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机制

　　一、 问题的提出
　　
　　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劳动者报酬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劳动者及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报酬份额基本呈现出一个“U 型”趋势。 在经济起飞阶段存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现象，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历了30 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 已成功跨越了经济起飞阶段，然而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占比还未进入上升通道。 依据收入法计算，1990 年到 2007 年，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从 1990 年的 53.4%下降至 39.74%,①随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在 2009 年回升至 46.62%,但 2010 年又下降至 45.01%,2012 年则进一步下降为 44.93%,远低于54%-65%的世界普遍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水平。

　　问题 1: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我国劳动力数量众多带来的就业问题，我国选择按照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区间段，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劳动者能够分享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 并且，由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效率的方式，其迅速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也使得我国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向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转向相对短缺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力应该逐渐变得相对昂贵，资产逐渐变得相对便宜，或者说劳动者工资应该上涨较快，而资本回报则应该下降。 因此，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应该会逐步提升，收入分配也应该逐步改善。然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却不断下降，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

　　问题 2: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了变化，廉价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人口抚养比也逐步上升， 供求关系的变化应该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从微观层面来看也确实如此。各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带动了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涨，甚至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一些省市，还出现了由于工资上涨带来的“民工荒”. 学者们的调查也显示出相同的结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孟昕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的详尽调查显示，2008 至 2012 年期间， 工薪阶层每年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增幅分别为 12%和 14%.2010 至 2011 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甚至更高达 23%.然而，微观层面工资水平的上升并没有导致宏观层面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上升。

　　如何解释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背离？ 对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的现象， 国内外学者给出了各种解释。 国内学者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全球化水平、产业结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造成我国劳动者报酬偏低。本文认为，我国劳动者报酬偏低不仅与上述因素有关，更与教育水平相关。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市场，教育对不同层次市场劳动者报酬的影响机制不同，从而决定了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

　　二、 相关理论综述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突破了传统理论，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指出，人力资本是蕴含在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手段。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则在教育。教育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报酬也会相应提高。教育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也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增加上，教育使得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化。 在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之后，诸多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筛选假说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和社会化理论。 这些理论又被统称为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本文认为，基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属性，利用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更能阐释教育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一）筛选假说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提出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理论也叫做文凭理论，是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是信息劣势方，求职者则为信息优势方。

　　雇主总是希望从众多的求职者中雇佣到有能力的人才，但雇主并不了解求职者的能力， 只能通过教育程度、 个人经历、婚姻状况等“信号”了解求职者的能力和个人属性。雇员受教育程度是向厂商显示其个人能力的最为重要的信号。

　　一般来说，能力较低的劳动者只能接受更低水平的教育，能力较高的劳动者才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也应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更高水平的薪酬。因此，雇主可以凭借教育文凭信号了解到求职者的能力，从而给予恰当的工资水平。

　　尽管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认为求职者教育水平与工资高低呈正比关系，但两者也存在着分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资水平也应该相应提高。 筛选理论则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信号只是反映了劳动者的能力高低，但没有提高劳动者的认知技能，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

　　（二）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不同层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在哪个劳动力市场工作。一般来说，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不仅能获取高报酬，还具有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晋升有机会等特点；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不仅薪酬待遇差，还具有就业不稳定、条件低劣、晋升机会少的特点。教育是将劳动者分配到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

　　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被认为能力较强、培训潜力较大，因此应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则被认为能力较低、培训潜力也较低，只能占据次要劳动力市场。 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劳动者很少相互流动，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的低端劳动者很难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同时，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工资的关系在不同层次市场中也不相同，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工资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越高；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是负相关关系，即教育程度水平的越高，并没有带来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相应上升。

　　（三）社会化理论
　　鲍尔斯和金迪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化理论认为，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由于受到不同教育培养出的个性特征也不同，不同个性特征的劳动者适应的职业岗位也不同。 劳动者工作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人自身的个性特征，教育则是培养劳动者这些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现代社会教育体系对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进行了不平等教育，培养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劳动者不同的个性特征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不同需要，从而保证了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一般来说，富裕阶层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进入一流学校接受教育，养成了自尊自强和富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个性特征，在毕业后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贫困家庭子女往往在条件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养成了遵守纪律、盲目服从的个性，毕业后只能进入低等职业工作岗位。 因此，教育改革和教育扩展不仅不能改变经济的不平等结构，还可能会再生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三、 教育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机制
　　
　　（一）理论模型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同样，工资水平的高低也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劳动分配比例则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位置和形状。 劳动的需求曲线由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表示，一般向右下方倾斜，其形状与位置与劳动者人均资本存量和边际生产力相关。 劳动力供给曲线一般向右上方倾斜，其形状与位置主要取决于就业压力和工会的讨价还价能力。 如图 1 所示：Sa和 Da分别表示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W0和 L0分别表示初始的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量。克拉克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表明，要素收入报酬是按照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 因此，厂商收人为 OR0E0L0围成的面积（即劳动需求曲线以下的面积），其中，工资部分为OW0E0L0围成的面积，利润部分为近似三角形 W0R0E0的面积，劳动收入占比则为 OW0E0L0面积/OR0E0I0面积。当劳动需求曲线平移时，劳动收入占比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劳动需求曲线斜率变化了，或者劳动供给曲线发生了平移或旋转，劳资分配比例则会发生改变，劳动收入占比也将发生变化。【图1】

　　（二）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效应
　　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程度，技巧和熟练程度的提高则为劳动者个人带来了更高的工资与收益。因此，教育的工资效应对劳动收入占比存在正向效应。然而，在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带来的工资效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一样。

　　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 在次要（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众多，且仍在不断向城市转移，因而存在无限供给的特征。而高端劳动力市场上，中高端劳动者数量较少，因而存在短缺现象。 根据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我们知道， 教育不仅具有筛选作用，还培养了劳动者不同的个性特征，是决定劳动者在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工作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相对于城市教育而言，农村学校差、设备差、师资差，使得农村学生接受不到更好的教育，毕业以后成为素质较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低端劳动者。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高学历文凭，不能有效地向雇主表明自己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因此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无限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低下，企业对其需求仅仅略有增加甚至保持不变，供求关系决定了低端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较慢。因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工资效应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所起的作用甚微。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很低。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2012 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 2290 元， 仅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0%左右。 和企业雇主相比，差距更为悬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孟昕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的详尽调查也显示， 按每小时工资计算，2009 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 45%. 这种状况在过去 15 年没有得到改善。

　　在 1995 年时，上海农民工每小时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50%. 到了 2009 年，上海农民工的每小时工资仅为城市户口工人的 40%.①在主要（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企业对其需求量也较大， 而中高端劳动者供给量较小， 因此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同时，拥有较高学历的中高端劳动者积累了较高的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从而有着更强的适应性和可迁移性， 其流动性更强 （更容易进入更高一级的劳动力市场），加剧了供给的短缺，从而使得中高端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增加较快。 如图 2 所示：劳动供给曲线从 Sa旋转到 Sb,劳动收入占比从 OW0E0L0面积/ORE0L0面积上升为 OW1E1L1面积/ORE1L1面积。 因此，教育的工资效应对提高中高端市场劳动收人占比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图2】

　　
　　（三）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生产率效应
　　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知识与技能又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然而，尽管教育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技巧和判断能力，给劳动者带来了较高的个人收益，教育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却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负向效应。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使得我国低端市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甚至停滞，无法向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导致社会阶层凝固化。同时，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出现了机器对低端劳动者的替代，部分抵消了由于人均资本提高而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企业对低端劳动者的需求保持不变或仅仅略有增加。 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低端劳动者供给曲线不断平行向右移动。如图 3 所示，低端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平行右移，需求曲线维持不变，劳动收入占比 从 OW0E0L0面 积/ORE0L0面 积 下 降 为 OW1E1L1面 积/ORE1L1面积。【图3】

　　
　　对于中高端劳动者来说，教育提升了中高端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机器不能替代中高端劳动者，反而增加了对中高端劳动者的需求，或者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对中高端劳动力需求曲线变得更加陡直，如图 4 所示，劳动力需求曲线从 D0旋转到 D1（斜率发生变化），同时，企业对中高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中高端劳动力需求曲线还发生了外移 （但需求曲线平行外移不会改变劳动收入占比）。劳动 收 入 占 比 则从 OW0EL0面 积/OR0EL0面 积 下 降 为OW0EL0面积/OR1EL0面积。【图4】

　　
　　（四） 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效应
　　综上所述，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收入占比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机制。 工资效应对劳动者报酬占比起到了正向效应，而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劳动收入占比却具有负向影响，总体效应则取决于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比重和供求状况。 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少，流动性强，很容易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且获得的工资高、福利多，升迁机会也很多，其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工资效应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带来的正向影响，大于劳动生产率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从而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正向影响。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我国低端劳动者数量众多，占整体劳动者数量的比重较高，供大于求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缓慢。

　　因此，教育带来的工资效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表现不明显，从而使得整体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缓慢。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接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获得的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负面影响较大。

　　从长期看， 低端劳动者应该不断向熟练劳动力转化，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应该不断上升。然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反而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造成的。 首先，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我国农民工无法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只能在较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工作，劳动者报酬偏低。我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住宿餐饮、建筑、物业保安、零售、美容美发等行业，属于在城市就业的低收入群体。 其次，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劳动者地位不对称，雇主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无法与雇主讨价还价。 特别是由于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对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不能通过法律手段等进行维护，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偏低。 第三，我国劳动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即使部分农民工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由于体制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户籍制度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之间的自由流动。 这部分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也无法向更高层次流动，不仅加剧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也使得社会阶层凝固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社部等部门的资料，2012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52.6%,较1980 年的 18%增长了近 2 倍，但我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有 38%左右。 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有大约 2.63 亿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四、 提高教育水平，提升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端市场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拉低了总体劳动者报酬占比。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薪酬的上涨应该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 因为劳动力价格最终还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近年来，由于土地和房产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城镇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农民工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不断下降，从而不断倒逼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并非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引起，并不具有持续性。一旦工资水平的上涨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会导致微观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 只有提高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提高资源的有效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才具有持续性。因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教育资源应该大力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居民的教育程度。

　　其次，建立面向农民工的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制度。 农民工报酬偏低是导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 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促使其向中高端劳动者转变，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获得较高工资，从而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

　　第三， 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特别是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

　　第四，加速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只有打破户籍制度藩篱，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促使较高素质劳动力进行自由流动，从而不断缩小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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