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改革年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的若干典型事实
第一节：中国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及高外汇储备的若干史实
1.1.1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史实
一个长期视角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都堪称奇迹。首先，从历史比较来看，根据Maddison(2008)的测算，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处在统一发展水平。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2.9%(详见表1.1)。但此后，中国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人均GDP在1820一1952年间甚至还下降了，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3降到1/20。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经济又重返世界经济的舞台，而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爆发美国次债危机的2007年，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鼎盛到衰微再到鼎盛的主要文明，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
经济增长高低事关一国在长期内的强弱兴衰，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对整个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共识已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共识。一方面，只有维持长期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才可能完成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才能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潜在的生产潜能就不会得到充分利用，且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这将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其中，改革开放前(1953一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一2008)，中国经济则呈现出更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8%(详见图1.1)。
经济特征是对经济对象表现形式概括性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研究的首要出发点和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最后通过研究力图提出改进这些特征的对策建议。图1.1反映的是中国1953一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大量文献从各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详细分析，其中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可持续性的探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从这些因素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经济增长，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界银行(1997)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使得改革易于被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国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关注焦点。特别是自美国次债危机以来，除中国以外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相继调动了增长速度，而中国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所以中国长期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对此，国际经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悲观的预期。江小娟(2004)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以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年均7%以上。但在4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来了前高后低的共性，大多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经济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而到了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国家进入低于4%的增长时期。但根据世界银行专家Gin和肠aras(2008)的研究，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里，东亚各国比起发展中世界的其它地区来，经济增长表现的更为迅速也更加平稳，详见表1.3。Young(2000)认为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甚至不断攀升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它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的或下降的。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还不能仅仅看为这些成功的增长案例中的一个，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国家(钱颖一，2009)o尽管在跨国回归分析当中，中国和新加坡、爱尔兰或者博茨瓦纳一样都仅仅代表一个具体的数据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李扬和殷剑峰(2005)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劳动力转移过程的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这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关键所在。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于远离稳态的均衡经济而言，短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个比率自然就会较高。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针对n个经济体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增长速度的位次较高，但波幅最小，表明中国经济自身的弹性更强更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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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和高投资的典型事实
一
、储蓄率的定义和核算
储蓄按照《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融资和储蓄”词条的解释，其是指未耗尽的收益。它既是个人的行为，也是整体经济运转的一种结果。个人储蓄的主要构成是在金融机构中的存款，此外也可以表现为实物形式。从整体经济来看，除了和其它国家的往来外，储蓄专指资本积累4。
如果按部门来划分，国民储蓄’可以分为公共部门储蓄(又称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外国储蓄。政府储蓄是指政府可支配收入与政府最终消费之差。私人部门储蓄又可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居民储蓄也称个人储蓄，是指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最终消费之差。企业储蓄也称留存收益或未分配利润，是指企业税后利润与现金股利之差。外国储蓄是指一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即一国向其他国家借入的资金。如果一国出现经常账户顺差，那么该国的外国储蓄为负。
储蓄率是指储蓄6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国民总储蓄率等于国民总储蓄率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国民净储蓄率等于国民净储蓄率与国内净产值的比率。
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计算方法、折旧处理方式和政府储蓄界定的不同，各国的储蓄率并非直接可比(张明，2009)。
在1992年之前，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并没有给出分部门的储蓄数据。但从1992年开始，《中国统计年鉴》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给出了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分部门总储蓄数据7。由于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只披露两年前的资金流量表，因此我们仅收集到1992一2006年这15年的分部门储蓄数据。从图1.3可以看出，第一，在此期间，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外国储蓄总体而言都是上升的，其中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增长的速度较快;第二，在1996一2001年，居民储蓄的增长趋势明显趋缓，这五年间居民储蓄一直在1.5万亿元的水平上波动，从2002年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劲增长;第三， 1993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因为在当年出现了经常项目的逆差，因此该年的外国储蓄为正。
其中居民储蓄率占GDP的比重相对比较稳定，长期在16%一20%左右波动:政府储蓄占GDP的比率长期在4%一6%波动，但2005年以后迅速上升，2006年达到8.5%以上;企业储蓄占GDP的比率一直在12%一16%波动，但2001年之后迅速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18%以上;外国负储蓄占GDP的比率长期维持在3%以下，但2005年之后，成迅速上升的态势，2006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1%，这表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同GDP的相对规模相比已经非常大，己经成为进行经济调整时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二
、投资率的定义和核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根据性质和用途将社会产出明确划分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并进一步将投资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投资率也叫资本形成率，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值，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同样在1992年之前，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也没有给出分部门的投资数据。
但从1992年开始，《中国统计年鉴》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冲给出了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分部门投资数据。
同理由于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只披露两年前的资金流量表，因此我们仅收集到1992一2006年这巧年的分部门投资数据。
从图1.5分部门总投资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同年召开的中国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鼓舞下，中国的企业投资获得了较快的增长，而同期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在资本形成中的份额相对稳定，反映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资本形成率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对比而言，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作为亚洲国家，资本形成率居于发达国家之首。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表现出随时间逐步下降的特征，而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则变现出随时间稳步增加的特征。
亚洲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整体上要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除中国外亚洲主要国家的资本形成率表现出在投资高位上下变动的趋势，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下降速度相对比较平缓。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值要远高于其他各国的值。到2006年，比之其他国家而言，要高出至少8.4个百分点。在国家对比中，中国在整体上投资稳定地长期居于高位，是这一时期内投资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三
、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
演进的历史回顾在1971年之前，中国名义GDP增长率和国内总储蓄增长率以及总投资率之间存在显着偏离;从1971年开始，这三个比率能够很好地拟合起来，这说明从1971年开始，中国的国内总储蓄、总投资和名义GDP存在显着的同步波动。储蓄率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比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从1952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 51.4%，增长了 1.43倍。投资率方面，同样呈现出了总体上升的趋势，从1952年的22.2%上升到2008年的43.5%，增长了0.%倍。建国以来，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此阶段的特征为储蓄率与投资率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波动性，但同时储蓄率与投资率的走势又高度的吻合，显现了该时期以计划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实现储蓄到投资转化的经济现实。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演进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亚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一1984年，这个阶段储蓄率较高，平均为34%，而投资率则在较低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3.7%。第二个阶段，是1985一1991年，这个阶段的储蓄率也较高，平均为36%，而投资率随着1985年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后，在相对较高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6.5%。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一2000年，该阶段储蓄率继续攀升达到40.1%，投资率则在1992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后一直在一个更高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8.1%。第四个阶段是从2001一至今，该阶段储蓄率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攀升，平均为45.17%，而投资率虽有上升但幅度要远远小于储蓄率上升的幅度，平均为40.56%，在该阶段，储蓄率与投资率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这不断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经济体制转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高度吻合，而且与美国受IT泡沫破灭和‘，11”事件影响，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大平稳”时期行将结束的事实高度契合，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四、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向外寻求出路，表现为进出口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且出口会大于进口，长期出现贸易顺差。国际间贸易往来和非贸易往来的结果，导致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双向流动，最终形成一国对他国的货币收支关系，并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结果上，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
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过程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一1988年，特征为平稳和较缓慢的累积过程，反映了在新的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9一1991年的中度累积过程，其与不利外部环境下的经济倒退相联系;第三个阶段是1992一1996年，特征为平稳和快速的累积过程，反映的是1992年的经济起飞和1996年经济软着陆的社会经济现实;第四个阶段是1997一1999年，此时外汇储备的积累比较缓慢，这与经济刚刚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相联系;第五个阶段是2000一至今，表现为外汇储备的迅速飘升，反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观察各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们发现在1993年以前，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双顺差”格局基本形成，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特别是2005年汇改后)后出现快速增长。2001一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累计1379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累计3926亿美元，对外汇储备累计存量的贡献率分别为77%和22%;而2005一2008年的经常项目顺差1212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621亿美元又分别占2001一2008年对外汇储备存量的贡献率分别达91%和12%。受此推动并作为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的直接经济后果之一，中国已实现了从早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收支顺差的转换，并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截止2008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比2000年底增长n.75倍。从储备资产投向看，有相当大部分投向了美国等地区的政府债券。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经常账户盈余，且盈余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攀升，2006年之后更是高达9%以上，但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正经历着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这种结果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国际产业分工的一种必然。在此格局下，欧美是资本所有者、技术领先者和产品消费者:日本等泛亚经济体大体上是中间商和资本提供者;中国则是劳动者，三个参与集团各取所需，获得各自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相互依存的均衡状态 (DooleyandGarber，2005)。然而当这种均衡状态被打破时就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失衡的典型特征是经常账户赤字与经常账户盈余的长期并存。按照徐建炜、姚洋(2009)的分析，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任何经常账户的失衡最终都必须通过贸易渠道得到自我纠正，一国经常账户的持久顺差或逆差都不会变成一个长期现象。然而国际资本市场的出现，使得顺差国的资金在国外可以获得长期的增值保值，而不用在短期内就流回本国，这不但为一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或逆差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失衡提供了温床。一个国家金融业相对于其制造业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哪些国家产生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哪些国家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由此可知，中国目前的外部不平衡一方面可能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有关，另一方面更是由当代欧美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所外生决定的。全球失衡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分工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对其进行的调整也需要各方利益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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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内外有关经济总体特征的若干程式化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