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学创作中心从一个到多个的变迁

　　近些年，文学地理研究方兴未艾，不过，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文学家籍贯地理和本土文学地理，而对文学家的活动地和创作地关注不够。相对于籍贯地，文学家活动地的文化环境与其创作的关系更为直接。文学创作活跃之地往往是国都或区域政治中心，这些地方也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各种学术资源和社会信息［1］，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带动性。要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就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地理，而文学创作地理格局往往是时代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

　　一、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

　　为考察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笔者先对今存东汉诗文创作地分布情况作了统计，具体是严可均《全后汉文》中，创作地可考的东汉文共1676篇。逯钦立《全汉诗》所录创作地可考的东汉诗歌有177首。在今人整理的汉魏古籍及相关着作中(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本《曹操集》等)，尚有未为严可均《全后汉文》收录的创作地可考的东汉文337篇，未为严可均《全汉诗》收录的创作地可考的东汉诗67首。检索严可均《全三国文》、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古籍，发现严可均《全后汉文》漏辑的创作地可考的东汉文49篇。据不完全统计，今存创作地可考的东汉文共2062篇，创作地可考的东汉诗共244首。

　　把现存创作地可考的东汉诗文分州、郡统计，诗文总数在10篇以上的有18个郡国，即河南(文1178、诗64)，魏郡(文329、诗48)，颍川(文86、诗11)，河内(文14、诗4)，弘农(文12、诗2)，陈留(文35、诗6)，沛国(文9、诗3)，南阳(文23、诗8)，这些郡国均在中州;京兆(文52、诗6)，扶风(文14、诗1)，汉阳(文24、诗3)，陇西(文11、诗5)，这些郡国均在关西;北海(文23、诗0)，涿郡(文14、诗3)，巴郡12(文3、诗9)，蜀郡(文10、诗7)，会稽(文13、诗3)、南郡(文21、诗7)。除此之外，其他产生作品较多的郡国还有汝南(文8、诗1)，山阳(文5)、常山(文6)、吴郡(文3、诗5)，武都(文9)，敦煌(文6、诗2)。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建安时期，东汉文人诗一直不发达，本文统计的“诗”绝大多数是民间歌谣，各地民间歌谣的多寡反映的不是当地文人诗创作情况，而是当地吏民关注现实和参与歌谣创作的活跃程度。尽管上述各组数字会稍有误差，但足以反映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概况。诗文数量在50篇以上的依次是河南、魏郡、颍川、京兆。河南是京都所在地，魏郡是汉末曹魏政治中心邺城所在地，颍川是建安中汉献帝许都所在地，京兆则是西都长安所在地。从诗文创作地所属文化区看，中州居首(约占总数的90%)，关西次之，在巴蜀、齐鲁、吴会、河北(常山、涿郡等)、西北诸地也产生了较多作品。括而言之，东汉诗文创作地主要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

　　换句话说，东汉文学创作地理的第一个特点是文学创作中心与政治文化中心合二为一。第二个特点是诗文创作活跃之地，作者绝大多数来自外郡，这也是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洛阳成为京都以后，四面八方的鸿儒文彦及青年学子都向京畿汇集，借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资源，河南郡很快成为全国诗文创作中心。中州人口众多，多富庶大郡，弘农、颍川、陈留、河内环拱京师，南阳既为帝乡又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故而，无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人才优势和文化优势，中州均非其他地区可比。

　　三辅、陈留所出诗文，本土人创作的比较多，原因或有三条:本土文化积淀深厚，政治地位比较特殊，文学名家众多。三辅是秦与西汉的京畿和西汉皇陵所在地，东汉皇帝常到此祭祀先帝;汉献帝初，董卓挟天子徙居长安四五年，其时多有诏令奏疏产生。三辅多士，东汉三辅文学名家就有冯衍、杜笃、傅毅、班固、马融等，他们在故乡各有创作。陈留邻近京师，自秦至汉，名臣甚多，东汉中期以后，文学家泉涌而出:蔡邕、路粹、阮瑀、边让等皆以文学驰名天下。诸多政治文化因子相互作用，造就了三辅、陈留坚实的文化基础，人们政治参与意识比较强，这也是两地时政类歌谣比较多的根本原因，而两地文学家在入仕之前，或仕为郡吏之际，或退隐乡里之后，都有名作传世，本土文学创作也因此比较活跃。

　　自文翁在蜀兴学，其后，蜀中文风日盛，先有司马相如、王褒等先汉文豪，续有杨终、李尤等后汉文彦，汉末又有一大批关中和中原的文士入川，巴蜀文学就在一个相对温润的环境里自由生长。巴蜀自古好歌，而汉廷重视民间舆论，巴蜀人论议时政和地方官吏的歌谣得以进入官方视野，这是东汉巴蜀歌谣留存较多的重要原因。东汉巴蜀文章主要作于两个时段:一是建武初公孙述称帝成都时。二是汉末刘璋割据蜀中时。作者正是这两个集团的文士。

　　东汉文学地理版图上，荆州北部以南阳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也是群星璀璨之地。南阳是光武帝和众多东汉功臣的故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备受政策优待，学术文艺快速发展，文学英才层出不穷，刘珍、张衡、延笃、左雄、朱穆等皆享誉文坛。张衡今存作品，包括《南都赋》、《二京赋》在内的半数作品都撰于任南阳郡主簿时。延笃晚年讲学故里，今存《仁孝论》及5篇书信皆作于故乡。东汉时，南郡、江夏郡的经济、文化乘帝乡东风而较快发展，到了中后期，两郡人才辈出，胡广、蒯越、黄香等文化家族群体崛起。初平元年，刘表为荆州牧，招揽天下名士，此后二十余年间，荆州学派誉满天下，以王粲为代表的荆州文士集团创作了不少名篇佳作。

　　齐鲁儒学发达，俊才蒸蒸，但齐鲁文学家大多长期生活在中州。今存东汉齐鲁诗文主要是孔融和郑玄的作品。汉末中原战乱，北海郑玄回到故土，留下《戒子益恩书》等文。鲁国孔融常年宦游中州，献帝初任北海相，在郡6年，作了不少教令文。

　　凉州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时段是两汉之际，时隗嚣割据陇右，广纳贤才，隗嚣、班彪、郑兴等文学名士齐聚西北，翰墨飞采，创作甚盛。此后，因为战事，崔骃、皇甫规、傅燮等文学家先后客宦凉州，而汉阳赵壹、敦煌侯瑾长居本郡，以汉阳、武都为中心的凉州文学因而时现光彩。

　　二、洛阳:东汉文学创作中心

　　作为国都，洛阳所拥有的人才优势和文化优势，郡国无法望其项背。东汉朝廷尊经崇文，公卿百官，功臣外戚，无不尚文，这些富贵卿士及其宾客、掾属聚集京洛，构成庞大的文化人群。东汉文以诏令、奏疏、碑铭居多，而名篇多为在京文士因国政和时事而创作。国都优势造就了洛阳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富于活力的文化生态也使其自然成为天下瞩望的文学创作中心。

　　东汉大多数文学名家曾任职兰台、东观，诸多名儒如卢植、尹敏、孔僖、杨彪等也曾着作于东观，他们的创作旺盛期也大都在任职宫中之时。兰台和东观都设在宫中，是国家藏书、校书及着述之所。汉章帝以后，国家图籍盛集东观，众多文学名家汇集于此。

　　东观文士一面校雠典籍、着作《汉记》，一面从事文学着述，许多经典文章诞生于此。班固在兰台、东观长达16年，今存作品33篇，创作地可考者22篇，其中《两都赋》《答宾戏》《燕然山铭》等8篇名作均是此期所作。蜀郡文学家李尤入东观后，才情高涨，“召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怀戎颂》、百二十铭，着《政事论》七篇，帝善之”［2］750。李尤今存作品90篇，绝大多数作于任职东观时。吴郡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令帝异之”［3］2650。

　　蜀郡杨终今存文4篇，3篇作于任职兰台时。东观文士常奉诏作文。永平中，在兰台的班固、贾逵、杨终及太学生傅毅与百官奉诏同作《神雀颂》、《汉颂》［4］308－312。班固、贾逵、傅毅等人奉章帝诏作连珠文，连珠体因此兴盛。东观文士每每随帝巡狩，献作赋颂。东汉巡狩文大都出自东观文士之手，班固、马融、张衡等皆有此类文章。当然，东观文士也参议朝政，作了大量奏议文。东观文学典雅繁缛，引领一代文学风尚。

　　外戚幕府也是文学名士汇集之处，大批奏记讽谏幕主之文随之而生，幕府文士集会又往往催生出大量交游应酬之作，如碑诔、荐士文、颂赞文等。汉章帝以后，外戚干政现象逐渐凸显。干政外戚权势威赫，文学名士多入幕为僚，外戚幕府文学因而成为京都文学一大景观。

　　章帝、和帝之世，外戚幕府文学快速兴起且臻于极盛。章帝初，舅父马氏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3］857建初中，杜笃被车骑将军马防任为从事中郎，随马氏战亡于西羌。杜笃之后，又有傅毅进入马防幕府。七八年间，马防幕府文学创作甚是活跃。和帝初，窦宪专权，开府纳士，文学名家再度荟萃外戚幕府。史载:“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时“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3］2613其后，和熹邓后称制，邓骘为大将军，马融、杨震、朱宠等名士入其幕府，而马融为一代文宗。马融与邓氏存在政见的、文化心理上的隔膜，但他有《广成颂》奏呈邓氏，《与窦伯向书》也作于邓骘幕府。

　　顺帝立，安定梁氏兴起。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所辟僚属多为名儒。其中，李固擅奏议，今存文19篇，其中《奏记梁商》《奏记梁商理王龚》作于梁商幕府。商子梁冀继任大将军，僚属亦多文学名士，如崔寔、赵岐为文学大家，张奂、朱穆工文章，杨赐善奏议。惜梁冀幕府之作，仅存朱穆奏记3篇。

　　灵帝中平中，何进为大将军。两次党锢之祸使得俊士寥落，时逢黄巾军扰乱各地，汉廷急需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何进招揽贤才臻于极致，史称“幕府初开，博选精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3］2646。刘表、郑玄、荀爽等名士皆被征召，文学家陈琳、孔融、边让亦归幕下，蔡邕与何进及其幕府文士也多有交往。何进幕府文学盛极一时。

　　纵观东汉外戚幕府文学，梁冀幕府持续最久，何进幕府文学名士最多，但创作之盛不及窦宪幕府。窦宪幕府正值盛世，班、傅、崔等文士也正值盛年，他们创作了一批声壮气雄、彰显大汉威德的名作，也创造了东汉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京城公卿幕府也是文学渊薮，奏议文章多出其间。东汉公卿大都是饱学之士，僚属亦多能文之辈，他们都是京洛文学辉煌的创造者。

　　三、从献帝都许到曹氏治邺:汉末文学创作中心的两次转移

　　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于颍川许县，文学创作中心旋即转移至此。史称“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3］2653。奔许士人中，文学名士甚多，有荀彧、荀悦、钟繇、繁钦、孔融、杨修、祢衡、路粹、刘祯等。一时间，许都文学繁茂。孔融才气高华，《后汉书》本传说:“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3］2264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录孔融文45篇，诗7首。其中文19篇、诗2首皆作于许都。孔融在许之作，尚有六言诗3首［4］及《孝廉论》等4文［6］211－212。颍川荀氏诸子也攀龙附凤。史载:“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3］2058荀悦的《汉纪》《申鉴》及论文数十篇大多作于许都。荀彧今存文5篇，其中3篇作于许都。

　　曹操幕僚也是许都文学创作的主将。路粹少学于同郡蔡邕，约在建安三年迁丞相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同为曹操典掌文书［6］400－402。路粹常草拟诏令文书，在许之作应该不少。繁钦卒于建安二十年［6］449，文学创作旺盛期也在许都。《册府元龟》曰:“繁钦，字休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说喉转意，率皆巧丽。为丞相主簿卒。”［7］建安中，繁钦为曹操典掌文书，在许之作数量不菲，惜散佚殆尽。曹操文学创作高产期也在许都。中华书局整理的《曹操集》载操诗26首，文153篇，其中有诗2首、文27篇作于许都，诗文总数冠于在许诸子之首。杨修在许之作今存《许昌宫赋》和《司空荀爽述赞》。

　　建安前八九年间，许都文学创作盛况空前，成为一时之文学中心。曹操移政邺城后，荀悦、孔融等仍留在献帝身边。汉末，袁绍、曹操先后控制冀州，治于邺城，邺城文学也随之分为两个时期。自初平二年袁绍统治冀州到建安九年曹操破邺，此为袁氏邺城文学时期。

　　自曹操攻下邺城到曹丕称帝，此为曹氏邺城文学时期。建安中，曹操治邺，“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末政治中心实在邺城。曹氏时期的邺下文学乃汉末文坛亮丽的风景，不少建安文学名作诞生于此。袁绍占据冀州后，青、并、幽三州陆续归其所有，一时间，邺城人物鼎盛，追逼许下。陈琳为袁绍掌管文书，作有《为袁绍檄豫州》《武军赋》《答张纮书》等。兴平元年(194年)，应劭入邺，创作了《汉官仪》《风俗通》、驳议三十篇等大量作品。大儒卢植、郑玄也被请至邺城。上述4人外，谋略之士沮授、田丰、审配也在袁氏麾下，沮授存文最多，今存5篇，悉为上呈袁绍的奏议。

　　曹氏入邺，丕、植兄弟登上文坛，四方文学名士汇集邺城，以邺城为中心的漳河流域成了北方诗文创作的中心。当时文学盛况，钟嵘《诗品》描述道:“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8］曹氏父子登高好赋，游猎常歌，追随者亦俯仰相和，邺下文学创作活跃非常。史云:“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9］352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10］当此之时，丕、植以王子之尊，诸子以贵宾之属，饮酒高会，着文赋诗，相遇甚欢。曹丕《与吴质书》回忆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9］383邺下文学之盛由此可见一端。

　　三曹及建安诸子的诗文，作于邺城者甚多。繁钦今存诗8首、文22篇，创作地可考者的3篇文章全作于邺城。徐干在邺，常“载笔而从”，作有《序征赋》、《西征赋》等。曹植的《离思赋》与《东征赋》，曹丕的《感离赋》，曹操的《征吴教》《原贾逵教》《戒子植》等，皆作于邺城。陈琳、阮瑀在邺，同为司空军谋祭酒，军国书檄，多二人所作。在邺诸子多有游宴赠答或同题共作的诗文。七子文集中的《寡妇赋》《鹦鹉赋》《行女哀辞》等大批文章皆邺下唱和之作。刘桢存诗13首，仅邺下赠答之作就有9首。桢今存文8篇，其中4篇作于邺城。汇集邺城的文士尚有繁钦、路粹、杨修、邯郸淳、仲长统、潘勖等，悉以文采驰名，各有作品传世。

　　建安才士汇聚黄河北岸，邺城文学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但好景不长，随着曹丕称帝而移都洛阳，邺下风流随即星流云散。

　　四、南迁中州士人与襄阳及交趾的文学辉煌

　　荆州属楚，交州为百越所居。与中原、关中相比，荆州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州更甚。汉末北方战乱，中原人士纷纷南迁，在荆州襄阳、交州交趾聚集，中原文化随之南传，荆襄、交趾的文化快速发展，两地遂成区域文化中心，文学创作也群花绽放。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任荆州牧，治有方略，荆州为之暂安。干宝记载说:“时天下尚乱，豪杰并争:曹操事二袁于河北;孙吴创基于江外;刘表阻乱众于襄阳，南招零、桂，北割汉川……”［3］3317刘表崇尚学问，“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3］2421。建安元年(196年)，刘表在荆州办学，“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6］137一时间，襄阳以学术文艺盛名天下。当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9］376流寓荆襄的中州文学名士颇多，有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等，谋略之士如徐庶、司马徽、诸葛亮等也朋汇于此。刘表帐下还有不少荆州本土才俊，着名者有宋衷、韩嵩、蒯越、刘先等。以中原人为主的天下名士汇聚荆襄，荆州学术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堪与昔日洛阳比美的文化重镇。

　　汉末荆襄所出诗文，王粲最多，祢衡或次之。王粲今存篇章半数以上作于荆襄。《登楼赋》即是登襄阳城楼而作。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载，王粲在荆州作的诗歌还有《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赠文叔良》等，《三辅论》《荆州文学记官志》《为刘荆州谏袁谭书》等文也作于荆州。祢衡初入荆州，“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3］2657，后来，祢衡被刘表送与黄祖，祖亦善待衡，“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3］2657。祢衡在荆州的文学创作应当很富赡，惜亡佚严重，唯《鹦鹉赋》《吊张衡文》幸存。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是荆州文学名作。献帝末，魏、蜀、吴反复争夺荆州，控扼襄阳，荆襄也因此出现一批关于战事的书函奏议。

　　曹操迎献帝都许，中原士人南徙潮流暂停，流寓荆襄的士人陆续踏上北归之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亡，曹操得荆州，除诸葛亮、李彦等少数荆州名士随刘备入川外，寄寓荆州的中原士人大多回徙，荆襄文学随即黯淡。交州地处五岭与南海间，地荒人稀，文明不昌。汉献帝《赐士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9］732建安中，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据有交州各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士燮曾入太学，从颍川刘陶研习《左氏春秋》，“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9］731。寓居交州姓名可考的名士有许靖、袁忠、薛综、桓邵、桓晔、袁沛、袁徽、许慈、刘熙、刘巴等22人，除二刘外，其余20人全部来自中州。中原文士在交州，以切磋学问为雅事。许靖，字文休，汝南许劭兄，二人主持的“月旦评”盛名天下。

　　桓邵、桓晔乃汉明帝师桓荣之后，世代名儒，亦善文学。刘熙经学深厚，其《释名》一书饮誉今古，寄寓交州之时，程秉、薛综、许慈等皆从熙学，诸子三国时俱至高位。南迁中原士人久历播越之苦，常相互扶持，许靖即是典型。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赞许靖说:“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9］596。中土士人避难交州，得士燮乐儒好客，宾主唱和，朋友应答，必有创作，奈时局动乱，历史悠隔，仅有许靖的《与曹公书》

　　和袁徽的《与尚书令荀彧书》等少数作品流传至今。

　　汉魏之际，交州作为益州、荆州、扬州的南邻而被曹操、刘表、刘备、孙权等交相争夺，寓居之士多罹其患。中原群士寓居交州，前后不过数年，交州文学却因之灿烂。随着中原士人的离散，交州文学重归沉寂。这种局面要等到西晋末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才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东汉一代，诗文创作地大都不在文士籍贯地而在其活动地，而文学创作中心基本上是各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文学创作中心从一个到多个的变迁，正是东汉王朝从统一稳定到分崩离析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学与世推移、文学格局常随政治格局变迁而变迁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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