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频繁遭受相对价格冲击的困扰;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类商品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幅波动或许便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经历了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不仅难以迅速摆脱景气衰退的困境，受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通货膨胀的上涨压力却日益显现、并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一时间，来自微观企业层面和政府当局的双重忧虑叠加交错，频繁见诸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一方面，在当前我国外需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的增加将进一步侵蚀到国内企业的盈利空间。与此同时，部分商品局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能否最终转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化是否会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驱动相对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冲击源是什么?货币政策冲击是否存在着显著的相对价格效应?作为政策当局，究竟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积极主动”的宏观干预和管理措施能否实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既定目标?又能否有效地控制甚至避免由于“非合意的”相对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呢?厘清上述问题，特别是探究相对价格变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福利影响及其政策涵义等问题，也就成为了当前理论界和决策层所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以及一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实践而言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尽管主流文献在“相对价格变化———通货膨胀”这一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也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科研成果;然而我们注意到，实证研究中却大多基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证据资料，缺乏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特有的“典型事实特征”及其经验关系的描述和总结。
作为身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如果我们希望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对这一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适时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进程、并能取得些许进展或突破的话;那么，对于研究视角存在某种交叉与重叠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本文内容将作如下安排。第2节将首先明确“相对价格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问题的研究起点和逻辑基础。随后，我们将由数据结构、模型设定、技术方法以及主要结论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回顾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试图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分析脉络主线，厘清基本的研究路径，并在最后一小节中总结提炼出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若干关键性问题，由此确定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的侧重点。
二、研究起点和逻辑基础
究其定义而言，相对价格是任意两种商品或某一种商品与特定的一篮子商品二者之间的价格比率。微观经济学家通常将相对价格视作经济决策的机会成本: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在内的微观个体在面临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基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最为合理的决策和选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因此，各种比价关系的灵活变化和调整、或者说相对价格的信号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价格机制远非像经济学家认定的那样充分、有效:“非合意的(undesira-ble)相对价格变化”层出不穷，由此侵蚀到整个价格体系的信号甄别和激励功能、引发经济资源的错配现象、进而导致无谓的产出波动;其中，高通胀环境下通货膨胀波动性或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价格关于其“真实均衡水平”的严重偏离，成为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乃至经济福利损失的最主要来源(Friedman，1977)。
经济学家在“相对价格变化———通货膨胀”经验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研究热情，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下事实:即现有宏观经济理论对于短期货币非中性的来源、形成机制以及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等一系列重大争议问题的回答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就实证研究策略而言，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基于回归分析技术，在单方程经济计量模型中探究描述相对价格分布特征的离散度统计量与总体通货膨胀及其各种属性特征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无论采用何种模型设定形式，究其本质而言，经济学家通常将出现在方程右手边的通货膨胀视作外生给定。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将回归分析中的统计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成为“自右向左”、“自‘通货膨胀’向‘相对价格’”的“逻辑因果”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BallandMan-kiw(1995)基于菜单成本模型，详细地考察了相对价格变化的分布特征对于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
Balland Mankiw(1995)的研究工作不仅逆转了“相对价格———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换言之，此时相对价格冲击外生给定、而通货膨胀则由模型内生决定;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在为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提供了某种合理的理论解释之外，还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相对价格变化的分布特征这一更为宽泛的考察视野。
鉴于“‘相对价格———通货膨胀’之间的双向逻辑因果关系”;而不同来源、不同属性的冲击对于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又存在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可能具有完全相悖的政策涵义;因此，识别出驱动相对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冲击来源、并定量化地考量其影响程度，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乃至货币当局的政策实践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简而言之，如果货币冲击导致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商品的价格按照大致相当的速度上涨、并且这种价格上涨完全为公众所预期到;那么此时，通货膨胀的相对价格扭曲效应就较弱，全面的通货膨胀对于产出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将趋于中性。
反之，如果物价上涨更大程度地体现了由部门异质性冲击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那么，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化与调整或许恰恰意味着价格体系及其信号甄别和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转、进而合理地反映了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采用结构－VAＲ(SVAＲ，struc-turalvectorautoregressions)分析技术识别出某些特定的冲击，考察不同来源、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冲击对于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这也成为了该研究领域内的一种主流趋势。
三、“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
若干实证议题这一节我们将基于上文所述的脉络主线和分析路径，由问题主旨、数据结构、技术方法以及主要结论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回顾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实证研究进展;目的在于总结并提炼出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若干关键性议题，由此确定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的侧重点。
1．“变异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相对价格变化———通货膨胀”之间内在关系问题的研究兴趣最早可以追溯至Mills(1927)、Graham(1930)甚至Cantillon(1755)的描述性论述。早期的研究大多基于这样一个经验观察:通常而言，当通货膨胀相对较高时，相对价格变化的变异程度(ＲPV，variabilityofrelativepricechanges)也相应地较大(Mills，1927;Graham，1930)。在谈到“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时，学者们大多首先会想到ViningandElwer-towski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文献及其所做的研究工作。尽管两位作者并未明确地使用到“相对价格变异性”概念，但就探讨“相对价格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论文主旨而言，实质上已经切中了问题的本源。基于单个产品(或8位数分类)层面的细分数据资料，ViningandElwer-towski(1976)详细地考察了1948年至1974年期间，美国批发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行为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价格变化离散度(relativepricechangedispersion)与总体物价变化的不稳定性(generalpricechangeinstability)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联。然而略显遗憾的是，作为一篇实证研究文献，作者在此处的工作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统计描述，缺乏更为严密和深入的探讨。
为此，众多经济学家尝试着在一个正规的经济计量模型中探究相对价格变异性与总体通货膨胀之间的统计关系并度量其定量影响程度。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属性特征对于相对价格变异性的潜在不同影响，学者们往往还进一步区分:(i)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ii)未预期到的价格上涨、下跌及其绝对涨跌幅度;以及(iii)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等其他诸多因素。例如，1929－1975年期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隐含价格指数年度数据资料显示: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出统计显著的正向关联;在控制了实际收入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上述结论同样成立;相较于通胀水平本身，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于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差具有更为主导性的决定作用(Parks，1978)。随后，ChangandCheng(2000)利用更为高频和细分项目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数据、并进一步地证实了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胀水平及其波动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类似的结论同样可以见诸Aarstol(1999)的实证研究工作。
必须承认，Parks(1978)关于通货膨胀动态行为特征的刻画方式———假定通货膨胀服从带漂移项的随机游走过程———并非十分令人满意:由于漂移项估计值十分敏感地依赖于样本首尾观测的数值大小，进而影响到对于预期及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度量乃至整个“变异性———通货膨胀”回归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例如BombergerandMakinen(1993)认为，Parks(1978)的经验结论十分敏感地受到某些异常观测值的影响:一旦将1974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冲击剔除出样本观测、或者将考察期延伸至最近的1989年但同时剔除掉1974年和1980年这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的影响之后，其实证结果即不复存在———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高通胀必定意味着相对价格变化的离散程度更大。
换言之，在作者看来，二战后为数不多的几次石油危机导致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差达到顶峰;正是由于供给冲击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才使得相对价格与通胀之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统计关联;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上述二者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此，GlezakosandNugent(1986)却有不同的认识:通过适当建模并克服了预期通货膨胀测度上的缺陷之后，实证回归模型的表现———特别是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与相对价格变异性之间的正相关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以极大程度的改善。Jaramillo(1999)则进一步认为:如果考虑到相对价格关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存在非对称反应这一可能性的话;那么，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之间仍然表现为统计上高度显著的正向关系。此时，即便将石油危机冲击予以剔除、将样本观测延伸至1996年、甚至采用更为细分层面的价格数据时，上述结论同样成立。
除了来自时间序列的证据资料之外，Parsley(1996)基于1975－1992年期间美国细分价格数据，详细地考察了相对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经验关系。由于其所用数据的特殊性质———涵盖美国48个城市、至多32种不同商品的平均销售价格;因此，离散度可以由空间地理和商品两个维度、由相对价格和相对通货膨胀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分别加以刻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产品还是地区层面，高通货膨胀通常意味着相对价格和相对通货膨胀在产品和地区之间的离散程度也往往较大;上述结论并不取决于离散度究竟如何定义以及某个异常观测值、总量冲击乃至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随着“总量———异质性”冲击相对波动程度的不断增加，离散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将逐渐趋于弱化。更为重要的是，离散度与通货膨胀均呈现出“均值返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即便同期相关性表明上述二者在短期内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的话，其持续时间也将十分短暂。
而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相关文献中，DebelleandLamont(1997)同样利用了美国城市层面的CPI价格数据后发现:通常而言，那些通货膨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往往兼具较大的价格离散程度———大于离散度的全国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离散度”二者之间具有高度持久性的正向依赖关系无法完全由宏观货币因素加以解释;这与Parsley(1996)的实证结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
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相对价格变异性———通货膨胀’正相关性”这一事实特征在欧洲国家却并未得到十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例如Hesselman(1983)就认为:1949－1979年期间英国年度消费支出数据资料显示，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乃至其他真实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系统性的关联。SilverandIoannidis(2001)的实证研究工作则进一步表明:在控制了经济结构、宏观环境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之后，“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在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但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与变异性始终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依赖关系。在另一篇相关文献中，FieldingandMizen(2000)利用1986－1993年期间欧洲10国15类产品的月度价格数据资料，由空间地理和产品两个维度为我们揭示出“相对价格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在欧洲各国的独特表现。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基于国别间抑或产品间的变异性度量，相对价格变异性均呈现出lo-gistic平滑转移的动态行为特征。一旦将该确定性的平滑转移部分予以剔除，外生冲击对于变异性自身仅存在十分短暂的影响;此时，变异性中所剩下的随机性成份与通货膨胀之间也并不总是保持着系统性的正向关联。
2．“市场间”还是“市场内”变异性?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Parks(1978)及其后续研究大多采用加总后的产品/行业分类价格指数资料;然而，数据使用上的限制却对“变异性———通货膨胀”经验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加总效应往往会掩盖、混淆实际当中相对价格的变异程度(Danziger，1987);更为重要的是，采用加总数据无法揭示相对价格在其他维度上的属性特征及其离散程度。例如Domberger(1987)就意识到，传统上相对价格变异性通常指的是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分布状况(intermarket);而市场内变异性(intramar-ketvariability)问题———即产品价格及其变动关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离散程度，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特别是在验证Lucas———Barro的不完全信息模型时，采用市场内变异性概念或许才更为恰当。为此，Domberger(1987)在考察了1974年至1984年期间英国80种商品(对应于四位数行业分类)的季度价格数据后发现:通货膨胀对于市场间价格变异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内变异性则与所属市场价格变化的平均水平保持着密切且正向的联系，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不断增加，这种正向的依赖关系也将逐渐削弱。
尽管研究视角侧重不同，但Domberger(1987)的观点在随后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例如，Hoomissen(1988)利用1971年至1984年期间以色列13种消费商品的月度零售价格数据资料，着重考察了实际中观察到的产品价格差异是否反映了诸如质量、服务条款或销售地点等这些外在的差别，以及信息不完美理论又能否解释上述价格差异现象。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离散度与该产品所属市场的价格变化之间保持着系统性的正向关联。Tommasi(1992)则基于1990年阿根廷15种产品的周度零售价格，在单个商家层面由重复购买的视角考察了通货膨胀对于价格信号机制的影响。作者发现:通货膨胀与产品间和产品内价格变异性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高通胀时期，当前价格对于判断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测能力将急剧下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Silver(1988)在获得了1968－1984年期间英国57种食品商品于每年1月中旬在各个商家的零售价格资料后发现:对于近一半的商品而言，产品内价格变异性与未预期到的价格变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特别明显的联系;至于其余的大多数商品———如果确实存在影响的话，二者之间却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坚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Ｒeinsdorf(1994)的实证研究工作。基于1980－1982年间Volcker“反通胀”时期美国9个城市、共计65种商品的CPI价格数据，Ｒeinsdorf(1994)强调: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与价格离散度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预期通胀则与后者呈现正向关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作者采用的是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商家的销售价格而非加总后的平均价格或价格指数数据，因此也就有可能由最为微观层面的证据资料对不同的理论模型加以实证检验;而作者的经验结论与不完全信息下搜寻模型的理论推断完全吻合。
3．非线性重要吗?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相对价格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可能存在结构间断或非线性特征。例如Caraballoetal(2006)在考察阿根廷、西班牙两国的证据资料时就发现，“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依赖于总体经济所处的通胀环境:通货膨胀的结构间断变化或者说不同的通胀域制水平将导致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显著的差别。BeckerandNautz(2009)则进一步认为:当我们将视线转向通胀预期处于低位稳定运行的最近这一段时期，预期通货膨胀对于相对价格变异性的影响将逐渐趋于消失;而内生间断点检验表明，该结构变化大致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左右。上述结果在CaglayanandFiliztekin(2003)的面板回归模型中得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支持。作者在考察了1948年至1997年期间土耳其19个省份涵盖22种食品价格的数据资料后断言:无论是“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还是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于价格变异性的影响，均具有非线性特征。随后，NautzandScharff(2006)、BickandNautz(2008)分别采用面板Threshold－模型进一步证实了通货膨胀的“域制效应”在欧洲货币联盟国家以及美国城市层面同样成立: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当实际的通胀水平高于某一临界值时，相对价格变异性才会随着前者的上涨而不断增加;反之在低通胀域制内，二者却呈反向变化。稍显特别的是，无论经济处于高通胀还是低通胀环境，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预期通货膨胀在欧洲各国始终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的结构间断变化及其域制效应反映了变异性关于价格变化的方向可能存在着非对称反应。也就是说，和价格上涨相比，在通货紧缩期间相对价格的离散程度往往更大。例如ChoiandKim(2010)认为，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混淆或忽略了“变异性———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U－型变化关系。为此，Choi(2010)采用了局部线性的半参数模型设定形式并进一步地强调，在某个非零的通胀域值附近，相对价格变异性呈现U－型变化:当通货膨胀高于该域值时，“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表现为正相关性;反之则意味着二者呈反向变化之势。换言之，价格变异性并非受到通货膨胀自身的影响，而是取决于偏离域值的方向及其程度大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验关系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将不断地变化、调整:截至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高通胀时期，二者之间仍呈现为正相关关系;随后则转入U－型变化阶段。即便采用核心通胀的度量、即剔除掉具有高度波动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述结论同样成立。
自上世纪末，货币政策实践中的一项重大变革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明确地宣布，或虽未明确宣布、但实际上已经在实行着某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那么，之前所说的“变异性———通货膨胀”U－型关系与通货膨胀的动态行为特征以及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变化之间又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呢?为此，Choietal(2010)在考察、比较了12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和8个“非通胀目标制”国家的证据资料后发现:平均通胀水平的降低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相对价格变异性的下降;重要的是，在实行通胀目标制之前通货膨胀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而非单纯地实行目标制本身。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初始通胀水平较高的国家，实行通胀目标制确实会影响到“变异性———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由原先单调的正向递增依赖关系转而呈现出低通胀国家所特有的U－型变化特征。理论上，U－型曲线的最低点可以视作公众的通胀预期，与货币当局实际公布的目标通胀率也十分地接近。
4．什么驱动了总体通货膨胀和相对价格的变化?
诚如上文所述，由于“相对价格———通货膨胀”存在着双向的逻辑因果关系;因此，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大多采用结构－VAＲ分析技术识别出某些特定的冲击，进而关注驱动相对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冲击来源，并定量化地考量不同来源、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冲击对于二者的影响。例如Fis-cher(1981)就认为:1956年之后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在美国所呈现出的正向互动关系主要是受食品、能源价格冲击的共同驱动;因此也就并不意味着这种经验性质的统计关联将会一直稳定地保持下去。即便剔除供给冲击的影响，包括未预期到的货币或利率变化在内的货币冲击仍然与相对价格变异性的不断增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进入21世纪，BalkeandWynne(2003)利用1959－2001年期间美国月度PPI的细分价格数据资料(8位数分类水平、共计616种商品)，详细考察了货币冲击对于相对价格及其分布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对价格效应，即相对价格分布的均值和离散度均显著地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短期内，价格显著上升———下降的比例大致相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比率则将有所下降。换言之，即便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对于通货膨胀的前瞻效应，“价格难题”———即货币紧缩政策却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在微观行业层面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Lastrapes(2006)的研究工作中，外生冲击的属性、类别以及实证研究的关注重点也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作者更侧重于考察、比较细分价格指数和总体价格水平关于总量技术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两类冲击均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离散度———通货膨胀’正相关关系”这一经验现象。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各分类价格指数的“脉冲———响应”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也就是说，货币供给冲击对于相对价格离散度存在着永久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便货币供给冲击对于总量变量仅具有暂时性的效果，却仍有可能通过相对价格渠道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资源的配置状况起着“非中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因子模型的逐渐兴起和广泛应用，宏观经济学家也就越来越有可能利用更为详尽的数据资料，考察若干宏观总量因子及部门特定的异质性冲击对于各分类价格指数和总体通货膨胀的影响。例如Boivinetal(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部门特定的异质性冲击在解释部门分类价格的大幅且持久性波动时占据主导性地位;然而，其存续时间十分短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宏观总量冲击虽说作用有限，但具有更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分类价格的持久性波动主要受到具有高度持久性特征的共同因子或总量冲击的驱动，而非部门特定的异质性冲击。随着异质冲击波动性及持久性的不断增加，部门价格关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力度也更为敏感。上述结果在Mumtazetal(2009)的研究工作中得以进一步证实:英国近30年的证据资料显示，细分价格指数中所蕴含的持久性特征同样来自于宏观总量冲击、而非部门特定冲击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部门分类价格关于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差别;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确实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另一篇相关文献中，ＲeisandWat-son(2007)采用动态因子模型将美国消费商品的季度价格变化分解为3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成分:
异质性的相对价格变化因子、总量相对价格变化因子以及体现了所有商品价格等比例变化的“纯粹”通货膨胀因子。作者发现:总量冲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部门通货膨胀的波动，对于总体通货膨胀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总量冲击的构成而言，尽管相对价格因子冲击占据主导地位;但纯粹通胀冲击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四、未来探索和研究。
展望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绝大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均对降低通货膨胀的一系列经济举措推崇备至、并将稳定通货膨胀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现象的普遍担忧，大多来自一些“直觉化的”认识:高通胀通常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波动性、不确定性或者说不可预测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价格变异程度的不断加大，由此削弱了相对价格体系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时的信号甄别和激励功能，阻碍了整个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其完全陷于崩溃之境。
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罗列由高通胀带来的诸多连锁反应和一些直观的经济后果;同时还必须认真地思考:总需求冲击究竟经由何种途径或传导渠道作用并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导致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根源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度量旨在降低通货膨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经济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呢?回答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相对价格变化———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直觉常识和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对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离散程度的影响是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其作用于实质经济的重要传导渠道。那么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我们自然要问: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特别是相对价格的离散程度是否会随着通胀水平的逐渐上涨、通胀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加而不断地扩大?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现象侵蚀到了价格的信号传递和甄别功能呢?
尽管学者们大多认同，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的各种属性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相对“负面”的结论在我们之前评述的众多文献中同样时有反映。也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层面乃至不同商品维度的证据资料并不总是能够支持“变异性———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性。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利用美国数据资料得到的这一经验关系并不稳定、并把这种统计“依赖性”归咎于数据结构、变量度量、实证模型设定以及技术方法上的差别所致。又或者，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某些特殊性质使得在该国呈现出的“典型事实”在其他国家却无法加以“复制”。如果经济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简单现象背后蕴涵的一般规律的话，那么对于“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的进一步国别检验，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转轨经济背景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重要意义可谓不言而喻。此时，我们需要对“变异性———通货膨胀”经验关系在中国的独特表现予以详尽、细致的描述和总结;甚至可能会更关心究竟哪些原因导致了该“事实特征”在中国与欧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反之，如果实际数据显示在中国通货膨胀确实会显著地作用于相对价格变化的变异程度，那么这种影响的持久性、“域制依赖性”以及驱动“相对价格变化———通货膨胀”的冲击来源等问题，对于我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实践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决策层往往更关注总体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而一旦“‘变异性———通货膨胀’正相关性”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经济现象，又或者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来自于暂时性的部门异质性冲击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便相对价格变异性可能会在短期内由于通货膨胀的起伏涨跌而呈现大幅波动，但市场机制、价格体系内在、自发的调整功能将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相对价格“非合意的过度变异”，使得经济体系重新恢复均衡状态。否则的话，暂时性的通货膨胀政策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地侵蚀到相对价格体系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变异性———通货膨胀”关系依赖于总体经济所处的通胀环境，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适度合理的通货膨胀究竟应保持在何种区间范围内?在我们看来，相对价格的变化反映了总体经济的结构特征、外生随机冲击以及其他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的现实选择并不一定意味着价格水平绝对地、无条件地保持一成不变，同样也绝不意味着相对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和调整。
更为恰当的理解或许应当是:在最低限度，通货膨胀不应影响到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过程;或者说通胀域制环境对于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应尽可能地达到最小。对此，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恰当的理论或实证模型才能给予比较明确的回答。
长期以来，受数据可得性上的限制，企业定价行为的基本特征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考察细分价格指数在行业或地域层面的高阶矩乃至分布特征或许能够成为可供选择的潜在突破口:产品价格在各地区之间的变异程度可以视作企业定价趋同行为的间接体现。通常我们认为，如果不存在产品流动上的人为限制，统一的共同市场会促使相同产品的不同生产厂商制定一个相同的价格;也就是说，即便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同一产品就应该索取相同的销售价格。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企业却可能采取“针对市场”的定价策略;而产品的地区价格差异及其持久性特征又会受到诸如生产成本、行业属性、产业结构以及总体经济环境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相对价格的“行业———地区”分布状况同时还可能意味着总量货币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影响，即体现了统一货币调控政策下的“行业———地区差别效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业部门众多、地区发展差异悬殊的国家而言，我们可以预想到，宏观货币调控政策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可能呈现出完全相悖的实际效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准确且全面地评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恰当性呢?或许由“行业———地区”层面考察相对价格的变异程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