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事件:思者为何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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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意蕴探析 
【第一章】 《心灵生活·思考》中的思考与道德研究导言 
【第二章】艾希曼审判：“无思”的哲学蕴含 
【第三章】海德格尔事件:思者为何误入歧途？ 
【第四章】 “思考”的哲学蕴含 
【5.1】 “思考”和良心的关系探析 
【5.2.1】 “思考”对判断的“释放作用” 
【5.2.2】 “思考活动中对人的心智扩展 
【第六章】对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的反思 
【参考文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副作用研究参考文献

　　3海德格尔事件：思者为何误入歧途？

　　在汉娜·阿伦特的一生中，19世纪70年代正是她全神贯注于探寻“思考”与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1971年的秋天，在阿伦特几乎同时出版的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思考与道德关切”和“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中，她突出阐明了“思考”与道德之间的某些关联。①她的这两篇文章同样引发了激烈的回应，尤其是后者--“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备受争议。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这一献礼、祝寿性质的文章中，阿伦特把海德格尔参加德国纳粹运动的政治遭遇描述成为一个“错误”,阿伦特在此似乎是在帮海德格尔摆脱困境、开脱罪行。

　　回顾前文所述，艾希曼个性中惊人的肤浅直接促使阿伦特构思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并且在“思考与道德关切”这篇文章中阿伦特转向关注艾希曼绝对“无思”这一现象，也进而使她怀疑：是否良知的显现与功效从根本上依托于思考能力？阿伦特的上述思路似乎暗含着，如果艾希曼能够反思，那么他绝不会成为纳粹者。然而，相当讽刺的是，在1933年那个时刻，当所有的传统信条都坍塌时，“最深刻的思考”似乎没有把海德格尔从纳粹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事实上是，海德格尔所拥有的思考能力不仅在1933年阻止他加入德国纳粹运动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他和纳粹党②的盲目追随者“决裂”以后，这种思考能力甚至没有阻止他把这场法西斯运动称之为“内在真理和伟大”③。如果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官僚主义者艾希曼的“无思”刻画使人感到愤慨与震惊，这是因为这种描述卸去了他骇人听闻的暴行背后所有特别邪恶的动机；那么，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中对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描述同样令人惊讶，这是因为这种描述将海德格尔1933年事件轻描淡写为他在“判断上的错误”.艾希曼的“无思”令其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有思想的海德格尔却也在法西斯运动中罪不可恕，这不禁让我们怀疑在艾希曼的“无思”与海德格尔的“思”之间是否潜在有某种契合之处，换言之，海德格尔的“思”与阿伦特所召唤的释放判断能力的“思考”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何在呢？而且，阿伦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中对海德格尔的评判真的就是粉饰他在二战期间的罪行么？由海德格尔事件引发的诸如此类的困惑和难题不胜枚举，当我们仅从事件本身来反思海德格尔的这段“迷途”时，或者回归本文主题去试图理解阿伦特的“思考”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时，我们都需要坦诚地面对这些难题。

　　3.1海德格尔事件简介与述评

　　“海德格尔事件”,在当今学术界、思想界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用语，它特指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德国纳粹政权之间的牵连与纠葛。“海德格尔事件”的关键在于海德格尔在1933年5月到1934年2月任职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的言行公然支持希特勒的纳粹政权。

　　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确表现出了相当恶劣的政治立场。他于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且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他都一直是纳粹党的成员之一。海德格尔在1933年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时发表了一篇名为“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的就职演说。在这篇校长致辞中，海德格尔主要表明：大学是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战斗是一切行动的法则，而极端主义大学生先锋派应当享有主导地位。

　　①海德格尔的校长致辞虽说只是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校长们表明政治立场的众多宣言中的一篇，但是它听起来确实是十分支持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然，它至少是为纳粹党在德国大学校园中大肆开展极权政治的行径谱写了慷慨激昂的序曲。海德格尔自从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那一刻起，他除了发表了这篇在世人看来是臭名昭着的就职演说以外，他还彻底地中断了与所有犹太同事的关系，坚定地拥护纳粹党的反犹政策。在反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所做的最受道德谴责的事情大概是他对待自己的恩师胡塞尔的恶劣行为。胡塞尔在1928年退休后仍然利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来继续他的研究与写作，而当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他却因为自身的犹太人血统而被禁止进入图书馆内。

　　之后，胡塞尔被革除教职并且被勒令禁止一系列的学术社交活动。1938年，在胡塞尔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海德格尔彻底地与他曾经的这位良师益友分道扬镳，海德格尔从没有在胡塞尔卧病在床的时候探望过他，他甚至也并不为没有参加胡塞尔的葬礼感到遗憾。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在1941年《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重印时，海德格尔删除了《存在与时间》扉页上写给胡塞尔的献词。在弗莱堡大学任职不到一年，海德格尔辞去了他的校长职务，可以假定他开始对纳粹运动有了新的认识，“洁身自好”,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然而事实却是，即使到了1936年，还有报道说他佩戴“万”字（纳粹党标志）而且仍旧称赞国家社会主义。二战后，除了1966年接受《明镜》杂志的采访和部分私人信件以外，海德格尔一直对他自己与纳粹之间的关系、纳粹的大屠杀暴行等极权统治政策缄默不语，而且这个访谈记录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发表，因此，世人也无法再从事件的主角那儿问讯到更多了。

　　托马斯·舍汉（ThomasSheehan）在“海德格尔与纳粹”一文中对“海德格尔事件”有如下的概括总结：

　　大致说来，海德格尔和纳粹党之间的瓜葛涉及到：（1）海德格尔至少从1932年起就是一名狭隘且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支持者；（2）在希特勒掌握政权三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且他试图成为纳粹运动在哲学思想上的引导者、元首，虽然以失败告终；（3）海德格尔在1934年辞去校长职务且低调地与纳粹党的某些方面撇清关系，但是仍旧对纳粹党的观念与政策予以热情的支持；（4）1945年他被当局禁止教学，且直到1951年他才得以重新被大学录用，自从1976年他逝世至今，在欧洲和美国依旧不断地有他的大批的思想追随者。②海德格尔事件所引发的相关庞杂问题远未随着海德格尔的离世而就此结束，反而在他生后，随着部分原始材料逐渐向世人公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想、政治见解和个人人格的猜测与探讨从未停歇。总的说来，就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牵连，国内外如今公开出版的资料已经颇为丰富。在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的应该首推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HeideggerandNazism）和海因里希·奥特（HeinrichOtt）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论及海德格尔事件的其他着作或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比如杰夫？科林斯（JeffCollin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HeideggerandtheNazis）和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uedigerSafranski）的《海德格尔传》（HeideggerundSeineZeit）所提供的材料也比较详实，国内学界的张祥龙、陈嘉映、张汝伦等学者也在相关文章中对海德格尔事件也有独特的见解。

　　总体上说来，虽然学者们大都承认海德格尔纳粹期间的行为劣迹，也对海德格尔未曾正视自己的纳粹遭遇、从未对自己的不光彩过去道歉、从未公开谴责纳粹德国所犯下的弥天大罪表示不满，但是对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与人品是否必然导向纳粹这点，学者们的看法就莫衷一是了。对于海德格尔事件，人们大致上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全盘肯定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人品，对于他在纳粹期间的遭遇也表示理解与同情。这类人过于追捧海德格尔的哲学，不免爱屋及乌，对于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关联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极力将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撇清关系，强调海德格尔在辞去大学校长职位后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予以了积极的哲学批判。但是，无论是从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短暂合作的历史事实，还是从海德格尔自己文章中对纳粹运动的热情言语--“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来看，这种刻意掩盖海德格尔思想与人格缺陷的做法都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还有一些人想从彻底否认纳粹大屠杀罪行这方面，根本上抹去争论海德格尔事件的意义，他们认为相较于纳粹集中营以及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的前苏联有更多惨绝人寰的极权政治行径，海德格尔只不过是随波逐流，像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表明了自己的个人政治主张，这也不足为奇了；况且，在纳粹统治期间支持希特勒政府的着名学者还包括法学家与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神学家格哈德？吉特（GerhardKitte）等等，因而没有必要过于追究海德格尔事件。然而，海德格尔事件毕竟是有案可稽的，任何刻意掩盖这段令海德格尔蒙羞的过去、违背历史事实的做法都是有损全面理解海德格尔的。

　　第二种对待海德格尔事件的态度是彻底否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他们指出，海德格尔不仅在政治倾向上是一名狂热的纳粹拥护者，他的哲学思想更是竭尽全力为纳粹所宣扬的极端种族主义、狂妄的极权主义服务；而且，他的个人人品也是相当的不堪，尤其是在阿丽丝贝塔？爱丁格（ElisabethEttinger）《阿伦特与海德格尔》（HannahArendt/MartinHeidgger）一书中所披露的他与其学生汉娜？阿伦特的婚外情，更是刻画了他自私自利的负心汉形象。这类彻底否定海德格尔的为人处世的人，往往是以一个起诉者的姿态来给海德格尔妄加定罪，他们或是将海德格尔称作“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或是鄙视他的哲学是充满纳粹气味的垃圾，亦或是指责他对待恩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尔斯的背信弃义。这种因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而对海德格尔哲学功绩一笔抹杀的做法也是十分武断与不负责任的。他们其中有些人对海德格尔哲学知之甚少，往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下结论，并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

　　第三种是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即应该区别对待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纳粹经历，不应以人废言。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纠葛是不可磨灭的人生污点，而他之后对待该事件遮遮掩掩、消极沉默的态度也是十分可耻的，但是他的沉默并不能作为我们拒绝阅读他的着作的理由，也不能因为他政治上的邪恶与人性中的弱点而抹杀其卓越的哲学成就。对海德格尔事件持这种态度的人主张把海德格尔其人与他的思想区分开来，要么只谈他的哲学思想而不谈他的政治信仰，要么单纯的就事论事，批判其政治过失时无需牵涉到他的哲学。这种立场较之于前两者一味的肯定或否定看上去貌似更加客观合理，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很难完全彻底地将海德格尔其人、其思、其事分开来谈。1945年，应大学的清除纳粹委员会的要求，雅斯贝尔斯作为海德格尔同时代的旧友对海德格尔二战期间的表现作证，他在审查报告中毫不含糊地说：“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就是非自由的，独裁的，隐晦的，在当今的教育影响也是相当恶劣的。”

　　在这份鉴定报告中，雅斯贝尔斯显然是把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与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做出判断。海德格尔研究的着名专家奥托？珀格勒（OttoPoeggeler）对海德格尔事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不正是由于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倾向使得海德格尔陷入--而不仅仅是无意中陷入--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亲近之中吗？难道国家社会主义未曾从这一亲近中出现？”①奥托·珀格勒在此也强调要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和他的生平结合在一起才能对海德格尔事件作出合理的评判。

　　上述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表明，海德格尔陷入纳粹的泥潭并不是偶然，他的政治介入的确有着相关的哲学根基。海德格尔一直憧憬优秀政治人物主政，他哲学之中渗透的精英意识与纳粹的种族优越意识有类似之处，因而，我们也不难理解许多学者声称海德格尔的话语与纳粹主义的言论享有共同的主题。②然而，当我们在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政治行为的关联时，也不能忽视他的思想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已经遗忘了它的技艺之根，他也强烈谴责现代的技术化对人文精神的遮蔽与异化；但是，当纳粹利用高科技的现代化武器发动这场肆虐全球的战争、在集中营里利用毒气室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时，他却不置一词。所以，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来解释他的纳粹牵连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合乎逻辑，这种做法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

　　总之，海德格尔事件所蕴含的难题，远不能简单地归于政治问题或者哲学问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讲，它涉及到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思与行、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也正是这些这些老生常谈，却又是亘古不变、让人深思的主题使得海德格尔事件所带来的回响萦绕至今。

　　3.2阿伦特的回应

　　1933年，正当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合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却与其他的犹太同胞被迫流亡国外且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在分离将近20年之后，1950年，俩人再次相聚。抛开之前与海德格尔之间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和一段晦暗暧昧的师生恋，此时的阿伦特在思想上已经越发独立与成熟，且对于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的纳粹牵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46年，阿伦特在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激烈谴责海德格尔支持纳粹政权，她说：“海德格尔应该辞职。他那时不知道有多愚蠢，他有能力理解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要他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不能不把海德格尔看成一个潜在的杀人凶手……我的耳中只听见荒谬无稽的谎言，我的眼里只看见一张明显病态的脸，”

　　①然而，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这种严厉指责的态度却在1950年后有所转变，尤其是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功绩竭尽溢美之词，并且轻描淡写地提及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迷途罢了。许多学者对于阿伦特在1950年与老师海德格尔重逢后对他的“袒护”表示质疑与不满。爱丁格认为：“阿伦特为了尽力缩小海德格尔对第三帝国的贡献和支持并为其辩护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痛苦……在她给海德格尔的献词中，这出开始于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的戏剧的最后一幕，阿伦特显示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毫不犹豫的宽宏、忠诚和爱。”

　　②沃林批评说，这是“盲目的奉献”,这是对她那“四面楚歌的导师”的一个辩护，一个转移处于争论中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他对希特勒的支持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辩护，她否认把“出自于贫民区”的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归罪于任何德国文化的代表，比如海德格尔。

　　③伯恩斯坦也指出，当我们把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与阿伦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中的评论放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评论呈现出的是一个“辛辣的讽刺”,“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者。虽然人们不会同意阿伦特对海德格尔‘错误’的委婉的说法，但是我没有看到哪个人能够声称，海德格尔的思考对他的判断能力有一个‘释放作用'.海德格尔在1933年完全不能够准确判断所发生的事情。”

　　④毫无疑问，面对这些种种批判与质疑，如果我们不重新解读阿伦特在相关着作中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刻阐释，我们就无法理解阿伦特的“思考”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道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阿伦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这篇献辞中到底说了什么。

　　阿伦特的这篇文章大部分并不是用来对海德格尔进行辩护的，而是对海德格尔早年作为一个老师的声誉的说明，同时也对他那“激情的思”的性质进行广泛的描述。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开脱罪责的”陈述只是在一个长长的注释中，她以插入语的方式作了如下的陈述：“海德格尔自己比许多后来坐在他面前审判他的人更快也更激进地改正了他的’错误‘--在德国学术和大学生活中，他在那个时期比通常处于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①这一陈述认可了海德格尔自己对于辞去校长职务的原因以及他接下来在帝国的监视下的哲学活动的性质。而且，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依然还年轻，能够在这一碰撞的震惊中吸取教训，在三十七年前那狂热兴奋的十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居所，进入对他所经历的事件的思考之中。”

　　②后来，据学者们考证，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碰撞”持续的时间可能不止是十个月，更可能是十二年，一直到二战结束。然而，阿伦特被指责为过于仁慈和轻信的关键原因并不是在于她对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合作的时间的说明错误，而是因为她把海德格尔的行为描述成一个“错误”,这显然是对他长时间支持纳粹的不正确的评述。仅从“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的表面文字意义上来说，阿伦特似乎支持了爱丁格和沃林对她帮海德格尔开脱罪行的指责。

　　然而，表面是有欺骗性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献辞与她在《心灵生活》中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文字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那乍一看像是一个辩护的文字实际上却是一个控诉。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阿伦特所注意的是海德格尔集中于缺席的思考方式：存在在它的隐退之中被日常（“沉沦”）现实给遮蔽了。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的这种思考方式及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先初步追溯海德格尔的“思”.早在1946年，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就强调纯粹的思，他指出：“在现实世界的危机关头中，我们所需要的是少谈些哲学，而是更多关注于思。”③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大部分哲学不符合这种完全非实践特性的纯粹思，它们总是把思看成关于“技术的”理论，他说：“将思作为技术的解释这回事可以回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思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为做与作服务而进行考虑的手续。

　　但这种考虑在此已经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因此如果就思看思，思就不是’实践的‘.把思称为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的‘行为，都已经是在对思下了这种’技术的‘定义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①海德格尔反对这种思急于证明自己的效用的哲学信条，他主张“思是一种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远远超越所有的实践。思超越于行动或是制造，并不是靠它的显赫功劳，也不是靠它的作用下的成果，而是通过它的微不足道的成就的谦卑来体现出思的超越性。”

　　这种卑微成就的本性是什么呢？大致说来，思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一种治疗方法，它能够克服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所谓的“语言到处且迅速地被毁坏。”③在公共领域中，语言最基本的作用是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而“公众预先就断定，什么是可以被清楚理解的，什么是因为晦涩难懂而要被排除抛弃掉的”,④语言以这种专政的方式被整合；在这种具体化的公共形式之下，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工具，一个仅仅只不过是各式各样杂多意见的载体：它解蔽世界的特性在遗忘中逐渐消失。严格说来，语言的解蔽世界的特性--它能够清理出一块空地，在此存在能够显现出它们自身--使得海德格尔把语言称之为“存在之家”.⑤而思就致力于恢复语言的这个维度。思试图通过倾听语言而不是操纵控制语言来弥补交流沟通性的对话所带来的改变语言本性的影响，最终，思所期望的是，这种对待语言冥想沉思式的、回应性的态度将会引导语言恢复到它更原初的基本要素，即存在。通过倾听“无可名状的存在”,思想者允许语言无拘无束地畅谈，允许语言在日常生活的话语和实践周围提供了一块寂静的空间；采用这种“释放”的态度，思允许语言能够在理解存在的基础之上与之回应、产生共鸣，而这种存在正是给与了我们生活形式的一致性和自明性。

　　因此，所以说思并不能抓住、操纵、或者帮助促进任何事物，思仅仅只是“将存在没有言说的话语形诸语言（通过语言发声）”.⑥这即是思的卑微成就的本性。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是存在之思，存在是思的根本源泉；思倾听存在的语言以解蔽存在。

　　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和《心灵生活》中，阿伦特正是刻画和强调了海德格尔思的非工具和非认知的性质，一种“自身所特有的挖掘性质”的积极的思，它从来不产生任何结果，而只是不断地开始。①这样一种激情的思，完全不同于关于哲学教条或者哲学的“问题解决”的学识，它始于对存在所是的惊异，并且要求一个能够体验和扩展这样一种惊异的居所。按照阿伦特的表述，这样一个“思的居所”就是一种与世界实质上的隔离，因为思自身“只与缺席的事物有关”.②海德格尔的着名论题“存在的隐退”,在阿伦特看来，是思去创造从世界中隐退出来的“寂静居所”的需要的一个功能，因为日常生活的分散性阻止了思的孤独和对惊异的体验。阿伦特说：“从思的居所的视角来看，’存在的隐退‘或者’存在的遗忘‘主宰了思想者居所周围的普通世界、’日常生活的……熟悉领域‘;只有思能够克服这种对存在的遗忘与隐退，因为按其本性来说，思就遵循着缺席、不在场；从另一方面来看，要克服这一存在的”隐退“,实质上总是通过从人类事务的世界中的隐退来补偿，即便行此疏离的思在解析人类主宰世界事物时致使它归于孤独的寂静也在所不辞。”

　　所以，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思想的伟大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思的纯粹性和他毅然决然隐退到思的“幽静居所”的彻底性之中。然而，这种完全疏离人类事物的思的英雄壮举也带有它自身特殊的危险。当世界性的事件把这位思想家从他的居所中拉了出来，回到人类事务的领域时，他经历了一种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名的洞穴之喻所描述的那样的迷失方向，进而，政治上判断的惊人“错误”就随即产生了。因此，阿伦特通过重述柏拉图在他的《泰阿泰得篇》中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来结束她的献辞，这个故事说，泰勒斯总是仰望沉思“天上的事物”,因而一不小心跌入井中，由此引来了看到他掉入井中的婢女的嘲笑。阿伦特似乎是在说，当海德格尔屈服于诱惑“改变他的居所而陷入人类事务的世界”④时，他同样也是被“绊倒了”,失足掉入了纳粹的深渊。

　　阿伦特已经不断强调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纯粹性和隐退性，然而对于回答“海德格尔为何误入歧途”这一关键问题，我们有必要提前引入她对苏格拉底的思考的借鉴。作为一种没有导致任何具体有用的结果的“纯粹活动”,海德格尔那充满激情的思类似于苏格拉底的思考，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苏格拉底在集市上展现他的思考：

　　对话中相互矛盾的观点在“公民之间”展开；苏格拉底的思考指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要求的普通思考：一种反思地消解约定俗成的道德虔诚和社会规定的法则的能力，能够更好地激发判断能力和良心的呼唤。与这样一种“普通的”或苏格拉底的思考相反，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是非凡之思的例子，这是一种完全脱离表象世界的思考，这个表象世界在阿伦特看来就是政治世界。那么，在“普通的”苏格拉底的思考与“非凡的”海德格尔之思之间的这一区别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我们考查了“思考”与判断之间的联系之后答案就浮现了。在阿伦特看来，判断和“思考”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前者通过它的反思模式，从特殊上升为普遍概念；后者既不是判断的形式也不是认知的形式，而是一种对超越表象的意义的追求。以苏格拉底为例，他的思考活动消解了所有为行为制定标准和规则的企图。但是，苏格拉底的思考保持着它与表象世界的联系，保持着与复数的人的存在的公共世界的联系，因为它展现在集市上。因此，阿伦特能够主张说，苏格拉底的思考--它拒绝告诉我们如何去判断，拒绝给我们提供判断的捷径--激发了我们准确判断的能力，因为它使我们日常行为的来源脱离了预先设定的法规。苏格拉底的“消解性”思考导致的困惑是真正反思的前奏，也就是道德判断的训练。在“紧急状态”中，当大多数人被一个广受欢迎的政体或一个他们未加思虑就认同的组织的激情所驱使时，正是这种为自己思考的能力--“无所依凭”地判断--能够提供拯救。

　　所以，阿伦特在“马丁？海德格尔80岁诞辰”和《心灵生活》中通过对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描述并不仅仅是把1933年的事件简略为一个“在判断上的错误”;而关键在于，阿伦特批判了，海德格尔在赋予思前所未有的自主权的同时，却将作为独立能力的判断贬值到一种新的困境之中；思考活动，当它清除了表象世界的“污点”时，就失去了它与判断活动的联系。这个批判指明了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事件反思后的真正结论，以及海德格尔在1933年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的“错误”不是判断上的错误，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合作不是“犯错”;相反，在阿伦特看来，这所表明的是判断的缺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判断。此外，在缺乏判断上，海德格尔的“纯粹的思”与艾希曼的“无思”产生了共鸣。海德格尔在二战后对大屠杀保持沉默，他并不能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灾难性事件提供任何反思的回应，这种判断的缺失与他在1933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而“无思”的艾希曼的行为是对任何新形势都采用未加思虑的陈词滥调并且套用“语言规则”,沉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中；海德格尔非凡的纯粹思关注存在的隐退，艾希曼非同寻常的肤浅专注于平淡无奇，两者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与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相疏离，却在同样缺乏判断的困境之下与纳粹同流合污。

　　回到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事件的评判上，由此我们发现，阿伦特已经做出了公正合理的判断。她不仅敬仰海德格尔那充满激情的思与伟大的哲学成就，而且她保有对他的哲学内容的批评，也深刻意识到他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无知与失败。更重要的是，阿伦特告诫我们，海德格尔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凡的思跟完全没有任何思考一样，能够泯灭人的道德和政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