的进程。两次战乱以后,以萧纲、萧绎为核心的宫体诗人群基本上零落净尽,除萧纲、萧绎之外,徐摛、庾肩吾、刘孝威兄弟、萧子云兄弟等重要宫体作家也都死于战乱,徐陵、庾信在南北间奔波,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首宫体作品;其他如刘孝先、刘缓等,尽管此前曾是重要的宫体作家,刘缓还因描写宫女的“横陈”而闻名,但揆诸情理,当他们面对着家国之难和疮痍满目的山河时,应当再也不会去描写宫女的笑靥和风花雪月的生活了。这也意味着宫体文化的土壤已不复存在,梁朝宫体文学的进程就此终结;其终结的直接起点就是侯景之乱。

　　第二,江陵之变开启了南北文化深层融合的大幕。江陵陷落之前,这里汇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为梁室中兴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阖城长幼,被虏入关”,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乱后再遭沉重打击,梁室中兴之梦也就此破灭。从历史记载来看,南方文人同时大批入北,这是第一次。而当这批南方文化精英整体移植于北方之时,也就意味着南朝贵族文化的终结和更深层次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开始。从此,这批文人在北方政权的更迭中迁转,在乡关之思和故国之恋中煎熬,庾信、颜之推就是典型。而庾信之侍奉四朝十帝,颜之推之历事五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庾、颜的遭际、心声及创作,不仅是入北南士命运的写照,更是入北南士所推动的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其直接起因就是江陵之变。

　　二、乱离中文人创作的巨变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由此可知,从大同初年之后,梁代文学走上了宫体之路,萧纲、萧绎是倡导、组织者,徐陵、庾信为重要参与者;魏征还认为,这是梁亡的重要原因。宫体文学一直延续到太清二年侯景之乱的爆发。所以,侯景之乱前的梁代文学,并不是指整个梁代文学,而是指从大同初至太清二年之间的宫体文学。

　　侯景之乱爆发后,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赵翼的诗句“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来描述,可谓恰如其分。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的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这样的诗文相对较少。留存诗歌较多的是萧绎、庾肩吾、阴铿、张正见、江总,留存赋较多的是萧纲、萧詧、沈炯,留存文较多的是萧纲、萧绎、徐陵、沈炯。可以肯定,这些作品远不是梁末文学的全部,文章也大部分是军国文献,但其中反映的动荡的时事、浮沉的人生、沉痛的感情,却足以反映出梁末文学创作的深刻巨变。兹分述如下:

　　(一)内容上,从宫廷、台阁转向军国时事和愍乱伤怀,视野宏阔,情感深沉

　　宫体文学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卷五三《经籍志》,P1090),创作视野局促于花心月影和绣闺深宫,内容狭窄、单薄,风格清浅、绮靡;战乱发生后,作家心中蓄满忧患,他们的视野彻底转向了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一扫宫体风貌,作品视野宏阔,情感深沉,可以说,他们曾经热衷的“新变”和“吟咏情性”的文学理论,在这时的诗文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实践。

　　萧纲、萧绎、庾肩吾、徐陵均有较多作品作于这一时期。如萧纲在被囚禁时作的《被幽述志诗》,用“恍惚烟霞散,飕飏松柏阴”比喻梁朝承平时代的消散和自己的被幽絷,用“野路黄尘深”象征国家战乱,用“苍天空照心”反衬自己不甘、无助、绝望的心态,这与其宫体诗《咏内人昼眠》、《娈童》等相差悬远,所以王夫之给予了“沉郁慷慨,动人千年之下”的评价。萧纲另有《围城赋》、《悔赋》两文,其中《围城赋》仅存十句,是萧纲在建康城被围时影射佞臣朱异专权误国之作。《悔赋》篇幅较长,铺叙了许多飞扬跋扈而旋起旋灭的权臣如赵高、项羽、刘英、宁喜、梁冀等,以及许多张狂失志之士如杨恽、灌婴等。我们以为,这是萧纲在影射侯景,并用历史上的事例告诫自己,跋扈权臣必将灭亡,国家中兴“不远而复”。所以,《悔赋》应当是在抒写萧纲对梁末政局的悔恨,对侯景残暴杀戮、专权跋扈的批判,同时也勉励自己战胜困难、坚信国家中兴。如果本赋作于乱前,也许萧纲会写出几多儿女情长的悔恨,但是,因为作于乱后,所以才使本赋转向了军国时事,有了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人生寄托。

　　萧绎、庾肩吾也有类似作品。萧绎《遗武陵王纪》作于侯景之乱平定之后,当时萧纪从西蜀发兵,进攻江陵,萧绎企图用兄弟之情来感化萧纪,诗中“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似是写景,其实是描述三峡地区军事激化的现实,“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则抒写骨肉相残的悲愤。历史上,萧绎以兄弟阋墙而骂名千古,但揆诸情理,无论他有多么狠毒,诗中的悲愤应当是其真情流露。庾肩吾有《乱后行径吴邮亭诗》,是他逃离建康城、行经吴地的诗作。在诗中,庾肩吾蔑称侯景为“獯戎”、“杂种”,坚信国家能够中兴,“休问鼎尚重,秉礼国犹存”,言下之意,正朔所在的梁朝不是轻易能灭亡的,并表明日后要“誓雪五陵冤”,即要平定战乱、洒扫梁朝祖陵。庾肩吾是萧纲器重的文人、宫体文学的健将,但却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诗风大变,发出了谴责侯景、誓雪国耻的呼声。事实也证明,庾肩吾在辗转吴地后奔赴江陵,参与到平定侯景之乱的斗争中,兑现了自己的呼声,死而后已。

　　(二)风格上,从香艳绮靡转变为苍凉沉郁、雄健悲壮

　　宫体作品无论诗、赋还是文,都“伤于轻艳”(卷四《简文帝本纪》,P109),以至于被魏征评为“淫放”、“轻险”,但这些语词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评价梁末作家的乱后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或苍凉沉郁,或雄健悲壮,具有崇高品格。

　　1.苍凉沉郁的风格。最能反映这种风格的是那些抒写乱离情怀、感慨人生命运的作品。留下这类作品较多的是庾肩吾、沈炯、阴铿、张正见等人。他们都有在侯景之乱中辗转流离的经历,所以作品沉郁苍凉,真实感人。如阴铿的名诗《晚出新亭》作于太清四年,其时作者刚逃出建康城,在秋暮时分登亭眺望,看见江水浩荡、暮云低垂,听到山后的声声戍鼓,遂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用黯淡的意象营造出了苍凉沉郁的氛围,形象地烘托出了逃难者迷茫、惶恐的心态,是宫体文学时代很难出现的风格。相类的作品还有萧绎的《幽逼诗》四首。这是萧绎的绝命诗,其中“西陵最可悲”一语隐含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经营荆州、企图中兴梁室而成空的悲叹,“终非封禅时”则暗含着对自己平定侯景之功的缅怀。这比阴铿诗更为沉郁、悲凉,应该是梁末作家最凄苦的心声,当然也可看成是梁末最沉郁的作品之一。

　　此时滞留北朝的徐陵,文章风格也沉郁悲凉。为了求得北齐仆射杨愔等的同情、通融,以赢得返回梁朝的机会,徐陵创作了《与齐仆射杨遵彦书》和《在北齐与宗室书》两文。其中《与齐仆射杨遵彦书》成了六朝骈文的代表作品,是“亘古常新、传诵人口的名篇”,文中的“向汉之悲”、“思乡之梦”最为感人,在华美的语言、顿挫的音节中凝练着苍凉沉郁的悲情,可与庾信的“暮年诗赋”并驾齐驱。

　　值得一提的还有梁朝作家的乱后赋作。应该说,宫体赋最能代表宫体文学香艳绮靡的风格,可是,乱后赋作却从主题、情感到风格均有大变。除前文已述及的萧纲《围城赋》、《悔赋》外,还有萧詧《愍时赋》、沈炯《归魂赋》、江总《修心赋》。

　　《愍时赋》是萧詧在投靠西魏后有感于傀儡政权时慨叹家国命运、自恨无能为力的赋作,《修心赋》是江总在太清四年流寓会稽龙华寺时感伤身世、时局的作品,《归魂赋》记述了沈炯经历江陵之变、被西魏掳掠后返回陈朝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愍时赋》和《归魂赋》,在铺写中夹带着强烈的家国情感,痛定思痛,沉郁苍凉,足见时局对作家心灵震撼之深、之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震撼,他们赋作的视野何以会从女儿情长转向家国命运,赋作的感情何以会从苍白转向浓郁、深沉,且转变得如此迅速、彻底。从发展角度来说,这组赋还开启了庾信《哀江南赋》和颜之推《观我生赋》之先声,值得重视。

　　2.雄健悲壮的风格。这类风格的作品大多与描写军容相关,诗歌如萧绎《藩难未静述怀》中“霜戈临堑白,日羽映流红。单醪结猛将,芳饵引群雄”表达英雄归心、军力强大的豪迈,萧圆正《狱中连句》中“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暗”反映了他在狱中对三峡地区军事矛盾激化的揣想,庾肩吾《登城北望》中“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嵕。山沉黄雾里,地尽黑云中。霜戈曜垄日,哀笳断塞风”抒写作者登城看到军容显盛时的悲壮情怀;文章如萧绎《驰檄告四方》以及回答王僧辩劝进的四篇令文等,或抒发壮怀激烈,或铺写心绪茫茫,我们都能感觉到冲突于其中的情感洪流,形成文章壮盛的气势和雄健的风格。

　　三、梁末文学作品的军国文献价值

　　侯景之乱是梁朝矛盾的总爆发。乱起后,梁军纷起勤王,但除萧纲诸子及萧纶之外,其他人均各怀鬼胎,如萧绎坐镇荆州,不急父兄之难,先诛弟侄,导演了梁末诸王相互残杀的悲剧;萧纪盘踞西蜀,“据雍、蜀之资,遂不勤王赴难”(卷五五《萧纪传》,P830),以保存实力为先;萧统诸子以襄阳为根据地,拥众逡巡,自结联盟,等待时机。

　　平乱后,萧绎定都江陵,引得众议纷纭。江陵陷落后,王僧辩、陈霸先为争权而内斗,剩下王琳独力支撑,直到陈朝建立。在这个力量交争、矛盾汇聚的时代,梁末文人已不可能再优游卒岁,而是过着一生中最为揪心的岁月,同时也为戡定战乱、中兴国家而奔走、思考。他们用文笔记录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四个系列的文章分别反映了四个重要事件,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反映萧氏兄弟阋墙而斗、勤王不力之事

　　主要有萧纶《与湘东王书》,萧绎《与武陵王纪书止蜀军东下》、《与武陵王纪书》、《又与武陵王纪书》、《与诸藩令》等五篇。其中萧纶《与湘东王书》反映了在建康城被围时,萧绎坐拥强军却逡巡观望,攻杀萧誉、逼反萧詧,这引起了萧纶的不满,遂写信规劝;萧绎《与诸藩令》是告诫其他藩王务必服从自己,莫效萧誉、萧詧,其他三篇书信是在叛乱平定后,萧纪从西蜀发兵准备与萧绎决战,萧绎写信劝止。事实上这些书信都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最终萧绎击溃了萧纶,攻杀了萧纪,但这组文章却真实记录了这些梁朝要员的痛苦心声,尤其是萧纶的书信痛陈利害,情文并茂,清晰地呈现了他拯救时局的努力和面对兄弟阋墙的悲愤。萧纶也留有宫体作品,但这篇书信与其却有天壤之别。

　　(二)反映梁末群臣劝萧绎登基称帝之事

　　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沈炯《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初表》以及《第二表》、《第三表》,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下断劝进表奏令》、《又答王僧辩等劝进令》等七篇。由于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谋略,所以在战局初定后就成了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选。应该说,古代皇帝登基之前的劝进程序大都近于虚伪的闹剧,梁朝君臣劝进萧绎亦如此,不同的是,萧绎登基还带有较浓的悲壮色彩,萧绎本人也极力渲染这份悲壮以鼓励士气,所以,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文章,还是颇受感动。尤其是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一文,十分精彩。当时萧绎为萧纲举丧完毕,他用寥寥数笔,不仅抒写了父兄被害的悲愤,而且引用周武王、汉高祖的故事,鼓励群臣共赴国难:“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

　　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仪。”似此之句,辞气慷慨,把骈文长于用典和气势磅礴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不仅是萧绎文,即从徐陵等人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立新的国君是多么迫切。因此,这组文章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远非宫体文学可比。

　　(三)反映定都江陵与定都建康的论争

　　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萧绎《议移都令》、《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等三篇。平乱后,萧绎君臣围绕着定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最终结果是定都江陵,但从江陵被围后,朱买臣要求斩主张定都江陵的宗懔、黄罗汉“以谢天下”(卷八《梁本纪·梁元帝纪》,P244)的事来看,定都之争十分激烈。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定都江陵是萧绎败亡的原因之一。现存这三篇文章就是当时定都之争的历史见证。从文章来看,徐陵急切盼望着国家能确立政权核心,所以他认为不必东下建康:“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汉祖、殷宗,皆无恒宅。

　　登封岱岳,犹置明堂;巡狩荆州,时行司隶。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言下之意,可以定都江陵。萧绎《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在定都问题上的态度则比较委婉,表面上看他似乎即将移都建康,其实那只是安抚王褒、周弘正等主张定都建康者的幌子,在骨子里萧绎并不想东下建康;但是,诏书命令“遣军东下”,即派王僧辩率军东下、驻守建康,这使得江陵守备空虚,直接导致了江陵被西魏迅速攻破的现实。萧绎在江陵被围时曾给王僧辩写信求援:“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这话可与其诏书相印证,说明战略错误是萧绎败亡的直接原因,而非定都江陵。

　　(四)反映王僧辩在北齐军逼之下接纳萧渊明之事

　　主要有徐陵《为贞阳侯与太尉王僧辩书》六文、《为贞阳侯与荀昂兄弟书》、《为贞阳侯与裴之横书》,王僧辩《与贞阳侯渊明启》两文,裴之横《答贞阳侯书》,佚名氏《为王太尉僧辩答贞阳侯书》两文、《代陈司空答贞阳侯书》等十四篇。萧绎被杀后,梁朝无主,北齐趁机武力护送萧渊明回国,企图逼王僧辩接纳萧渊明,以建立听命于北齐的傀儡政权,王僧辩怯于北齐军威,答应此事。而陈霸先则不同意建立傀儡政权,遂袭杀王僧辩。这十四篇文章正反映了萧渊明与王僧辩、陈霸先之间斗智斗勇、来回交涉的情形。作为文人的徐陵,充分发挥他骈文高手的作用,为萧渊明尽忠尽智、奋笔疾书,可以说,徐陵赢得“一代文宗”的称号,是从撰写军国文书开始的。后来徐陵投靠陈霸先,霸府文书基本出于徐陵,这也真正奠定了他“一代文宗”的地位;而在宫体文学时代,由于有萧纲、萧绎、庾信等人,徐陵还难以一枝独秀。从这个角度来说,徐陵是接受了战乱的洗礼,文学创作才得到升华,进一步说,如果不是家国浩劫带来的精神洗礼,徐陵、庾信等人也许只能是著名的宫体作家,而不能成为六朝骈文的巨匠甚至集大成者。因此,梁末时局的风云动荡带给国家的是灾难,而带给文学、文化的则是深刻变化。

　　四、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意义

　　(一)为宫体文学提供借鉴,成为反思宫体文学的素材

　　宫体文学是以萧纲为首的梁代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探索,但其结果却是消极的、失败的,以至于骂名千古。是战乱刺痛、震撼甚至洗涤了作家的心灵,所以他们乱后的创作不约而同地转向描写家国时事和乱离情怀,视野宏阔,沉郁苍凉。在历史评价中,宫体作家骂名千古,似乎创作宫体作品完全是出于作家自身的原因,可是,梁末宫体作家创作的转变却说明,当生活发生巨变时,他们便立即扫除了原来的宫体风习,这说明生活才是创作的根本源泉,宫体文学之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定的生活。进而我们会问:所谓“特定的生活”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我们看来,就在于特定的人文、历史和思想条件。宫体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应联系思想、文化、历史进行多角度解释,而不能归因于某一点,详参拙著《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中关于宫体诗的论述。这是梁末创作的转变留给我们的基本思考。

　　应该说,梁末文学创作转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甚至可以推理,如果这些作家有着充裕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诞生一批高品位的优秀之作,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走出侯景之乱。但无论如何,应该对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给以肯定。张溥云:“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

　　其实,徐、庾文章与唐人最近的是他们的后期诗文,而其后期诗文的开端正在侯景之乱以后。所以,梁末文学的转变有着较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发生的,而不是作家的主动选择、积极思变;萧纲等人主动选择的宫体文学是一条不归之路,而被动走上的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文学大道。

　　(二)梁末文学创作转变与文化转型

　　梁代后期形成了香艳、软媚的文化品位,当时文化虽然号称全盛,但骨子里却缺少积极、刚健的发展动力;这样的文化方向,如果没有变革,那必然是死路一条。因此,梁末已经处于南方文化发生变革的边缘。侯景之乱摧毁了原来文化的发展基础,也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遗憾的是,限于文献,我们只能通过文学创作的转变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

　　梁末文学创作的反思特征,可以证明梁末文化的转型。比如庾肩吾在《乱后行径吴邮亭诗》中坚信能平定侯景之乱,萧纲在《悔赋》中追悔梁末政治决策的重大失误,沈炯在《归魂赋》中将个人命运置于家国命运的背景上,痛陈心路,反思生平,都体现出鲜明的反思特征。更有甚者,前引许多书信、军国文献等,严肃思考时代政局,积极探寻拯救国家的方略,这比起宫体文学的思理苍白来是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侯景之乱以前没有人反思,比如乱前的贺琛、萧介、傅歧,分别对梁朝的积弊和侯景南投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相比之下,梁末的反思却形成一股思潮;尽管这些反思来得有点仓促、被动,可毕竟进步了许多,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

　　我们还可以从梁亡后的一些信息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梁朝的灭亡成了遗民心里的沉重痛楚,即使他们再次出仕,对于梁朝仍难释怀。如庾信、颜之推,虽身仕北朝,却魂牵故国,其《哀江南赋》和《观我生赋》在叙及梁亡时,沉痛、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萧纲之子萧大圜,身仕北周,却抄写萧衍、萧纲文集,编纂《梁旧事》30卷,显然是对梁朝覆亡的反思。另据《隋书·经籍志》载,作于侯景乱后或梁亡后,反思、记载梁朝故事的著作尚有何之元《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姚勖《梁后略》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梁太清录》8卷(作者不详),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10卷,《梁末代纪》1卷(作者不详),谢吴《梁皇帝实录》5卷,《天正旧事》3卷(作者不详),《皇储故事》2卷(作者不详)。此外,《北史·裴政传》载裴政有《承圣实录》10卷(《隋书》本传载为《承圣降录》10卷)。尽管这些著作已亡佚,但从题目可知,其中至少有九部是关于侯景之乱后的梁朝历史的。这批著作既是遗民情结的体现,也是侯景之乱后梁代文化反思特征的延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乱之后必有反思,是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遗憾的是,梁末文化的转型是短暂的。陈朝建立后,延续了宫体创作和佞佛风习,回到侯景之乱前的文化发展方向上来。但这并不能抹杀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梁末文化的转型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这也正印证了金克木先生的话:这“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

　　参考文献：
　　[1]毛振华.侯景之乱与梁季诗风之变[J]求索,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