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富于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中国人自古就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人们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在中国，以“己”为中心形成的所有关系网都属于伦理关系的范畴。其中，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而家庭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关系网，并由这种关系网推出了其他的关系网，如亲属、朋友、同事、同窗等。其实，每个中国人都被一定的关系网所包围，无时无刻不在经营着自己的关系网，同时也为关系网所累。
一、关系网、资源和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两个案例，观察人们如何经营自己的关系网，并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
案例一：李局长为亲属办低保。李局长现任某县社保局局长，主要负责基建股、综合股、社会事业股等股室的事务，他的妻子在该县一家知名公司上班，他唯一的孩子也在县里的某所上班。然而，局长妻子却明目张胆地领着城市低保。同时，李局长也为他的大妹夫办理了低保。这样，他们每个月都能领到200元的低保。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肯定是不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那么，为什么不符合条件也能领低保？应该享受低保的人又怎么办呢？李局长一句话道出谜底：“这些钱，给谁不是给呀！”
案例二：陈局长的选村原则。某县从市政府得到了一个农村建设卫生所的项目，文件明确要求空白村优先。当该县发改局的一名股长向陈局长请示上报哪些村合适的时候，陈局长二话不说，先把他老家所在的村写上；随后，把与自己关系好的一名股长所在的村以及来请示的这名股长所在的村也给写上了。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那些跟他关系比较近的村子。申报上去每个村可以一次性得到3万元的补贴。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上述两位局长在面对有限的资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亲属网，其次是与自己关系近的人。案例一中已经指出，李局长的亲属并不符合办低保的条件，而案例二中那些干部所在的村是否是空白村我们也不得而知。就这样，那些真正需要低保的人失去了获取生活来源的机会，而那些需要卫生所的空白村也失去了改善村庄医疗卫生条件的机会。
对于这种暗箱操作，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实际情况，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受到了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在乡村社会，基层领导的意志在决定资源的走向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而普通老百姓则彻底失语，只能被“领导意志”左右。此外，基层官员只有更好地为自己的关系网谋福利，才能维系自己在关系网中的地位和利益，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望，培养人际情感，以此来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进而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关系网。
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要素，即关系网、资源和权力，共同推动了上述违规操作的运行，而且这三个要素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下面，我们要对这三个要素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便于更直观地显现它们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一，关系网。人际关系一般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或个体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行为倾向。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样式就是人情，也就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和儒家伦理的规范下发展出来的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中国社会从价值层面直至现实层面都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的社会。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其意义不是像西方社会学原理说的那样，只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而是由这种关系推出其他的关系，发展出君臣、朋友、长幼、同事、战友、同窗等关系（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关系网是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由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形成的，其中，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血缘关系网中的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才能依次有机会获得资源。
其二，资源。“资源”一词本来就有财富之源的意思，人们使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必定与财富的生产有关。同时，资源也是经济生产的源头，往往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基层官员往往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分配资源，为自己的关系网谋利益。
其三，权力。权力是一个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角色和地位所表现出来的迫使他人产生遵从性的能力或影响力。权力和财富是划分社会地位等级的两个重要参数，拥有了权力和财富，也就能够相应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基层官员拥有权力，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地位，并占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他的关系网则往往会左右其权力运作，进而左右稀缺资源的流向。具体表现就是，官员会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让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流向自己的关系网，以此来维持关系网的稳定；反过来，这也将有利于维持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稳定。
那么，官员如何运作手中的权力，才能让自己所支配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流向自己的关系网呢？笔者通过分析发现，他们是通过手中的权力来设置不同的“门槛”，从而为自己的关系网谋取资源的。因此，我们将从“门槛”的视角分析官员如何通过手中权力的运作来分配资源。
二、心中的“门槛”
古人对礼的要求很严，内外之分很具体，“门槛”就是内外之分的界限。《尔雅·释宫》中有“ 谓之阈”的话，注释者说“阈为门限，谓门下横木为内外之限也”。所以，我们认为，“门槛”是一种礼制，以区分内外，从而告诫人们这个地方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
以前，“门槛”随处可见。“门槛”原本自然存在的理由，就是作为门框的组成部分，起着支撑固定的作用。
因此，“门槛”里面也就埋藏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安全感。“门槛”的作用是分隔内外，同时，它可以保护门的底部，阻挡从门底下吹入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门槛”自然存在的理由逐渐被漠视或者干脆被彻底扭曲，甚至在人为意志的影响下“，门槛”不该有的个性得到了畸形的张扬“，门槛”的层次性越发清晰起来。于是，人们逐渐习惯于依照“门槛”所处的位置，有形或无形地划定一条隔离带。在“门槛”隔离线的内侧，许多人都将其圈定的空间定义为安全的、隐私的和自由的；在“门槛”的外侧，则被视为危险的、非隐私的和不能为所欲为的。
“门槛”的存在原本是为人们服务的，可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为“门槛”服务的。现在，看得见的“门槛”有许多已经消失了，存在于心灵之中的那道“门槛”，却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前始终都有一道“门槛”，只是高低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一般都会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掌握一定的资源，而且都会根据自己的关系网去分配这些资源，分配资源的原则往往是依据关系网的远近，离权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得到资源。
其中，最重要的关系网就是血缘关系网，然后就是在血缘关系网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分配资源的时候，掌权者心里自然而然地画出不同的圈层，这些圈层就像一道道“门槛”，把不同的人群分开，越往外，离权力中心越远，“门槛”越高，获得资源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直至被高高的“门槛”隔离在外，而最外层的“门槛”也就成了一条“利益终止线”。
三“、门槛”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一）“门槛”产生的原因
通过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门槛”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有限的权力。权力有大有小，官员们只有运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进一步获得个人地位和社会地位，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们的关系网就是他们最有力的支持。因此，权力所有者只有根据手中权力的大小以及周围的关系网，通过设置“门槛”，为自己的关系网谋取资源，才能获得他们的有力支持。
②关系的亲疏远近。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关系网之间也会出现分层现象，进而使关系网内的人群在不同情况下也会面临不同高度的“门槛”，所能获得的资源也会存在一定量的差别，而关系网之外的人群则被边缘化。
③资源的特性和多寡。资源的特性（注：不一定所有的关系网内人群都需要该种资源，争夺资源的人群视资源的特性而不同）和多寡决定了受益人群的范围，以及不同人群面临的“门槛”的高低程度。在不同的资源占有情况下，所能获得资源的人群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关系网内的人群也要视资源的特性和多寡才能决定是否有机会获得资源以及获得多少。
通过对“门槛”产生的主要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要素，即“私”。中国老百姓喜欢讲“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表面上看这句话中包含着“公道自在人心”的道理，实际上这杆公平秤是由情谊或亲密的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成为“公秤”的可能性最小，成为“私秤”的可能性最大。因此，“私”是人们社会行为的核心。“门槛”的产生，其实也就是人的“私心”的显化。前面已经对官员关系网的形成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官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地位，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他的关系网则往往会左右官员的权力运作，进而左右这些资源的流向。具体表现就是，官员会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设置“门槛”，让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流向自己的关系网。
（二）“门槛”产生的“合理性”
既然“门槛”是由于人的“私心”而产生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存在呢？具体分析如下：
①以所谓的公平、公正打消大部分人群（被边缘化的非关系网人群）分享资源的念头，剥夺他们的话语权。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这部分人根本没有获取资源的可能性，或者他们本身不在资源分配的实际考虑范围内，他们对此关注程度有限。同时，这也体现出权力的“公正”，美化了权力的运作过程。
②面对的“门槛”较低的人群竞争最为激烈，成功与否，就要看各人在人情、关系、面子等方面如何运作，并以此提高获胜的机会。由于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有着相似的操作过程，大家也心知肚明，他们还需要保持和其他人的利益关系，维持个人关系网的稳定，为今后做打算。所以，他们往往会放弃进行辩驳的权利。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通过以上两个条件“，门槛”产生的“合理性”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它也就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维持着权力中心及其关系网的稳定。
通过研究和分析，笔者发现，人们“私心”的存在，导致资源的流动在一定的位置就停滞了，就如同在不同的地方设立了一道道高高的“门槛”，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一样，最高的那道“门槛”最终决定了能够分享资源的人群的范围，里边的人群会根据资源的特性和自己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远近来决定自己是否去争取资源以及所能获取的资源的多寡，而外边的人群则丧失了机会。例如，案例一中李局长为妻子和大妹夫等亲属办低保，案例二中则是和官员有关系的村庄优先得到了项目的支持。
官员如此分配资源，为什么没有遭到反抗呢？原因就是他们利用公开的政策文本打消了不符合条件的大多数人群分享资源的念头，同时也美化了自己，表现出权力的正当性，而关系网内那些通过努力却没有分享到资源的人群则只能是自认倒霉，期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获得其他的资源。
四、“门槛”的特征和作用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门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①层次性。“门槛”有高低之分，呈现阶梯状。离权力中心越远，“门槛”越高；反之，则越低。“门槛”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的主要表现就是阻碍或减弱了资源的流动性。
②封闭性。也就是“门槛”的不透明性，“门槛”里边的人能够获知信息，外边的人则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所能获知信息的人群离权力中心越近，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量越多；反之，则越低。因此，“门槛”
里边的人群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可见，这种封闭性的主要表现就是阻碍信息的有效传播。
③移动性。“门槛”会随着权力的大小、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变化发生不同程度的移动。也就是说，随着权力大小的变化，所能占有的资源也将增多或减少，而不管怎么样，资源依然保有它的有限性。权力拥有者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和更有力的支持来维持权力的稳定，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资源分配策略，将会随时重新设置“门槛”。
这样，“门槛”就会发生移动现象，这种移动性的主要表现就是优化分配策略。
米歇尔·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并用微观的权力学解构传统的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宏观权力学［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相互交错的关系网，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在权力的网络中运动，既可能成为权力控制、支配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个人在这种网络中既是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掌握权力的角色。福柯反对将权力关系看作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权力不应被视为某些人可能占有的特权，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福柯将权力的场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发现权力关系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
从福柯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域中都可能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而权力中心实质上也是一个资源中心。权力中心通过设置“门槛”，让稀缺的资源更多地流向自己的关系网，维持关系网的稳定，进而维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定。因此，“门槛”的作用就是维持权力中心及其关系网的稳定。权力中心通过设置“门槛”，使人们不能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沟通和交流，不同程度地减弱或消除了他们的话语权，同时也维持了权力中心的话语权的稳定。这才是“门槛”最为本质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