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舞、乐器、服装分析

　　唐代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措施，促使文学与艺术全面发展与繁荣。统一的唐朝有利于西域与中原的交流。西域歌舞传播流行，促成了唐十部乐①的形成，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备受唐人的喜爱，这不仅给唐文学注入新的内容，而且成为唐代艺术和民间娱乐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关西域乐舞的内容成为许多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诗词歌舞相得益彰，相映成辉。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拟从文学角度考察西域乐舞，试图揭示唐文学发展繁荣的外部原因以及诗乐舞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阐发西域文化的魅力。

　　一、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舞分析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雅乐是专门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堂乐章，结构与旋律较少变化。相比较而言，清乐较雅乐活泼新鲜，但情调较为单一。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燕乐广泛吸收了西域乐曲和中原乐曲融合而成，以其丰富多彩，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的特点成为乐坛主流。

　　《全唐诗》记载:“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其着令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

　　在唐十部乐中有五部是西域音乐，即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昌乐，可见西域乐在当时已经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舞蹈方面，王克芬说:“被誉为唐代‘三大乐舞’的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都来自西域。”下表对三大乐舞的发源地、特点及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作说明:【图】

　　
　　西域乐舞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风味，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成为唐代诗人创作的绝好素材。诗人们恰当使用多种修辞格，运用动静相生等手法，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描绘乐舞盛况，再现舞蹈的动态美，将舞蹈形象转化为诗的美学形象，为世人呈现出琳琅满目的乐舞诗篇。例如:李端的《胡腾儿》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性: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 (《全唐诗》(增订本)卷 284)诗中将胡腾儿外貌(肌肤如玉)、衣着(桐布轻衫)、表演时灵活生动的表情、模拟醉态的舞姿、腰折如弓的造型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一句写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表达出作者对胡腾儿的深切同情。

　　唐代诗歌中有许多描写西域乐舞的作品，下文将从不同时期西域乐舞在诗歌中的体现以及白居易的作品个案分析唐诗中的西域乐舞。

　　(一)不同时期诗歌作品中的西域乐舞

　　初唐是唐代文化繁荣酝酿与准备的时期。唐代近体诗的发展，为西域乐舞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风格独特的西域乐舞以其奔放的情感、浓郁的民族风调和精美高超的技艺，逐渐赢得人们的喜爱。西域乐舞传播到中原最初是有声而无辞，乐工们将诗人的诗词填入曲中歌唱。《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晚度天山有怀京邑》中云:“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全唐诗》(增订本)卷 79)诗中虽无直接描述西域乐舞的面貌，但也涉及到了西域乐舞演奏中的乐器———胡笳(流行于西域一带的一种用羊角制作管身的吹奏乐器)。可以看出初唐虽然不是西域乐舞发展的全盛时期，但是它也从各种表现形式开始渗透到唐代文学中。

　　盛唐是西域乐舞辉煌的时期，呈现出“千歌百舞不可数”气象。在都城长安，来自西域的人口已超过万户，其中来长安献艺的乐工舞伎不计其数，宫廷豪门、教坊梨园、酒肆歌楼、街头巷里，无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于此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更是直接迅速交流融合，由此推动了西域乐舞大规模传入中原。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须要吸收到其它民族的文明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是短处)，愈对自己有益。”

　　依照唐代的乐舞活动，可将唐代乐舞诗大致分为三类:祭祀性的乐舞诗、仪式庆典性的乐舞诗及消遣娱乐性的乐舞诗。西域歌舞音乐节奏明快，舞蹈动作优美激起了诗人们的创作欲望，他们从听觉、视觉、触觉多角度，对乐舞进行描绘。任半塘说:“唐代音乐颇盛，词章颇盛，伎艺颇盛。”

　　在盛唐，这种选词度曲的情形已相当普遍。诗人们写诗不单是要给人读，更多是考虑要给人唱，因此他们就特别注意诗中语言的清新性和节奏的流畅性，使唐诗本身具有音乐化和格律化的特点。可见盛唐乐舞推动诗人的创作，反之诗人们的创作也促进了乐舞的发展，从而推动唐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诗词乐舞相得益彰的局面。

　　晚唐是一个战乱衰落的时代，乐舞入词，虽不像盛唐对西域乐舞直观的描写，但从另外一种角度给人以新的感受。晚唐描写乐舞的诗词也不少，如薛能《柘枝词》:“楼台新邸第，歌舞小婵娟。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

　　诗句描绘了健舞曲《柘枝》表演的情况，真可谓是佳人多妍。而温庭筠的《屈柘词》则描绘了软舞曲《屈柘》的情景与意境:“杨柳萦桥绿，玫瑰拂地红。绣衫金騕袤，花髻玉珑璁。宿雨香潜润，春流水暗通。画楼初梦断，晴日照湘风。”西域歌舞已经遍及军旅以及普通百姓之家，而诗人也乐于 120 欣赏异域歌舞。

　　(二)从白居易的作品看西域乐舞

　　西域乐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丰富了诗人创作题材的内容，开拓了他们的想象力，使西域乐舞不时闪现于辉煌的唐代文学中。唐代 50 余位诗人创作了描述或涉及西域乐舞的诗词达百余首之多。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岑参、李贺、刘史言、李端、李颀、贺朝、章孝标、刘禹锡、王维、王建、张祜、张说、薛能、韦庄、沈亚之、罗隐、李益、李询、李绅、王之焕、温庭筠、顾况等等。这里以白居易的作品为例来解读他作品中的西域乐舞诗文。《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可以看出诗人们以自己的诗作能为伶伎们传唱而自豪，伶伎们也以能唱着名诗人的佳作为荣幸。伶伎的歌咏和诗文之互赠成为诗歌传播的两条并行的主渠道。当时有许多专门为了歌唱而写诗的诗人，他们写诗不单是要给人读，更多是考虑要给人唱，所以诗人在作诗时就特别注意诗中语言的通俗清新性和节奏的流畅性。

　　白居易着名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写出了胡旋女的舞蹈动作和姿态及胡旋舞的特点，轻柔娇美、如花似云，节奏鲜明，急速旋转。可以看出胡旋舞当时在唐代的盛行，杨玉环、安禄山的表演最为突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作了《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可以说《琵琶行》涵盖了整个音乐的内容，诸如乐器演奏、音乐创作、音乐欣赏、音乐美学，还堪称千古第一乐诗章。唐玄宗时最流行的舞蹈是《霓裳羽衣曲》，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时怕此曲失传而作了《霓裳羽衣歌》:“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迤逦……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诗人通过回忆，对唐代宫廷大型乐舞《霓裳羽衣歌》演出的时间、地点和舞女的服饰都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写，而且还留下了歌伎舞女的姓名，成为中国乐舞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字里行间充满了白居易对霓裳羽衣舞的特殊感情。白居易描写西域乐舞的诗还有很多。如《柘枝词》:“柳暗长廊合，花深小院开。苍头铺锦褥，皓腕捧银杯。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将军拄球杖，看按《柘枝》来。”《听曹刚琵琶兼出重莲》:“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开非旧谱，回弦翻出是新声。蕤宾掩抑娇多怨，散水玲珑峭更清。珠颗泪沾金扞拨，红妆弟子不胜情。”《听李士良琵琶》诗:“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①不难发现他与音乐歌舞之间的不解之缘，具有高深的艺术修养。他的乐舞诗篇传诵最广，称颂最多。无论音乐、舞服、舞姿的描写都有力地证明了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西域乐舞的传入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乐舞文化生活，而且丰富了唐代诗歌的创作题材，它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原乐舞带来了新的生命。同时西域乐舞在唐代的广泛传播，充分证明了乐舞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舞蹈是离不开音乐的一种形体艺术，音乐是舞蹈律动的灵魂。不言而喻，西域乐舞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诗歌的发展。

　　二、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器与服饰

　　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特定历史条件为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融带来了新的发展。多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催化了灿烂唐代文学的硕果。西域乐舞在唐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浓书重笔，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将从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器与服饰进行论述。

　　(一)唐代诗歌中西域乐器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乐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然而诗歌与音乐、舞蹈从来都是密切相关的，早在《乐记》中已经明确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可以看出前者为语言的艺术，主要通过词汇、言语来抒写感情;后两者为声音与形体的艺术，主要依靠乐音的高下、长短和舞容的造型等表现手段，表达性情。然而音乐的演奏离不开乐器，西域的乐器种类繁多，在唐代受到推崇的主要有胡笳、琵琶、箜篌、筚篥、羯鼓等。【表】

　　
　　从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诗中涉及到描写乐器或与乐器有关的作品俯拾即是。诗人们充分肯定少数民族的才艺，同时也将这些西域文化的内容写进他们的作品，丰富了文学创作题材与思想感情。

　　(二)唐代诗歌中的舞蹈服饰

　　舞蹈服饰是生活服装的升华，同时又是生活服饰的审美先导。唐乐舞空前繁荣，其服饰也是百美竞呈。唐代乐舞中有一类是由西域传入的，所穿舞蹈服饰也带有强烈的西域民族风情。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这其中有相当程度是受了西域乐舞舞服的影响。当时有许多诗人描写西域乐舞的服饰，如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李端在《胡腾儿》中也有说道:“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红汗交流珠帽偏，……双靴柔弱满灯前”;白居易《柘枝伎》云:“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代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以及张祜《观杨瑗柘枝》也云“卷檐虚帽带文垂，紫罗衫宛蹲地处，红锦靴柔踏节时”，都介绍了西域服饰的特点。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男子喜欢戴一种浑脱帽(又称“胡帽”，由羊皮制成，顶部成尖锥形，周身缀以花朵，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女子头戴绣花帽，或缀珠绣帽，或卷檐帽，帽饰金铃，应节作响。

　　身着柔软贴身、质地轻薄的红色或紫色刺绣或手绘的窄袖罗衫，纤细的腰身束着紫色花带和翠绿饰品或装饰飘带，脚穿红色软绵靴。这些跳舞人所穿所戴都是由西域地区传入，为我们了解唐文学中的西域乐舞服饰特点展开了一幅幅美妙而生动的画面;同时，对我们认识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舞也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

　　三、西域乐舞与唐诗互动的原因

　　唐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代也成为乐舞艺术的黄金时期。当时上至天子大臣，下至普通百姓，无不表现出对乐舞艺术的关爱。

　　(一)乐舞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

　　繁荣、稳定的社会条件为唐代文化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外在条件。唐代统治者汲取隋亡教训，采取合理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安定社会，实施比较开明和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与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同时，为唐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正是由于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开创了历史上两个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国家强盛、疆域广阔，使人民眼界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比较丰富，有更多时间娱乐以及娱乐方式多样化，才使得唐人能创造出唐乐舞诗中的名篇佳句，在千载之后的今天，仍然拥有独特的风姿和隽永的艺术魅力。可见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管理政策和开放的文化政策是西域乐舞出现于唐文学的前提条件。

　　(二)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浓郁的艺术氛围

　　唐代帝王大臣许多精通音律和擅长乐舞，尤其是西域乐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唐玄宗李隆基，他经常提倡并鼓励皇室贵族爱好音乐歌舞，自己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才子，天资聪颖，会作曲还会演奏音乐。

　　他善于胡琴、琵琶、玉笛，尤其擅长羯鼓，被后人称为“羯鼓祖师爷”。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于统治者个人对音乐舞蹈的偏爱，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而导致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熏陶与影响，在促使盛唐乐舞走向颠峰上，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在这种特殊的艺术氛围中，官方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乐舞机构。“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长安两所，洛阳两所。管理教坊的官吏，称为‘教坊使’。此外，宫廷里还有‘别教院’，即‘梨园’、‘宜春院’和‘小部’……”。

　　乐舞机构的职能是:一方面进行艺术创作表演活动;另一方面为宫廷培养乐舞艺术人才，如《霓裳羽衣》、《秦王破阵》都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中加工发展而成，可以看出官方出面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创作，积累了多种重要的音乐歌舞节目。此外还有一大批掌握了超凡艺术才能的西域乐工、舞伎、歌手在教坊、梨园供职。唐代载入史籍的着名西域音乐家有龟兹音乐家白明达和苏袛婆、疏勒琵琶高手裴神符等。乐舞机构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大大促进了唐代乐舞的繁荣。

　　(三)乐舞诗创作动力

　　由于受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与参政的意识，士人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定位在政治价值的实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唐代虽有科举取士制度，但从仕人数很少。很多人把到西域从军远征、立功边塞作为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途径。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博取功名的心理，又有报答知遇之恩的心理。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边疆战士们投其所好，不时将边地的歌舞献给朝廷，从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新唐书·礼乐志》中所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可见当时西域乐舞已被朝廷所接受，而且种类众多。盛唐着名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这样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全唐诗》(增订本)卷 156)葡萄、美酒和夜光杯，均来自西域，诗中描写了面对茫茫沙场和酒筵，战士对战争与娱乐、生与死的观念，流露出唐人的豪放之情。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因遭遇贬谪而郁积愤悱，发出不平之鸣，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所谓大凡“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生活的坎坷、政坛生涯的暗淡，这些苦难成为贬官文人的一笔财富，成为他们创作的绝好素材。被贬之后，他们自然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写作上，由于不需再迎合朝廷之意，不再受思维定势和艺术教条的约束，因此他们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从作品中流露出的贬谪后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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