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语义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语言学家提出来的，从“语义学”作为一个术语在学术论文中公开发表以来，语义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而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有关语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已有的有关语义的一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语义学的影响。在 20 世纪，现代汉语中有关语义的研究更是带有西方语义学的印迹。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语义观的差异，以及西方语义学中可以为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利用、已经被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吸收、以及能够进一步吸收的方面。

　　一、中西语义观的差异

　　西方，早在柏拉图时期，就有了关于意义的探讨和论述。柏拉图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则是模仿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批评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是以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为参照的直接再现”。

　　通过二者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的观念强调和重视“理念”，可以称之为“理念观”，而亚氏的理论则重逻辑，重形式。

　　而在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观点也层出不穷。早在先秦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就有了关于“意义”的讨论: 例如《左传》中有关“诗言志”的说法，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心合于道”，墨子的“言有三表”，公孙龙子的“指物论”与“名实论”。到了魏晋时期，“寄言出意”、“得意忘言”，陆机《文赋》中有著名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讨论强调“心”和“意”，而西方传统的观念则重视“物”。

　　此外，在“意义是否可以穷尽”这一问题上，中西方的传统语义观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和看法。

　　早期西方学者认为意义是可以穷尽的，因此可以进行分析。而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意义是混沌的，很难进行切分，意义很难言说清楚。而中西方在语义观上的差异一直影响了后来中西方对于语义学的研究思路和发展过程。

　　二、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在欧美语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语义学。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义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思潮。结构语义学的主要贡献有三: 区分了共时和历时; 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乐章和演奏) ; 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该系统包括语言的前后成分的组合关系(句段关系) 和不同成分之间形成的聚合关系(联想关系) 。而从本质上看，结构语义学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点，即系统的观念。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曾把语言比作下棋的比喻: “每着棋都会对整个系统有所反响，下棋的人不可能准确地予见到这效果的界限。

　　……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

　　结构语义学有关系统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世界语义学的发展。其中，语义场理论的影响最大。这一理论对中国语义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实，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早已有之，早在《尔雅》、《方言》、《释名》中就有同类词的聚合。《尔雅》按词的义类编排词汇体例，把2000 多个词条分成19 篇。除前3 篇外，其他均按类别进行类聚。在每一篇内部，词语的类聚方式又不尽相同，既有同类词的简单类聚，又有同类词的比较辨析。虽类聚方式不同，但其实质则相同，即都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中的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从其编排方式来看，以形旁为纲进行的类聚。而同部字有时是同物类的类聚，如: 玉部: 瑾、瑜。(瑾瑜，美玉也) 。瑂、琂、璒。(石之似玉者) 。有时是对物的某一特征的描述。如: 玉部: 球、玲、玎、琐、瑝。(玉声也) 。有时是同类动作行为的类聚。如: 玉部: 玩(弄也) 。理、雕、琢。(治玉也) 。有时又有近义词的辨析。如: 璧(瑞玉圜也) ; 瑗: (大孔璧) ; 環(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環) 。这种编排方式具有明显类聚特点。

　　此外，在中国古代的经典典籍中常常散见同义词的辨析。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领域，系统的观念也暗含其中，例如对反切上字的系联。同样，古代学者对同源词的系联也体现了系统的观念。清朝著名学者章太炎有明确的词族观念，并试图以“语根”为线索，系联同源词。

　　而到了现代，西方语义学领域有关系统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加之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的积淀，这种影响就毫无阻力地进入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在中国，王宁、蒋绍愚、贾彦德、刘叔新等学者都对语义场理论有一定的贡献。其中以王宁的理论最为系统。

　　王宁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对词语类聚的分类、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词语类聚，有三种方式: 一是同类类聚。《说文·酉部》: 醒、酣、醉、、酖、酲、酗。是古人对饮酒后产生的各种生理反应的观察。二是同义类聚。《说文·言部》: 言、语、议、论、说、辩、训、讲、谒。

　　这是有关言语的同义义场。三是同源类聚。有时需要系联。《释名》: 泾、径、胫、颈、经。都有直而长的意思。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说是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整理提供了思路，也将系统的观念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事实中去。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是在语义场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可谓是“发前人所未发”。例如，牛在《说文解字》中以岁龄分的词有 4 个，以毛色分的词有 11 个。而在汉代以后的常用词里，密度减少。这种密度的测查对了解不同时代的语义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这是在查明词汇的语义系统以后，对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和比较。通过词与词之间在某些特征上的比较来进行词义深层内涵的挖掘。例如: “煎”、“熬”与“煮”的区别在于“煮”是带汁的，而“煎”、“熬”则是不带汁的。

　　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这是对词汇的历史演变观察的结果。例如在“变化”的语义场中，可以发现以下这种现象: 化(变化) ———讹(误差) ，过(超越) ———过(错误) ，作(初创) ———诈(欺骗) ，为(作为) ———伪(虚假) 。由此可见，这些词在意义的引申发展过程中，都有相似的变化规律，都由“变化”义引申出了“差错”、“欺骗”义。这种系统的观念关注词汇的历时变化，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提出通过归纳类别的方法，对古代汉语单音词的意义元素进行定量测查的构想。这可以说是语义场理论的发展，同样也是语义场理论的中国化。

　　蒋绍愚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借鉴语义场理论的原理，以词所在的语义场变化与否来判断词义的变化类型。如: 汤，在古代是指热水，与“水”处于同一个语义场; 而“汤”在现代与“饭”“菜”处于同一语义场，因此，属于词义的转移。这一研究成果有别于传统的对词义变化方式的认定，其研究思路具有科学价值。

　　贾彦德对语义场理论进行了分类，试图将现代汉语的实词甚至虚词系统进行整理。他把语义场分为 10 种类型: (1) 分类义场，如: 海军、陆军、空军。(2) 部分义场，如: 大腿、小腿、脚。(3) 顺序义场，如: 春、夏、秋、冬。(4) 关系义场。如: 教师、学生。(5) 反义义场。如: 动、静。(6) 两级义场(可有过渡带) 。如: 老、少。(7) 部分否定义场。其中又包括二元部分否定义场和三元部分否定义场，前者如: 必然、可能; 后者如: 输、赢、平。(8) 同义义场。如: 父亲、爸爸、爸、爹。(9) 枝干义场。

　　如: 拿、端、提。(10) 描绘义场。如: 湿漉漉、湿淋淋。

　　刘叔新对系统观念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同语素族场”的提出上，他把含有同一语素的双音词进行了归类。例如: “考”可以分为“考 1”(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式) ，如: 考试、考场、考官; “考 2”(检查) : 如: 考察、考勤、考核; “考 3”(推求、探究) 如: 考古、考据、考订。刘叔新的做法其实是对语素的不同义位的归纳和概括。

　　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中国语义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整体的看法，让零散的语言要素统一在一个系统之中。它也使得人们开始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影响。自结构语义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语义学深受影响。中国语义学不仅继承了系统的观念，而且还扩大了该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西方语义学中，系统的观念主要应用于对共时现象的描写，而中国语义学将其应用于历时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描写，这对于挖掘古代语言现象的规律，揭示语言演变的内因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有助于加深古代汉语的研究。

　　三、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语言学认为语义是可以穷尽、可以切分的。西方语言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意义进行切分和剖析。在结构语义学繁荣的时期，西方语言学家借鉴语音分析的原则，提出了“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 又称“成分分析法”。最初这些分析方法应用于亲属词，后来不断发展，广泛应用于普通的词义。20 世纪 60 年代的义素分析成果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现代语义学的重视。

　　由于该理论多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因而能使释义达到形式化，也能够使语义描写形式化，有利于计算机输入，可以说它使得人们对词义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是分析方法上的突破。该方法还能较清楚地说明词义的结构，分析出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在词义上的差别，有利于语言教学。我们可利用义素分析说明句中词与词的搭配在语义上应受的限制，是检验词语搭配是否可靠的有效方法。此外，该理论还有助于说明语法上不能解释的一些词语的搭配条件。可以比较简便地解释一些用列举法难以解释的词义，能以少数义素说清若干词的理性意义，也便于比较词与词之间理性意义的异同。

　　义素分析这种分析词义的方法在汉语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语义学的研究者中，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先后进行过探讨。王宁提出了类义素、表义素和核义素的概念。例如: 澌:水离散。凘: 流冰。廝: 析柴者。欺: 言实相离。这组词的核义素是离析、分散。从同源词的词义关系来分析这些词的核心意义，苏宝荣对义素分析法进行了改进，他认为现在的义素分析尚未摆脱哲学的范畴，还仅限于对概念义的分析，而忽略了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苏宝荣(2000: 23) 主张“语言学上的义素是通过语素来实现的、以语素为载体的，或者说，在语流中，义素附着于语素义”。他提出了表义素(实义素、隐义素) 这一对概念，表义素是“构成词的表层所指义的义素”。表义素又分类义素和旁义素。例如:

　　父亲 =［+ 直系亲属 + 长辈 + 男性］
　　母亲 =［+ 直系亲属 + 长辈 － 男性］

　　苏宝荣认为，直系亲属是类义素，其他的是旁义素。

　　而隐义素(虚义素) 指“构成词的深层隐含义的义素”。隐义素又分语源义素和派生义素。如:“左”本义为左手，由于人有左右两手，左不利而右利，故其隐义素有“差的，卑下的”之义。后又引申出“反对、违背”义(意见相左) 、“偏邪”义(旁门左道) 。其中“差的，卑下的”为语源义素，“反对、违背”、“偏邪”为派生义素。

　　我们可以将苏宝荣鉴定的方法概括为: 确定表义素，用相关词对比的方法; 确定隐义素，用同源词系联的方法。符淮青尝试用义素分析法来建立词的分析模式，他基于词典的释义，分析了词典的释义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表示动作的词、表示名物的词和表性状的词的意义的分析模式。

　

　　蒋绍愚将义素分析法运用在古汉语的研究中。首先是对义素种类进行了细分，例如: 川、溪、沟、海、湖、池。我们可以对其中的“池”进行义素分析，分析结果为: ［水面］［－ 流动］［面积小］，其中中心义素为: ［水面］，限定性义素: ［－ 流动］［面积小］。

　　蒋绍愚还进一步指出“构成一个义位的诸义素之间不是任意地、无规则地堆积在一起的，义素之间也有层次结构”。“一个词除了理性意义外，还有隐含意义、感情意义等，这些也可以分析为义素”。

　　蒋绍愚还用义素分析法来解释词义的引申，通过对多义词的不同义位进行义素分析，找出不同义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每个新义位都是在前一个义位的义素上加上别的义素形成的。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划分义列的一个依据。

　　此外，蒋绍愚还用义素分析法来解释词义的演变。例如: 如: 嘴(古) : 鸟的嘴。嘴(今) : 鸟、兽、人的嘴。属于词义的扩大。嘴(古) : ［会飞的］+［二足］+［有毛的］+［动物］，而“鸟、人、兽的嘴”，其义素不等于［鸟］+［兽］+［人］+［嘴］，而是［动物］+［嘴］。减少了限定性语素，这个以为由下位义转为上位义，因此属于词义的扩大。而“货”由专指“钱财”到泛指“一切财物”，“响”由指“回声”到“一切声音”，这些属于词义的扩大。

　　刘叔新用义素分析法对同义词进行了分析，例如:

　　曹炜则另辟蹊径，将义素分析法这一词义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对字形结构的分析上。他以一些声旁表意的汉字为例，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对“右文说”中的“义素分析”意识的挖掘。

　　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在不断影响着汉语的研究。虽然中国传统的语言学认为意义不可穷尽，但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们还是迈开了对意义进行分析的步伐。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只有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才能真正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

　　四、语义学研究成果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在语义学的诸多流派中，结构主义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影响最大。在研究内容上，注重“含蓄的”词汇语义关系的研究，就有了关于近义词、反义词、上下义关系词、一词多义、同位词(如: 金、银、铜、铁) 、类属词、亲属词、上下位词(如: 金属———铁) 、整体部分关系词(如: 手———手心) 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注重“概念上”的词汇语义关系的研究，就出现了关于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的研究。

　　近义词的辨析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最关注的内容之一，此外，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1979 年到 1999 年这 20 年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有关词汇研究的论文共 113 篇，其中 9 篇与近义词有关，4 篇与义素分析有关，3 篇与语义场理论有关。

　　语义学研究中的义素分析法有利于帮助学习者分析近义词之间的差别。例如: 情、精、清，都有“无杂质，天然的，纯的”意思。但是这几个语素所指的对象不尽相同。用义素分析法可以表示如下: 情: ［感情］+［真挚］。精: ［米］+［无杂质］。清: ［水］+［无杂质］。义素分析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了解这些语素内部的语义差异。

　　义素分析法还可以用于句式教学中。例如: 在“Adj． + 一点儿”这一语法框架下，能放进的形容词有“谦虚”、“高兴”、“大”、“灵活”等，而“骄傲”、“冒失”、“滑头”、“罗嗦”等词则不可以进入该框架。由此可见，能进入该句式的形容词均具有［－ 贬义］［+ 可控］的语义特征。

　　在语义场研究中，义类成为词汇归类的一种手段。有关义类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应用于汉语教学中。张和生(2007) 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名、动、形三类词按义类进行了划分。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以交际任务为纲，以交际情景、交际话题为操作平台，以扩充词汇为主要目的，帮助学生编织联想、类聚、对比的词语网络。

　　此外，语义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关注词汇共性的同时，还应该关注词汇的内部的差异。汉语中，同一语素可能负载不同的意义，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的同素异义词。如汉语中由“花”组成的词有很多，但是在不同的词中，“花”的意思不尽相同，例如“花瓣”、“花旦”、“花季”、“花账”、“花镜”这 5 个词中的“花”意义各异。“花瓣”的“花”指植物本身，“花旦”是指扮演性格活泼或放荡泼辣的年轻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是年轻漂亮。这里的“花”指的是“像花一样漂亮的”，即抽取了“花”的漂亮的特点。“花季”中的“花”则突出了“花”盛开时候的美好时期。用“花季”比喻人十五岁至十八岁青春期前后的年龄段。“花账”中的“花”强调了“花”的虚浮、不确定、不真实的特点。“花账”指虚报的账目。“花镜”的“花”则是抽取了“花”的模糊不清的特点。因此，在同一语素，尤其是多义语素内部意义纷繁复杂。在高级阶段的词汇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区分语素的不同意义，将同一语素内部的义列区分开来。

　　在教学中，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词汇背后隐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分析和运用这些称谓。汉语中的亲属词分类较为细致，英语的称谓相对简单。例如，Aunt 可以表示婶婶、伯母、舅妈、姑姑、姨母，Uncle 可以表示叔叔、伯父、舅舅、姨父、姑父。汉语的称谓是为了区分内外与表里。比如，“堂”者，如堂兄、堂弟是同姓家属，是近亲，是家里的人，而“表”者，如表兄、表弟是异姓亲属，是远亲，是外面的人; 再比如，“外”者，如外公、外婆是远亲，是母亲那边的人，是外人，而爷爷、奶奶是父亲这边的人是，是“内亲”，是家里的人。而英语的称谓系统却不做这样的区分，如 grandfather 既可以表示爷爷，也可以表示外公; cousin 既可以表示堂兄、堂弟，也可表示表兄、表弟。所以从英语的称谓上看不出远近和表里，看不出亲疏关系。

　　此外，语义学的一些研究还可以用于反义词教学、词语搭配的检验、对不同语义文化内涵的分析等众多词汇语义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关注西方语义学及现代汉语语义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消化吸收后，适时将其应用于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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