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环境是我们生产、生活的场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生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当下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不仅威胁生态平衡，更是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孔子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并没有把自然看成是可供掠夺与奴役的对象，强调“万物一体”的整体，把自然万物当成自己的同类对待，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道德关怀。这对我国乃至世界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源泉。
（一）树立敬畏自然的生态自然观，避免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应该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有着自身客观规律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遵循自然客观规律为前提。
如果忽视这个前提，过分强调人类掌控自然的合理性，必然会倒向生态伦理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践证明，如果人类继续毫无节制的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不对自然保有敬畏之心，那么最终必将动摇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当下一直困绕中国大中型城市的雾霾为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空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2014 年中央气象局关于雾霾成因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仅 2013 年 1 月我国就有 30 个省市自治区约 100 多个城市出现了持续性重度雾霾天气，其中以中部东部地区最为严重，据统计 1 月合肥雾霾的天数达到30 天，南京与杭州雾霾天数达 29 天，北京雾霾日数有 25 天，这些城市几乎整月被雾霾笼罩。
从空气污染指数一度上升到 6 级重度污染级别。与严重的雾霾天所伴随而来的，是民众呼吸道疾病与肺部疾病的显着上升、严重交通事故频发，甚至致使多个城市中小学生停课、工人停工。自此，雾霾作为重要的环境危机事件第一次引发了变通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忧虑与恐慌。而追究近年来雾霾之成因，工业高速发展背景下大量工业废气的排放、燃煤烟尘以及逐年增加的汽车尾气都是引发雾霾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正是人类为求经济发展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类似雾霾的生态异常现象频频出现，给人们的生活与健康带来了极大影响。
人类面对自然到底应该如何自处，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出了答案。对自然的尊重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基础，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山川草木、动物土石都抱有敬畏的情感，这种情感内在蕴含着对自然的尊重。而更深层次的，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宇宙自然的尊重，是对宇宙自然内在价值的体悟，宇宙万物均具有自在的生生之德，这种德行是人与自然都具有的道德共性，并通过仁、诚等道德原则被我们认识。尊重作为对宇宙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应该成为现代儒家生态伦理原则的一部分。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自然的有机系统，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部分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循环：人的生存和发展与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与其他环节紧密相连。工业文明对自然征服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最终伤害到了人类自身，把尊重作为基本准则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尽管这种尊重、维护自然宇宙的思想己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这种对自然抱有的尊重可能被现实所掩盖。同时，尊重自然并不是要求禁止一切人对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尊重自然的要求表现在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时，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当人类的生产需要得到满足时，对宇宙自然中其他生命的生存延续给予关注。
今天，人类对自然有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但是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妄为、凌驾于自然之上。孔子“敬畏生命”的理论智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和思考。当下水土严重流失、臭氧出现空洞、温室效应加剧、酸雨频频降落、水质下降、水源枯竭等等，使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面对严酷的生态危机，我们应该以孔子遵循自然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智慧指导人们的行为，解决现代生态困境。
（二）吸收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可以说，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休养生息之场所、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理所应当热爱大自然。但当下的事实并非如此。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给人们带来了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无度地索取、肆意地破坏早已使大自然千疮百孔。生态的恶化改变的不仅是人类本身的生存环境，甚至直接导致了珍惜物种的灭绝。纵观地球自生命起源至今 38 亿年的历史，地球上的动植物进化更迭，大自然自身环境变化引起的物种灭绝本属于正常现象。但当下自然界物种灭绝的原因已迅速由“天灾”转变为“人祸”.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加之地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大量森林被砍伐，最终破坏了适宜动植物生存的自然环境，使其濒临灭绝。以生长在我国长江中被称为“水中熊猫”
的白鳍豚的灭绝为例。白鳍豚又被称为白暨豚，属于鲸类淡水豚类，是我国独有珍稀水生哺乳动物之一。白鳍豚作为世界上最濒危的、最珍贵的鲸目动物，可以说是研究鲸类进化的“活化石”,对人类研究仿生学、动物学乃至军事科学等都具备重要的科研价值。1996 年，白鳍豚被列入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名录。然而近年来长江水域中乱捕乱建行为频繁，排污情况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长江水质迅速变化，致使白鳍豚数量越来越少。据统计，我国学者最后一次观察到白鳍豚在长江中活动的记录是在 2002 年，2006 年学者们在长江对淡水豚类进行观察最终无功而返。自此，白鳍豚成为我国灭绝的又一珍惜物种之一。
可以说，珍惜物种的加速灭绝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风向标。人类不但是自然界的一员，更是被赋予了职责的道德主体。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责任不可推卸。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并没有充分履行这一职责，反而肆无忌惮地盘剥自然、破坏自然，以至于其它物种的生存。长此以往，人类必将自食恶果。
那么，人类何以能履行自然界道德主体的职责，达到与其它生物和谐共存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找到答案。如前文所述，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体现在“仁者爱人”,也体现在“仁爱万物”上。孔子认为“仁爱”起源于人，最后要推及至万物苍生。人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要学会爱护自然，关爱一切生命。因此孔子说：“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孔子的“仁爱”思想中的爱物，可以引申为今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培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孔子尊重自然界的动物，肯定它们的自身价值，对它们充满尊敬和仁爱。所谓“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千里马之所以值得称赞不是因为它的力气，而是因为它的德行。“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论语·乡党》）是说山梁上雌雉能顺势飞起，是识时务啊！这种将动物人格化的说法传达了孔子不凌驾于万物、尊重动物生态情怀。与此同时，孔子有时也将人的品质寄托在一种植物上，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经历了严寒后才知道即使其它生命都凋凌了，松柏还依然挺拔。孔子借此表达对历经魔难却不改初心称赞。可以说，孔子不但是仁爱自然的倡导者，更是这一原则的实践家。
他从仁学出发，本着惜生和重生的原则，主张对自然界及自然界之物施以爱心，呼吁取之以时，因而才有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并带头实践自己的主张。我国有句古训：“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孔子正是依据这一古训，把爱护自然的伦理行为推广到自然万物，认为不对自然施以仁爱，不按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残害天物，是不孝的行为，并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总之，孔子极力主张对大自然施以敬畏与关爱之情，这不仅因为他尊重“天命”,尊重自然、尊重为自然的发展规律，更因为他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升到了伦理观的层面。在孔子的思想中，人与自然万物具有相近的地位、同样的感受，对自然施以“仁爱”是君子应具备的伦理道德之一。
今天，人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致使物种的多样性不断减少、森林面积锐减、土壤沙化、草场严重退化等。可以说，在当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孔子“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对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困境、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事实上，我们唯有像孔子所倡导的那样，施“仁爱”于万物，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将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上升到全体公民道德要求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当下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
对于提高公民环保意识的方法，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中为达到物我和谐共荣的境界，就要从提高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与修养，这就要求人们即使面对个利益的诱惑与驱使，也要保持原则，做到“克己”而“慎独”.“克己”一词出自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制自己欲望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仁”的表现。
要求人们克制自己，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先秦儒家思想中使“天下”归于“仁”的社会理想与追求。所以说，其“克己”既是一种人们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国民应该遵行的行为与礼仪准则。《中庸》说：“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特点在于完全依靠于个体的自觉，没有他人的监督和评价。它所传达的是人对提高自身内在修养与品德的要求，其主张的是一个有修养、高品德的君子必须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砥砺自己的言行，更要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时候认真、严格地规范自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素质水平和道德境界。这里所提倡的“克己”与“慎独”,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自我监督与严格要求提高人内在的思想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这种人与自身的和谐意义重大。可以说只有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修心养性、提高自身的觉悟与道德水平才能够在日常的社会生活细节中做到对自然的关心与爱护，最终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继承取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推进社会持续发展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工业的飞跃都与资源密切相关。18 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气机带动下的大机器生产为标志，19 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投入使用为标志。可以说，不管是“蒸汽时代”还是“电气时代”,人类每一次能源上的革新都是以向自然疯狂的索取为代价的。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 100 年里，蒸汽带动的大机器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英国也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当时工业发达的伦敦煤烟滚动，甚至被人们称为“雾都”,最终达到严重影响民众的生产生活与身体健康的境地。疯狂燃烧的煤炭不但创造了制动机器的蒸汽，也创造了一个史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英国。
当欧美国家引领世界工业步入“电气时代”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污染并未减少。人类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加剧，到后来，科技发展到可以核发电的时期，但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得不面临更大的风险--核泄露。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泄露事故就是这一点的明证。由人推己，具体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但在国民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问题亦裹挟而来。钢铁、冶金、机器等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造纸、纺织、日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亦伴随着严重的水、空气等环境污染。可以说工业的发展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双重压力。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不断攀升，建筑装饰材料、日用化学品等广泛运用，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运用等也是造成自然资源的匮乏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截止到目前，我国已有 69 个城市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对经济转型与地区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导致生态恶化的现象层出不穷。
面对当下自然资源匮乏、环境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孔子思想中的生态伦理观点中取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对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继承孔子思想中“以时禁发”的思想。在《礼记》这部儒家经典中就有诸多对草木鸟兽、山川土石等“时禁”的记载，这些记载就是最初的表达了生态保护中的禁止原则。《礼记》中表达为“时禁”规定的禁止原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动物植物、草木土石、山川水泽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存于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的破坏不可避免，因为人在生存和发展活动中不得不利用、消费自然资源。但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与农业文明时期有本质的区别。农业社会人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刀耕火种，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大多是毁林开荒、过度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农业文明时期，人口数量有限，对土地的开发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与之相比，西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规模、高强度的榨取自然资源，同时伴随着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自然资源迅速衰竭，对生态环境带来难以磨灭的破坏性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在环境的自然的自恢复范围内，为了挽救对自然的破坏，通过时禁的规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现代工业文明之下，人对物欲的追求造成对自然的掠夺性破坏。因此更需要生态禁止原则，儒家的“以时禁发”需要以一种发展的形式，在今天的生态实践中发挥作用。
其次，还要吸取孔子生态伦理观中“取物勿尽”的生态补偿原则。如前文所述，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就是捕鱼不以绳网、射鸟不使巢倾，正是出于对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的滥用使环境下降，物种多样性锐减。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人具有伦理性，作为道德的主体，这种对宇宙自然不道德的行为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中，这种“取物勿尽”的生态补偿机制既是对自然的补偿，也是于对自然恩惠的报答。补偿原则的确立应该遵从自然发展的规律。孔子提供的“网开三面、不杀累卵、钓而不纲”的节用思想，是农业社会对生态补偿的朦胧体悟。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自然资源有固定的数量范围限制，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必然导致资源枯竭。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这种掠夺式的利用对下一代来说是不公平的，其导致的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灭绝对自然生命是不道德的。因此孔子“取物勿尽”的伦理观念作为生态补偿原则，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实现。
再次，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强调“中庸而致和”,也就是警示大家对自然的索取要适当，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可以说和谐是儒家“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明建构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天人合一”思想中所蕴含的和谐理念不是主张人类完全放弃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而是提倡以一种“共存共荣”的视角重新认识与把握自然。这种认识方式的转变是通过人的德性修养达到的，需要使人对自身存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这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构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倡导高品质、高质量、高标准的生活方式是相符合的。可以说，我们当下极力倡导的“生态文明构建”不是要求将社会恢复到自然经济时代、完全实现人与自然秋毫无犯的自然自在状态中去，而是在肯定人对自然有所依赖的前提下，试图建立一种和谐共荣的新型关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人对自然的索取真正实现“物尽其用”,而并非肆意破坏、无度滥用。在这种和谐状态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明显好转，有所提高的不但是我们看到的外部生态，更是内在的精神生态，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而广之，成为人际、生态兼顾的新风尚，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建设。
总之，以农业社会为背景产生的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受农业文明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限制，其生态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人在面对生态破坏时，通过四时时禁的规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古代的生态破坏。而这样的生态伦理实践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面前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环境危机对个体行为要求的提高，需要明确的生态伦理规范。现代社会的人类发展和生态困境要求在生物世界健康繁荣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利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根据协同发展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借鉴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的新内涵。
本部分内容，通过结合当下我国面临的具体生态问题，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可以说，要从根本上缓解当下的生态危机，首先我们应该从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漩涡中摆脱出来，回望前人特别是孔子的生态智慧，树立敬畏自然的生态自然观；还要求每一个公民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将“仁爱”之心施以自然万物，克己而慎独，真正做到爱护自然；还要发扬取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做到取物有时、取物勿尽、取物有度。总之汲收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之精华，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