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形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汉语言文学更是我国历史上灿烂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汉语言文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文学形式,从早期的文言文到现代的白话文,一直都是我国人民表达情感,抒发心志的文学载体,对人类的文明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下面是搜索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自考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汉语言文学自考论文第一篇：汉语词汇的兼类现象及其划分探究
摘要：汉语词类问题一直被认为是老大难问题,在研究词类划分时,兼类词问题更复杂、更难把握。本文试图解析兼类词划分的依据和原则。
关键词：词类; 兼类词; 划分; 依据; 原则;
Abstract：Chinese part of speech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difficult problem.In the study of part of speech classification,the problem of concurrent words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grasp.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basis and principles of the division of concurrent words.
词类是指词的语法分类,是词按照词语法功能不同而分别出来的,是词的聚合关系的产物。在研究词语时,需要划分词类,关于词类的划分有不同的观点,汉语学术界在20世纪曾经就汉语词类问题有过三次大讨论,但汉语词类问题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朱德熙认为相同类的词必须具有共同的语法功能,不同类的词语法功能也必须能相互区别,认为词类的划分时,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出来的类。依据语法功能分类就建立了词类系统,在具体细分词类时,就会遇到如“①这里的条件很方便。/②大大方便了大家”中两个“方便”如何进行词类划分的问题,这就是词的兼类现象。
一、词的兼类现象客观存在
依据语法功能分类的词类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具体的某个词应该归入哪个词类,要看它具有哪个词类的语法特征。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的语法特征各不相同。在名词划分时,吕叔湘提到认为在名词分类中最困难的问题动词名物化的问题,要区别哪些动词已经转变成名词(兼属两类),哪些动词只是可以“名用”,还没有转变成名词。就像朱德熙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一定是天造地设八大词类,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也不要以为一个词属于哪一个词类是绝对的,毫无活动余地的”。在划分词类时会遇到词的兼类问题。陆俭明提到词的兼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属于兼类现象。吕叔湘和朱德熙早期提出过“一词多类”的说法,并列举了“拿把锁把门锁上”中的“锁”是一个词属于两类。但是后来朱德熙在《语法讲义》提到兼类问题时,又列举了“一把锁”的“锁”和“锁门”的“锁”应该看成两个不同的词,没有兼类问题。邢福义认为兼类现象也叫同形异类现象,同时还认为“同形异类”的提法比“兼类”更科学,更灵活。黄伯荣、廖序东指出如果某个词同时具备两类或几类词的主要语法功能,那么这个现象就是词的兼类。邵敬敏认为一个词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胡裕树从归类角度看,观点和黄廖的观点基本一致。词的兼类问题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见而又棘手的语言现象,它起源于词类的划分。对于词的兼类问题,语言学前辈认识和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同一语言学家就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认识也不一样,就如“锁”字,朱德熙和吕叔湘最初认定为兼类词,后来又认为不是兼类词,可见词的兼类问题在具体划分实践中存在很多分歧和困难。
二、兼类的划分依据
词的兼类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同时兼有几类词的语法特点。但在兼类词划分实际中,却是十分复杂的,难于把握的,词的兼类的划分要严格按照以下四方面的依据进行。
1.明确概括词。
汉语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太注重概括词和个体词的区别。“概括词”和“个体词”这一对概念,在汉语学界最早是由朱德熙明确提出来的,个体词永远在一定的语言片段里占据一定的位置。概括词是个体词的抽象和综合,是具体的语言片段以外的东西。我们不管是相互对话或者阅读文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词,但概括词则不同,是在个体词的基础上经过概括所确定的词,也可以说是高度一种抽象的词。划分词类实际上是对概括词的分类。
2.语法功能。
兼类是在词分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词的划分上,基本都认同主要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甚至认为“划分此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严格说起来,词义是没有地位的”。可见兼类词的认定也是严格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当然也有必要重视分析和归纳词在进入小句之后所形成的可以显示词性的种种格式,词的兼类的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一定是词的语法功能。
3.参照词义。
尽管朱德熙说了词义对词类的划分严格说起来没有地位,但从理论上也承认了在确定词的同一性问题的时候要考虑意义,同时在讨论词的兼类问题时认为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所以在讨论词的兼类问题时,避不开词义的讨论,我们还不得不讨论词义的相关联系、词义是否借用或活用,包括词类转变问题也离不开对词义的讨论。
4.严格定义。
我们已经对词类有了明确的定义,在讨论兼类问题之前,应该对兼类词到底是什么有严格的定义。对于兼类词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研究和运用的不同需要也会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可能将兼类词理解为“指同音、同形不同义的词”,有的可能理解为“指同一个概括词,但兼有两种词类的语法特点”。要严格定义兼类词,就要从本体研究的实际需求出发定义:兼类词是指同一个概括词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特性、同音同形同义而词性不同的词。
但是根据以上的四条依据,还是不能完全界定兼类词,就比如“用锁1把门锁2好”中的“锁1”和“锁2”,到底是一个兼类词还是两个“锁”,上文提到吕叔湘和朱德熙早期认为是一个兼类词,后来朱德熙认为不是兼类词,这中间似乎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看待,还要进一步依据词的兼类划分的原则。
三、词的兼类划分的原则
1.同一性原则。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难于根据单一标准来决定词的类别,例如不能只凭一个词能否跟数量词组合决定它是不是名词。要坚持同一性原则就是坚持同音同义,在划分词类时,不是对个体词进行分类,而是对概括词进行分类。作为个体词,由于文本或者话语处理人的主观因素,往往在句法位置上时不固定的,但如果同音同义,就可以将不同位置的个体词抽象为同义概括词。坚持同一性原则,跟划分词类有很大关系。
2.系统性原则。
划分词类存在一定的相对性,在处理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按语法功能甲和功能乙来考察我们要处理的词,至少会出现三种情况:A类只符合甲功能且不符合乙功能;B类只符合乙功能且不符合甲功能;C类既符合甲功能,又符合乙功能。再有可能还会处理出现两种情况:B、C类只符合功能乙,B类只符合功能乙;A类只符合功能甲,A、C类只符合功能甲。
这五种处理方式都各有道理,有没有一个最科学的,到底怎么看地,需要将词放到整个语法系统中去考察。就如在区分区别词和副词时,从句法功能看,副词只能作状语,区别词只能作定语,但这一系列词中会有一部分词能且仅能作定语和状语,按照我们的划类系统就把这些词看做兼类,兼区别词和副词,这才符合整个语法系统,因为汉语中的定语与状语对汉语语法影响太大了。
3.兼类的严格性原则。
语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兼类词只能是少数。不然我们滥化兼类词,化分的不严格,类别或者数量太多,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以兼类词要严格控制数量,如“他是正式客户/他正式辞职”中的“正式”处理为兼类词,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两种词类的语法特点,还因为类似于“正式”一类的词只占少数。据考察“正式”这些兼类词只占区别词总数的4%。再如“方便”等词具有两种词类(形容词和动词)的语法特点,而且也是少数,只占形容词总数的6%。但是如:“他研究哲学/他加强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很好”中的“研究”虽然具有动词和名词的语法功能,也符合“同一性”原则,但“研究”这样的词要占动词总数31%,显然不适宜处理为兼类词,可将“研究”这些词归入动词,作为动词中的一个小类,朱德熙先生称这些词为“名动词”,应该这样处理,不然就不符合“兼类词只能是少数”的共识了。
关于词的兼类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四方面的“依据”和三个层面的“原则”,才能准确把握,“依据”和“原则”都不可偏废,所以综合来看兼类词的界定要坚持六个方面的因素:(1)在词形方面:必须是一个词,即字形相同;(2)在词性方面:能归属两类或两类以上的词,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特点;(3)在句法成分方面:能充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句法成分;(4)在词义方面:在不同的词性分类中意义是一致的;(5)在字音方面:读音(身母、韵母、身调)完全相同;(6)在使用方面:兼类词是少量的,使用必须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此六个因素缺一不可,也就是说一个兼类词必须同时满足这六个条件,这也是朱德熙说“这类的词只能是少数”的原因。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却有一个特例,就是“方便”兼属形容词、名词、动词,例如“上班条件很方便/他要给你提供方便/公交方便了市民”,是一词三类。
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词的用法也处于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语言学习和研究中,怎样看待兼类词,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词的兼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词的兼类问题的存在;第二就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兼类现象只是现代汉语中特殊的现象,大部分的词不是兼类词。在兼类问题的具体处理上,我们也不主张扩大词的兼类的范围。因为词的兼类的范围的一旦过宽,就容易导致词无定类,我们要保证现代汉语的规范性。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M].陆俭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7).
[2]语法讲义[M].朱德熙.商务印书馆.1982.09(2018.11重印)
[3]关于词的兼类问题[J].陆俭明.中国语文.1994(01).
[4]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吕叔湘.商务印书馆.2005(2018.12重印)
[5]语法问答[M].朱德熙.商务印书馆.1985.07(2018.05重印)
汉语言文学自考论文第二篇：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传播中游民文化的作用
摘要：自古以来,游民群体就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备受关注。游民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影响通俗小说的创作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在明后期,通俗小说得以首次正名与梳理。而明代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也把游民文化散播到民众中去。本文从通俗小说的语言、思想内涵、题材以及人物形象等角度来阐明游民文化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散播、导向乃至整合谓之重要,从而使明代通俗小说与游民文化的关系得以更丰富的呈现。
关键词：通俗小说; 游民; 明代;
一、中国通俗小说的位移和深厚的游民文化背景
在以往的有关明清小说史著作的普遍观点中,若涉及明代通俗小说读者群这一问题,莫衷一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通俗小说的产生及后续发展与游民文化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从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通俗小说为通俗文学中的一大类,经过宋、元两代的萌芽,直到明代才开花结果。明嘉靖年间,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印、修订并加以广泛传播,为通俗小说的传播和发展奠下基础。正式使用“通俗小说”这一术语是在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家冯梦龙作品《古今小说》叙言中,载道“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1对其内涵清晰化、语言压缩化,总之,通俗小说有了它专业的术语表达。明代“通俗小说经历了从明初到明代中叶一段漫长时间的沉寂,耐受洗礼,直到嘉靖时期才开始崛兴。自嘉靖到晩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发达的盛况,作家辈出,作品众多,名篇佳作不断涌现。”2游民文化的出现是有迹可循的,支撑着它的便是这漫漫历史长河中游民群体某种价值观的被理解和被认定。
游民自古就有。“游民”之词最早在《礼记》中有所记载:“无旷土,无游民”。3在我们当代人的概念中,“游民”这个概念模糊不清,可以指无固定职业者,也可以指自由职业者,所谓的“无业游民”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在古代社会中,游民这个身份则是将人与自然经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指那些因为失去土地、没有职业、不是劳动对象而挂上钩的人。游民自古就作为一个特有的阶层广受中央集权国家的关注。
具体来说,明代流民问题较为严峻。明代流民的人口统计虽然因资料的收集整理不易、不完整以及流民本身存在的流动性而不易完备,但是大体可以认定,明代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十分之一的在籍人口即为游民。4那么流民问题的影响,无疑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游民代表不了流民。二者的浅显区别在于流民会有结束流浪生活,依赖上土地的那一天,也就是安居乐业,而游民并不依赖土地而生存。本文以明代的相关定义为准。《明太祖实录》记载:“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5明太祖朱元璋将传统的“四民说”中“市农工商”改成了“市农工技”,以达到通过“四民”更有效的分工来有效保障社会的安定。洪武皇帝敕令户部的诏书佐证了这一点:致使国无游民,则需要“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农”尽力畎亩。但是,当这四民遇见社会出现天灾、人祸时,这士、农、工、商中的一部分人若是不能一下适应新状态的纪律,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是被冲击出稳定的社会结构。游民问题也大多由此产生了。由此,游民人员构成也较为复杂。
而在明中后叶,工商业走向飞速发展。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国无游民,人安物阜”6,对待游民的态度“逮捕之”不同,明中叶,游民在政策上得到了安定的可能。王学泰先生在其《明中叶以后游民的发展和组织化过程》中指出,“嘉靖、万历以来政府控制减弱,统治者承认‘土著流寓,莫非王民’,改变了把逃亡的流民视为犯罪的观念,并在政策上把流民与土著视为一体,鼓励流民就地入籍,对于在当地已经购置了土地的流民更是宽大为怀。”7也就是,转变游民群体为犯罪事实到国土上的一部分,以及促使游民安定入籍,从而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文化权限下移,平民大众也有了接触所谓“学问”的机会。通俗文学家、书商们便开始注重平民大众的文化需求,用以赚取果腹、安身、立家的钱财根基,进一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游民文化视角下的语言“通俗化”趋向
从冯梦龙小说到明代作家在小说的创作上有意识地运用到白话的文学形式。此举追本溯源导向通俗化,在文学作品中,最直接展现的就是语言的“通俗化”。明代的小说家们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所用的语言具有浅显易晓、口语白话的特征,因此呈现出民间文学的通俗趣味。说话变成了小说创作,对小说发展打下了难以磨灭的重要基石。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提倡小说的通俗化,有着超乎同时代人的卓识。在《警世通言》序中有说到:“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8他肯定通俗文学可以起到正史不能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稗官野史等之未备,扩大正史之影响。通俗文学起到了文学对社会的价值,故事情节是真的,所阐述的道理就不会假,而即使故事情节是假的,道理也是可观有理的:
其一,小说的通俗化是发挥小说的社会作用的需要,是为其反映现实、转变现实的总目的服务的。明代通俗文学家们在小说著作中枚举简单易懂的例子来佐证材料的主要结论,导向思想感情,启发读者思考,发挥社会作用,影响社会生活。人们常对它加诸:通俗,糙,有味,启发这样的形容词。其实影响人们的不单是遣词用句的深化,也是风格、态势上的创新。以《三国演义》为例:
《三国》的语言雅俗共赏于有文言也有很多白话,语言简洁的同时又不囿于死板。《三国演义》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创作基石上,描写英雄本色,记载战争状况,展现当时的社会风云,部分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在我国旧小说中是很有价值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二,小说语言的通俗化是展开情节、描绘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段。
俗赋,作为一种小说记叙的手段几乎没有出现在《三国演义》的文段中,但是小说当中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的运用值得一究。《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祢衡击鼓骂曹”,祢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言简意赅地将曹操所干的坏事一箩筐一箩筐的在大庭广众之下骂了出来。而张飞等武将的语言则颇为粗鄙,多以直率粗鄙为主,正所谓“快人快语”。
编总集。自明朝中叶,通俗文学家们掀起了编总集的高潮。他们通过在选择以往的文章时进行润色、删改等编辑,修订、修缮故事情节完整性等操作,为小说整体性服务,使文字内容更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趣,形成颇多优秀选本。这样的刊物非常流行,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原本。如“三言”“二拍”、以唐宋传奇为基础编写的《剪灯新话》《剪灯馀话》等优秀话本集。这些优秀选本呈现出民间文学的通俗趣味,为中国通俗小说打开了一扇新的通俗小说散播的窗户。
三、滋生通俗小说的题材
在明代通俗小说中,描绘美好爱情婚姻的题材占据重要地位,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是重要主题,但是除此之外,宣扬封建礼教和鬼神迷信等文化糟粕,美化统治阶级的作品也占据了相当数量。
(一)反映市民社会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白世态
《碾玉观音》中璩秀秀一家生活贫苦,穷到连女儿都养不下去,璩父对秀秀的未来婚姻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老拙家穷,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是献于官员府邸。”9这种养不起孩子只能卖走的现象不是特殊的,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写照。《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为一家人的生计外出经商,反映出商人为了生计“重利轻别离”,渗透着该群体的社会意识、群体差异、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牙婆因为她唯利是图的本性而诋毁蒋兴哥,让人看到背后长满窟窿的阴暗面。《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通过对权奸严嵩父子与清廉官员沈链的迫害与被迫害的描写,以及其子与妾机智脱逃的情节叙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残酷面貌。类似于这样的案情情节也有很多,如《错斩崔宁》中主人公崔宁遭受诬枉之灾,以及明公案小说《祥情公案》《明镜公案》中的冤假错案等等。在这些波折的情节中,除具备通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外,也反映了市民社会,揭露社会的不安感和焦灼感。
(二)反映统治者阶级对无辜百姓的虐杀。
《游民文化值得研究》中指出,游民意识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斗争性(其包括外争加内斗)、团伙性以及残忍性。[10]其中,《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个个手染鲜血,绿林之间所渲染的“江湖气概”映射出一定的游民意识,“造反有理”折射出典型的人类反社会性。在《花关索出身传》中有记载的刘关张结义后,刘备孤身一人,但关张两人都有老小。于是出现了关、张约定互杀了对方的一家老小的情节。虽然这样情节未免过于赤裸裸展示残忍血腥和阴暗面,但在这些小说中并不少见,尽管血腥暴力,却不失为反映统治阶级对无辜百姓虐杀的有利描写。
(三)反映市民的思想情感和道德观。
以商业写作谋生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们对滋生小说题材和思想内涵功不可没。从现今的商业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畅销书”,但在他们的书籍广受传播之时,他们的生活境况大都依然窘迫。科举获隽,生活富贵是他们渴望不可及的奇迹救援。因此,在通俗小说中,反映市民思想感情和道德观是一大主题。通俗小说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婚姻爱情与女性命运、功名利禄与人世沧桑、奇事冤案与怪异世界的看法,其从各个角度呈现了当时生活中的社会世态。
就游民文化而言,有许多学者对游民文化曾做过细致有价值的研究。对于多数出身社会底层的游民来说,民间文学和民间戏剧是其接受思想文化熏陶的主要源泉。而明代通俗小说作为明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创作产生、传播乃至整合都独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本文探讨游民文化对明代通俗小说创作发展、传播乃至导向、整合的关系,但诚然,文化的深厚传承与变迁并不是用简单粗浅的方法就能一探究尽的,“天涯海角有穷时,唯有探究无尽头”,需要再接再厉进行更丰富的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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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艾芜.南行记:艾芜小说精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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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萧盛.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7]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
注释
1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天许斋泰昌、天启初刊 《古今小说》卷,序。
2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03,第220页.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0,第13页.[]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0(03):70-82.
4《明太祖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10,第229页.
5马渭源:《大明风云》系列之明基奠立,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01,第199页.
6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0,第520页
7(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华夏出版社,2006,第2页.
8《碾玉观音》出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其注明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9陈铁健:《百年潮》,百年潮杂志编辑,2001(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