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席勒与尤金·法马、拉尔斯·汉森因在资产价格方面所做的实证分析，而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来说，法马与几位合作者证明了股票价格在短期内极难预测，新的信息总是快速影响股价。席勒随后发现，股价短期内虽很难预测，但长期走势却可以预测。而汉森则研究出一种统计方法，能够适用于检测资产定价的合理性。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可预期性是2013年获奖成就的核心。
我们认为，回顾凯恩斯对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的分析，有助于正确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所认为的可预期性。
一、短期预期与长期预期
在凯恩斯看来，无论就短期还是就长期而言，都不具有可预期性，但“不应验”的短期预期或长期预期却会影响人们现在的行为。他说：“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以前的预期很可能不应验，而现在对将来的预期可能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货币的最主要的特性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微妙的手段，除非利用货币，否则就不可能讨论变动中的预期对现行活动的影响。
因为，通常的实践总是掌握现时情况，然后引申到将来，只是或多或少有具体理由预期将来会有变化时，才对引申进行修改。
基于这一认识，凯恩斯将预期分为两种类型，即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短期预期是关于价格的预期，即一个生产者决定用现有的机器设备开始生产产品时，他期望当产品生产出来后将能得到的预期收益。长期预期是关于投资的未来收益的预期，即企业主购买资本品以增加其资本设备或投机者购买证券时，所希望获得的预期收益。
在凯恩斯看来，“在现实中，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的和连续的过程，也都是依据实现的结果而做出的。因此，预期的和实现的结果交织和重叠在一起施加影响。这是因为，虽然产量和就业量是由生产者的短期预期而不是由过去的结果所决定，但最近的结果在决定这些预期是什么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主对前景的预期会更经常地根据实现的结果而逐渐地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据由于预期到前景的变化而加以修改。”
这意味着因短期经济活动的不可预期性，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就成为短期预期的一种有效形式。而长期预期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不能在短暂的时间间隔中用实现的结果来加以检验，它们会受到信心的变化而突然的修改。因此，现行的长期预期不能被实现的结果所代替。因为这个理由，现时情况的事实就不成比例地进入长期预期的形成之中。凯恩斯强调，长期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信心或“自发的乐观情绪”，而这种乐观情绪受“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所支配。“因为人们积极从事的大部分活动取决于一时的乐观冲动，而不取决于数学上的预期值。而无论这种乐观情绪是源于道德、享乐，还是经济方面。人们作出积极活动的决策（其整个结果要经过许多天后才出现）很可能仅仅只是动物精神的结果———自发迫切的行动，而不是谨慎行事，而且不是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的结果。因此，如果动物精神被减弱和自发的乐观情绪动摇，以致我们只有依赖数学预期值，则企业就会萎缩和衰亡。”
由此，凯恩斯认为除由于投机引起经济不稳定之外，人类天性所独有的特征也会引起经济不稳定。另外，预期状态是处于经常变动之中，在先前的改变充分发挥其影响作用的很长时间以前，一个新的预期又加进来了。于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交错重叠的活动，它们的存在是由于多种过去的预期状态。因而，“在预期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微小的改变都有能力产生像经济周期性运动那样的动荡。”
总之，凯恩斯认为，个人的主动性只有当合理的计算有动物精神作补充和支持时，才能充分发挥。也就是说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人们当前的决策（无论是个人的或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影响着未来。这种决策不可能取决于精确的数学预期值，因为进行这类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源于人们天性冲动的活动，推动着社会车轮的运转。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有理性的选择，能计算的就计算，但以人们的动机而论，往往会退回到兴致、情感和机遇。”这种非理性的动物精神不仅会加深萧条和衰退的程度，而且会导致经济过度繁荣。
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提出基于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的预期理论，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机械的或者盲目操作的方法从而能给出万无一失的答案，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系统的和有秩序的思想方法。而且，“在我们对复杂的因素孤立地一一进行分析得出暂时的结论之后，我们又必须回过头来尽我们的可能顾及到这些复杂因素之间的可能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性质，应用我们思想的正式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我们就会茫然无所适从）的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会把我们引向错误。”
凯恩斯在这里讲的“任何其他的方式”主要是指的用数学方法将经济分析体系公式化和形式化。他说，“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其最大的弊端即在于，它明确地假设所包含的各个因素之间是严格地相互独立的；如果这些假定一旦不能成立，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完全丧失其说服力和权威性。”而采用凯恩斯的“正式原则”，则“在通常的论述中，我们并不是盲目地推导，而是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文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必须保留的、限制条件和以后我们必然调整的都‘保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显然，不能用虚假的数学方法，“即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保存在几页代数的‘背面’，而在这几页代数的推导中，又假设这些偏微分的导数都等于零。”基于这点，凯恩斯严厉地批评了其同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他指出：“近来的‘数理’经济学只不过是混合品，其不精确如同它们所依赖的初始的假设条件那样。其作者则在自命不凡和毫无用处的符号的迷雾中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置之于不顾了。”
凯恩斯特别强调“在像经济学这样复杂的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希望作出完全精确的一般性结论，而只想找出那些其变动对我们的问题起着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最终的任务在于，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这种经济体系中，选出那些中央当局能够慎重地加以控制或者管理的变量。”
不难看出，凯恩斯的预期理论是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因为，在凯恩斯看来，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决定着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当预期利润下降到利息率所规定的水平以下时，就会阻碍新的投资，从而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因此，“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而应“由社会控制投资量”，即实施一项“旨在取得最优国内就业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而且也是个人主动性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条件。
到此，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至少就席勒的理论而言，“可预期性”并不是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作为凯恩斯主义者，席勒深知预期不一定实现，但它却影响人们现在的行为。实际上，席勒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的预期理论（本文第二节将会论及这点）。在我们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所讲的“可预期性”，只是一种可能。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不可预期性”。因此，无论就短期还是就长期而言，两种可能性总是同时存在的。虽然席勒曾两次成功地预测到资产价格的发展趋势，但是恐怕连席勒自己也不能担保其今后的每一次预测都能够成功。实际上，尽管市场中的每个人或机构，都会对未来进行预测，但没有一个人或机构，会自信到认为其所做的长期预期从来都不会出错，否则，我国还有必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吗？！所以，席勒非常坦率地承认“预测价格变化的艰难性”。
因此，我们不必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所讲的“可预期性”，而应该关注席勒基于资产价格分析所提出的资产泡沫理论。席勒本人认为他的这一理论“与当今中国紧密相关”。在他看来，从金融化进程的角度来说，他的理论“对中国的意义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席勒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曾多次到访中国，并多次直言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他说“中国房地产现在泡沫严重，如果和美国一样泡沫破裂的话，这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打击”。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仍然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小城市的房价则在下降。温州已出现弃房现象，而广东全省65个县中有33个县的住宅待售率超过30%，其中9个县（市）的待售率超过50%。
据报道，李嘉诚已在内地抛售房产套现。由此，国内外都在议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点，有的认为在2014年3月，有的认为在2015年。中国政府吸取了日本的教训，不愿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而处于骑虎难下之势：既不能放任，又不能控死。因此，尽管直到现在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都只能是“调而不控”。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和借鉴席勒的资产泡沫理论，或许可以使我们找到一条稳妥的出路。
二、席勒的资产泡沫理论
席勒的资产泡沫理论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概念，即正态泡沫与负态泡沫。正态泡沫是指资产价格上涨，吸引更多人买入，从而进一步抬高价格，由此又引发新一轮的购入和价格上涨，随着这种循环不断重复，资产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也就越来越严重，从而形成投机性泡沫；负态泡沫是指资产价格下降，促使人们卖出，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下降，由此又引发新一轮的卖出和价格下降。依此恶性循环。席勒认为，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泡沫确实产生了，原因就是泡沫是无法被量化的。也没人能预知不论正态泡沫，还是负态泡沫到底何时破裂。
值得关注的是，席勒基于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论”，分析了资产泡沫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泡沫的症结在于这是一个和普通人的普遍行为紧密相关的问題，而不是所谓市场这种抽象主体的行为问题”。
因此，“我们现有的金融市场能够成功地为人们带来富裕的生活，这与其引导人性中的动物精神的方式有很大关系。所谓动物精神就是每个人内在的采取行动的应激性，一种被凯恩斯称为‘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经过刻意的、仔细的谋划之后才做事情。他相信，真正的商业决策都是情绪化的，不是‘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的动物精神退化，主动的乐观精神被动摇，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依赖的手段就只有通过数学方式计算得出的预计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司都是活不下去的’”。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能够远离投机活动所导致的市场波动，那些由人性的本质特征所引起的市场的不稳定性仍然存在。在我们所进行的积极的经济活动中，大部分取决于自发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是理性的计算”。
也许大部分决策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作出的，但它们往往是动物精神的结果。“这种自发的激励刺激着人们在不考虑平均的收益水平和风险的情况下去采取行动”。
这样，“价格变动和金融活动是必然要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从而“人性缺陷中最突出的特征，也就是市场总是朝着产生泡沫的方向发展”。“这个倾向性问题在历史上已经引发了无数次金融危机，其中当然也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这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与所谓的‘非理性繁荣’的含义是相同的”。非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判断。“非理性繁荣”则恰当地描述了市场超出正常运行规律时的状态。“非理性繁荣是投机性泡沫的心理基础。
輵訛輥席勒强调，他的“泡沫理论不仅适用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投机性市场”。
因为，这一理论是理解价格运动的“简单明了而又必不可少的反馈模型”。
这里不难看出，席勒论及的正态泡沫和负态泡沫，实际上把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现象都包括进去了。例如，从市场投机的角度看，通货膨胀，即物价持续的上涨，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属于一个类型，即都是正态泡沫。
三、重新定义通货膨胀
如果承认物价的持续上涨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都属于同一个类型，那么，借鉴席勒的泡沫理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和应对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现象，即从通货膨胀的视角，来研究和应对资产价格的上涨。具体来说，如果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视为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很可能带来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
实际上，房地产泡沫，即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与物价的持续上涨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直接原因都是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或货币地区分布的超经济集聚。如果这样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必须更新，否则，必将误导政府的决策。
传统的通货膨胀定义，是指商品的价格水平，即PPI或CPI持续上升。因此，一国是否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程度如何？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是否有效？只需盯住物价指数，特别是消费物价指数CPI即可。客观地说，基于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在政策层面上以CPI为依据来判断和控制通货膨胀，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有效的。但是在当今世界，当资产（主要指房地产和股票，其它有价证券、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以及资产化的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等，在一定条件下都属资产范畴）规模已大到足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因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通常称为资产泡沫或经济泡沫）已屡见不鲜。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房地产价格和股价持续上涨所引发的资产型通货膨胀、美国在20世纪末因股价持续上涨所引发的资产型通货膨胀，以及美国在2001-2006年因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所引发的资产型通货膨胀。其实，资产型的通货膨胀并不是新事物，远在1636年，所谓的“郁金香热”就是一种不典型的资产型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人们实际上是将郁金香作为一种资产，而不是作为一种商品持有或交易的。而1719年的所谓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南海泡沫，以及1929年的美国股市泡沫都属于典型的资产型通货膨胀。
将通常所说的“资产泡沫”或“经济泡沫”，明确界定为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则可以将通货膨胀分为三类：一是商品型的通货膨胀，即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而资产价格处于低水平，如我国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93年的通货膨胀；二是资产型的通货膨胀，即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而物价处于低水平，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资产型通货膨胀和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资产型的通货膨胀；三是商品和资产混合型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与资产价格都持续上涨，如中国200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物价和资产价格同时上涨，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显然，将“资产泡沫”明确界定为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无疑在学术界会引发争论，但是就决策层面来说，对政策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初期，政府很难判断是否产生了“资产泡沫”，或“经济泡沫”。以美国股市为例，道·琼斯指数在1991年为3000点，到1995年，涨至4000点，而1年后的1996年10月，则高达5000点。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公开指出美国股票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
不过，格林斯潘也坦承无法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从而难以采取具体措施。加之美联储在法律上，只有稳定物价的权力，没有稳定资产价格的权力，格林斯潘只能对股票市场采取放任的政策，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非法干预市场。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各国政府都要求美联储降低基准利率，以救助亚洲的金融危机。但格林斯潘以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为由，拒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格林斯潘实际上将美国股价持续上涨，视作通货膨胀，虽然他无权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但他选择了消极的应对办法，即不放松银根。即便如此，道·琼斯指数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即1999年3月就攀升至10000点。而一旦真正形成了资产泡沫，政府则在决策上处于两难选择：既不能任其发展，又不能刺破它。任何一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日本政府主动刺破20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美联储放任2003年的房地产泡沫，都无不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前者导致日本经济陷入20余年的停滞期，后者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
实际上，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与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都同属于货币现象，都是货币超经济发行或货币地区分布的超经济集聚的产物。既然可以将后者界定为通货膨胀，为什么就不能将前者界定为通货膨胀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界定为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各国央行就有权干预。而就国际通行的管控通货膨胀的目标制来说，就可以将资产价格的升幅，限定在一定的幅度内（至于限定的升幅应该是百分之几，则需要通过试错法来加以确定）。这样，一旦其升幅超过所限定的范围，则可以采取抑制性的政策措施。因此，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界定为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决策层面上既容易判断，又便于采取措施，可操作性较强。
总之，从市场投机的角度看，物价持续上涨与资产价格持续上涨，都属于正态泡沫；而从通货膨胀的视角看，物价持续上涨与资产价格持续上涨，都属于货币现象。我国当前要避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必须借鉴席勒的泡沫理论，突破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从而不仅用消费物价指数来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程度，而且要用资产价格指数来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程度。
这样，就可以按管控通货膨胀的原则，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涨幅设置上限，以作为调控的依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依据物价指数和资产价格指数，重新界定通货膨胀，就可以对资产价格进行预调和微调，从而尽可能避免资产泡沫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以确保在政策上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而不至于陷于两难的境地。
四、结论
就现象分析而言，席勒的资产泡沫理论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
首先，席勒在研究资产泡沫现象时看到了泡沫的症结与普通人的普遍行为紧密相关，“而不是所谓市场这种抽象主体的行为问题”。这意味着，通常所说的市场配置资源，并非是“市场这种抽象主体的行为”，而是千百万参与经济活动的“普通人的普遍行为”，即千百万普通人的投资、经营和消费决策行为，以及这种分散决策行为间的双向和多边影响起着配置资源的作用。与席勒相比，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神秘和抽象化了，以致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何物，而不得不将它与上帝联系起来。对此，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席勒看到千百万普通人的分散决策行为并非是基于“理性的计算”或理性的预期，而是基于凯恩斯所说的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必然将市场导向均衡，席勒则认为受“动物精神”驱动下的千百万普通人的分散决策行为，必然导致市场总是朝着产生泡沫的方向发展。不断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席勒的观点反复得到证实，也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反复得到证伪。不过，席勒在进一步解析“动物精神”时，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去解析“动物精神”，而是基于一般人类的本性、心理，甚至脑神经来解析“动物精神”，从而得出“动物精神”是一种“脑故障”或“思想病毒”，“投机性泡沫就是多个脑故障对整个金融体系发生集体影响时产生的结果”的荒谬结论。
实际上，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应该是指作为“经济动物”的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冲动。形象地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狂热追逐利润和高度追求个人利益不可能带来期望中的繁荣”。
遗憾的是，席勒坚信“金融理论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一条原则引导人一心只赚取金钱”，輱輦訛从而出现了“脑故障”，而不能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去解析“动物精神”。
最后，席勒泡沫理论中的正态泡沫和负态泡沫概念启迪了我们从通货膨胀的视角来研究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现象，从而突破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为政府管控当前房地产泡沫探寻新的对策。
值得指出的是，席勒是一位跨学科、跨领域的金融学家，因此，他的理论绝不限于金融领域，而是以金融为基点向其他领域延伸，从而，创立了金融与社会发展理论。前面谈及的泡沫理论，只是席勒的金融与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席勒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在资产价格分析方面的成果，而不是他的金融与社会发展理论。我们认为，能够代表席勒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即基于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和斯密的利己利他共生性，所形成的心理与神经分析框架）、所特有的理论体系，以及所取得的系统性成果的是其金融与社会发展理论。该理论对“金融”的理解与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金融教科书往往将金融定义为融通资金，而席勒则从广义上定义金融，认为，“金融系统实质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一个建立在人力基础而非电子元件基础之上的系统”，因此，尽管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仍然需要“复杂沟通”和“专业思维”的技能，从而需要依赖具备这些技能的金融界从业者的决断引导行动的方向。
另外，该理论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与流行的观点不同。席勒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现实的社会应该向着这种“美好的和谐社会”或“大同社会”发展。
在席勒看来，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于：理想社会或大同社会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代表金融体系的各类制度的发展上”。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经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
针对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席勒认为，金融要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关键在于“金融应该作为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而不应该完全成为少数金融从业者不择手段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工具，“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为此，席勒提出了金融民主化的主张及其具体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
在我们看来，席勒的金融与社会发展理论，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主张金融不应该完全成为少数金融从业者不择手段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工具，而应该成为为所有人服务的工具，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席勒的这一主张在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华尔街能够实现吗？！显然，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席勒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