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工作寿命延长的宏观影响
在过去50年里，死亡率的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挑战，即随着出生率降低，抚养比不断增大。不断激增的老年人数量，以及先进技术的投入，都意味着未来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而这些不断增加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将由日益缩小的劳动力来承担。
那么如何适应老年人激增和年轻人萎缩的现状呢？ 应对方式之一便是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这样既能够增加劳动力数量，又能够降低退休人员所占的比例。有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可以用来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寿命： 一是取消鼓励提前退休的社会政策； 二是改变工作岗位恒定的观点，即认为老年人延长退休时间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此外，必须理解工作设置的重要性，比如弹性工作时间的设置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潜在的老年劳动力继续从事工作。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老年人的就业率都是持续下降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养老负担。从1963 ~ 2003年，美国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的时间中位数由原来的13年增加到19年。在其他的一些工业化国家，这种趋势似乎更加极端。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早期，12个国家65岁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在增加，而随着平均预期余命的增加，60 ~ 64岁劳动参与率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各国在面对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而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状况时，都在积极主张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首先，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带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产值的增加会带来税收的相应增加，从而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提供可用资金。同时，随着工作寿命的延长，个人储蓄也会增加。但是随着美国401（K） 退休福利计划的施行（ 个人储蓄的大部分资金会进入个人退休账户） ,如果个人觉得自己退休后的预期余命不多时，就会选择减少储蓄，相应地也会自行缩短工作时间。而在美国，医疗保健、养老金领域和未来对教育的投资都将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如果能延长工作时间，将会对以上问题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此外，我们还需要权衡延迟退休这个问题。从健康和退休的研究数据来看，美国只有1 /4的60 ~61岁的劳动力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制约了其工作能力。此时，可以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来增加劳动力数量，对于身体状况较差未能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可以通过寻求残疾保险获得养老保障。这样，即使提高完全退休年龄也只会减少提前退休者的福利，却不会减少因身体状况较差而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市场者的利益（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10）。
自动调节社会保障福利也是应对人口转变的一个有效方式。许多分析人士建议退休年龄应该与平均预期寿命挂钩。截至2009年，30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已经有13个国家在其公共养老体系中建立了退休金与平均预期寿命相关联的体系（OECD,2009）。瑞典和意大利，则将退休金与平均预期寿命、抚养比和工资增长率关联起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建立在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上的退休年龄将会不同程度地减少低寿命人群的利益。
3、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的影响
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许多研究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会产生相应的退化，直接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不利于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因而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生产率、抑制经济的发展（ 熊必俊，2002; 杨道兵等，2006）。较低的社会生产率，意味着较少的物质资本和较低的生活水平。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认为生产率的增长对于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生产率的微弱增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目前已有的研究中，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年龄结构变化对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影响。事实上，可以运用年龄分布的改变作用于生产率。比如，每一个任务的绩效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生产率并不只是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现实中实际生产率的衡量通常会很复杂，需要考虑到经验、工作技能、健康状况、工作转换以及其他一些潜在的因素。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预测在未来20年里，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的净影响将会非常小。
生产率的增长通常用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来衡量。在分析生产率的增长时，通常把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所投入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增长； 另一个是技术的改变亦或产品、工艺的改进。从第一个因素来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获取的能力、加大培训力度，同时还应该增加资本和物质投入。第二个关键因素便是技术进步。从长远来看，技术的进步来源于新的科学技术、工程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依赖于生产流程的改进和社会先行资本的投入。此外，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的创新、法律环境的改善都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受当地劳动力个体素质技能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是受全球技术、工艺进步与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老龄化对个人生产率的影响是微弱的。不同年龄的个体和测量方式的不同都会使个人生产率产生巨大差异。Avolio和Waldman（1994） 经过对众多测量方法与相关工作技能的评估后，最后选用一般能力倾向测验（GATB） 方法对16 ~ 74岁的25000多名员工进行生产率测试。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工作经验、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后，年龄对于生产率的影响微乎其微，65岁以前各年龄组的差异都相当小。也有研究发现生产率会随着年龄与度量标准的不同而变化。有学者通过雇主与雇员的匹配数据发现，年龄与个人生产率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表明个人劳动生产率的顶峰在40岁，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个人劳动生产率的顶峰要在更大年龄时才会出现。Kotlikoff和Wise（1989） 以大型保险公司销售人员为研究对象，发现个人劳动生产率与年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oersh-Supan,Du-ezguen和Weiss（2008） 与Boersch-Supan和Weiss（2011） 通过多年来对一家德国制造企业生产工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会出现较多的小错误，但是由于经验丰富会避免出现一些较大的失误，从而比年轻劳动力拥有更高的个人生产率。
影响生产率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便是劳动力质量和科技人员分布的交互作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影响个人生产率的年龄分布。这可以被称为“年龄结构效应”.有两种方式去估计年龄结构效应。第一种方法是考察收入的年龄分布，并假设收入与生产率成比例；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看年龄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教育提升、培训、劳动技能获取以及资本和资源投入都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认为个体劳动力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因此关注于劳动力构成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中，生产率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函数。人力资本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是不一样的。大量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年龄、工作经验以及教育程度有关。劳动者的工资是依据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来定级； 其次，直到工作寿命的晚期，工资的增长率才会出现递减趋势（Rubinstein and Weiss,2006）。为了估计年龄分布变化对于生产率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使用1999 ~ 2001年的年龄-经验曲线作为年龄-生产率的关系，并结合2010、2020、2030年的预测数据等，得出3条不同的经验曲线，表1展示了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看到每年的变化在- 0.013到0.024个百分点，年龄结构对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2010 ~ 2020年和2020 ~ 2030年之间是微乎其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