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作为经济调节的主体，运用一定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符合宏观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状态，以引导一定的经济运行方向的行为和过程（刘诗白，2011）。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思想是由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而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下》中“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这段话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最初的兴起及发展轨迹。

　　管仲的轻重调控思想

　　管仲，又被称为管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着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相齐三十年，励精图治，政绩卓着，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管仲也以其杰出的治国才能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孔子曾称赞管仲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的宏观调控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是中国古代论述经济问题最为系统全面的一部经典着作，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赵晓雷，2013）。虽然学界对《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所着存在争议，但并不能否定《管子》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管仲，所以，将《管子》视为是管仲的思想之作也未尝不可。

　　管仲的宏观调控思想是建立在他的轻重理论基础上的。“轻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术语，主要是用来讨论货币与物价问题的。《管子》中有多处论述轻重变化规律的内容，其中，“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说明了货币和商品之间具有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的轻重关系，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管子·国蓄》）说明了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存在着一种商品供给量增加则价格上升、供给量减少则价格下跌的反向关系，这种认识与现代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对商品数量与价格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说明了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商品粮食与其它商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着反向运动的关系，这也反映出农业社会中粮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基于对上述轻重规律的认识，管仲提出如下的宏观调控主张：

　　首先，管仲指出宏观调控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 可得而平也（”《管子·国蓄》），意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精通轻重之术，懂得调剂民间的利益，才能够笼络人心、实现国家的大治。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物资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上过剩的物资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时价格下降，君主就可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时价格上升，君主就可以高价出售。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盈利，而且商品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而趋向于平稳。

　　其次，管仲总结的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管子·国蓄》），即要根据商品价格的不同走势而进行相应的调节。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过低时，国家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这种商品，这样就增加了该商品的需求，从而带动商品价格的回升；当某种商品供小于求、价格过高时，国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来销售国家储备的这种商品，这样就增加了该商品的供给，从而促使商品价格的回落。由于各种商品的余缺会随季节变化而有所不同，国家要注意调节使物价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内，不能让物价失去控制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

　　此外，管仲还提出宏观调控应“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管子·国蓄》）（赵守正，1987），即要根据国内市场商品的余缺状况来调节国内市场的供求。当粮食价格过低时，国家就用货币收购粮食；当布帛价格过低时，国家就用货币收购布帛。

　　国家有了这些物资储备后就具备了调节市场供求的物质基础，就可以根据物价的涨落进行相应的调节而把物价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做，既可以实现调节物价高低的目标，又可以使君主从中获得利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仲的轻重理论中所包含的国家调节商品供求关系、稳定物价水平等内容，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宏观调控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创了中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的历史先河。

　　李悝的平籴思想

　　李悝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是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曾出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了“尽地力之教”的重农政策和平籴政策，使魏国实现了富国强兵。

　　李悝的宏观调控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平籴法中。《汉书·食货志上》是这样记载李悝的平籴法的：“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班固《汉书》）。由此可见，李悝认为，粮食价格太贵会伤害城市居民的利益，粮食价格太低又会伤害农民的利益，无论是伤害到哪一方，都对国家不利。所以，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城市居民和农民双方的利益。

　　与此同时，李悝还看到当时的农民经过辛苦劳作之后，仍然入不敷出，家庭生活常常陷于贫困之中，从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李悝提出了平籴法进行应对，即把丰收年成分为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饥荒年成也分为大饥、中饥、小饥三个等级。在丰收年由国家出资按一定的收成比例收购农民多余的粮食。遇到饥荒年则按粮食歉收的程度，国家拿出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平价卖出，具体就是大饥之年卖大熟之年收购的粮食，中饥之年卖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小饥之年卖小熟之年收购的粮食。这样即便是遇上饥荒或自然灾害，也不会因为粮价太贵而使人民离散，这就是实行取丰收年的剩余补饥荒年的不足的平籴政策的结果。

　　李悝在魏国推行的平籴政策，在兼顾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起到了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稳定粮价的作用，对其后我国封建社会的粮食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桑弘羊的均输与平准思想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财家，他出身商人家庭，先后在汉武帝、汉昭帝两朝为官，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曾参与了均输、平准、盐铁官营、币制改革等多项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推行。

　　桑弘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反对重农轻商、高度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具有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桑弘羊认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盐铁论·本议》）。“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馀而调不足也。……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盐铁论·力耕》）。“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盐铁论·通有》）。正是由于桑弘羊有了上述这些对工商业的重要性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的认识，从而为他积极推行均输与平准政策打下了思想基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 天下盐铁。

　　1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史记·平准书》）。这段文字记述了桑弘羊在掌管了国家财政经济大权之后，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的情况。大意是说，由于各地官营商业的相互竞争，导致物价飞涨，再加上各地上缴中央赋税的运输费用过高，有的甚至超过了上缴的赋税本身，于是，桑弘羊奏请设置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令边远地方将上缴赋税折算为当地的土特产品，由均输官负责运输，这就是“均输”.通过均输获得的货物又被转运到价格高的地方销售。与此同时，桑弘羊又在京城设立了平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全国各地输送来的各种物资，并负责制造运输工具。由于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物资储备，就可以做到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卖出，价格下跌时买入。这样，就使得富商大贾无法操纵价格牟取暴利，商品价格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由于这种措施具有平抑物价的作用，所以称之为“平准”.均输和平准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政策。均输主要是用来调节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商品供求关系和物价水平的，平准主要是用来调节京城的商品供求关系和物价水平的。但平准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又依赖于均输提供的物资储备，并且均输运往京城的物资需要通过平准来销售，平准在京城收购的部分物资也需要通过均输运往其他价格高的地区销售。均输和平准的配合使用，国家不但可以实现对全国商品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掌控，而且能够起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安定人民生活、打击商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的行为等作用。

　　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和平准政策，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其实施范围之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之深都是前无古人的，他创造了中国古代宏观调控史上的一座理论和实践的高峰。

　　耿寿昌的常平仓

　　耿寿昌是西汉时期的理财家和天文学家。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汉书·食货志上》）。即担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以其精于计算和理财的才能获得汉宣帝的信任。

　　五凤年间，耿寿昌向汉宣帝建议，将过去每年需动用六万士卒由关东通过漕运供应京师的四百万斛粮食，改由附近的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地供应，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漕运士卒。该建议实施后果然取得了成效。耿寿昌随后又奏请在边郡普遍建筑粮仓，在粮价低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入粮食，以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粮价高时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以维护粮食消费者的利益，这种仓储制度被命名为常平仓。

　　耿寿昌建立的常平仓制度，是对李悝的平籴法的进一步发展。常平仓除了具有平籴法的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稳定粮价、保护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外，还增加了建立国家战略粮食储备、维护边疆稳定等功能。自从耿寿昌建立常平仓后，这项制度在中国续存了 2000余年（李超民，2002），是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

　　耿寿昌的常平仓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了国外。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访问中国，华莱士访问期间发表了许多演讲，更让中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是，他不止一次提到他的常平仓思想得自中国。他说，“我任农业部长后，不久就请求国会在美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这个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着的‘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常平仓能够使农民把丰收年的剩余粮食用于灾年使用”.“在1938年农业调整法中开始实行常平仓计划，以保证无论丰收或者受灾都能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其实，何止是美国的常平仓受到中国古代常平仓的启发和影响，从现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建立的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制度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常平仓的影子。

　　中国古代早期宏观调控思想的主要特征

　　第一，从调控目标来看，主要是围绕着价格稳定、尤其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商品-粮食价格稳定的目标进行的。而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宏观调控思想通常是把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大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又是首要的目标。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首先，是由于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业是最主要的支柱产业，整1门，当时的农业生产通常面临的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自然就不可能把失业问题作为政府关注的对象。其次，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技术进步缓慢，社会再生产过程常常表现为简单再生产，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只能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获得，而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问题难以成为宏观调控的关注重点。再次，在当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很低，国际收支平衡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也很难进入宏观调控的视野。最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问题，不仅影响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而且对社会稳定和封建政权的存亡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价格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第二，从调控手段来看，特别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无论是春秋战国的管仲、李悝，还是西汉的桑弘羊、耿寿昌，都主张要通过在市场上的贱买贵卖来调节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这样就可以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同时又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这些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对市场的作用和不足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一方面，认为市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从《管子》中的“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问》）。等论述中得到了反映。另一方面，认为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又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管子》中的“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管子·国蓄》）说明了市场的自发调节可能导致的恶果。桑弘羊在《盐铁论·错币》中所言“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馀，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馀，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途，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既指出了市场调节的不足，又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第三，中国古代早期宏观调控思想还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宏观调控的附加功能。管子说过“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管子·国蓄》）。桑弘羊曾通过均输与平准政策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解决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财政困难做出了贡献。

　　结论

　　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发端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到西汉时已日臻完善，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高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曾领先于西方世界达两千多年。它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影响。尽管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思想产生至今已历两千多年，但它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存在价值，时至今日它仍然闪耀着古老的智慧光芒，它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来说，如果要想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那么对这些与我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的、浸透着先人智慧的古代经济思想做深入的研究和价值挖掘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中国经济学理论在创新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血脉吸取养分的同时，又勇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才能迎来中国经济学的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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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超民。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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