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意蕴的近代转向及成功伦理重塑

　　成功是各个时代普遍关注的人生重要问题，但从学理上对其分析研究的却不见多。成功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凸现，使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正本清源，对其衍生机理加以剖析。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影响，提出了成功伦理重塑的应由路向。

　　一、成功的内涵及价值指涉
　　
　　成功作为一种能够体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是客观的社会评价标准在个体活动的实现。“成功”二字自其问世以来，人们关心较多的是成功的客观结果，却忽视了成功范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力和构造力。成功的价值导向即本文称之的成功伦理，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指向，它用以表明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根本特征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从本质上说成功伦理是人的价值实现活动对于自身安身立命而言的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人的价值或意义都以人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所及的价值是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的需要和欲望，而感觉和激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每一个人所感知、所理解、所把握的世界都不是世界本体自身，而是用自己的感官、思维、个性与世界本体共同构造的主体性世界。

　　近代，自休谟将“是”与“应当”区分之后，在价值实现的认识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具有客观不变性，人可以通过理性认知来验证价值的实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以情感作为基础，价值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前一种观点是实用主义言论，其谬误在于把“成功”与“事实”等同起来，忽视了具体实践的复杂性和条件性，往往把诸多条件结合在一起所导致的成功单独归功于理论，并由此推断该理论就是确信的。实质上实用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将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在的绝对确定性问题悬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从现实的角度来探索知识的确定性。

　　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认为，不管什么观念，只要它在实际上有用或具有当时的“现金价值”,都是真理；唯有实践才是判别观念真伪的可靠途径。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在这种语境中，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被认定为成功的标的，成功的价值充分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后一种观点是情感主义论调，其主要思想认为个体的主观体验才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成功与否完全在于自身的感受。

　　罗素是较早提出价值源于情感和欲望的哲学家之一。罗素认为：“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这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但情感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却是将道德价值判断沦落为个人情感的表达。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坚持事物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的观点，避免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倾向。

　　真理本身就有相对性和绝对性两个方面。从认识的客体看，客观事物是处于复杂的联系中的矛盾统一体，有无限多等级的本质，事物本身的矛盾及其本质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显露的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此情形下人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从认识的主体看，人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每个时代的认识都要受到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恩格斯也认为：“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在《评阿·戈瓦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问题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命运和使命问题，任何个人都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产物，个人的价值感受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条件、时尚、习俗、思想和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可以依靠价值导向整合、引导社会道德生活，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种“内在的尺度”,就是价值导向。因此，成功伦理就不应狭隘地界定在经济价值之内，还应当包括德性、正义、真情、兴趣、秩序、心境等诸多意蕴，涵盖真善美的全部意域，美就在于差异性的并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能促使个体心路历程提升、道德人格完善乃至物我和谐共生的某种满足感或归属感，都应当属于成功伦理的内涵。

　　二、成功意蕴的近代转向及成因
　　
　　古代社会“美德”在成功伦理中居于首要地位，“功利”则是次要的。柏拉图认为，理性追求的是最高的善，其中包含着对于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的理念的追求；意志是服务于理性的；欲望则是让人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使人具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理性的承载物；美德的本质在于理性、意志和欲望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善是最充分的、最重要的善，最高的善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他强调德性高于财富，德性统帅财富，反对德性“屈从”于财富而造成堕落。罗马时代的奥勒留将德性或伦理推上了至高的地位。奥勒留认为德性是世间唯一值得关注和追求的东西，无论是大众的称赞，还是权势、财富都不能与德性相提并论。在我国，《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长期被奉为成功伦理的最高标准，而且立德做人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树立的成功楷模是具有君子品格的人，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虽然承认人有“恶贫贱之心”、“欲富贵之心”,承认满足欲望的合理性、正当性，这是人的本性，而且“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不过他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应该努力做到“居仁由义”,事事合仁，时时合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现代社会随着人的主体价值的启蒙，人们开始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财富成为成功的显著标志，美德实则降为次要的甚至是工具性东西，功利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盛行数百年不衰的民众价值观念。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之本性，追求快乐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赞成什么，选择什么，最大幸福原则是个人选择的绝对依据。韦伯认为，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获得新的利润。韦伯指出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肯定世俗活动的宗教意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此后赚钱便成为荣耀神圣的事业。

　　作为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观建立在工具理性、财富、效率等基础之上，带有天然掠夺性、物化性，其本身意味着对主体的破坏、剥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具有本质上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关系。他说：“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

　　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 有 自己的 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歩，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现代社会中德性与财富在成功伦理嬗变中的此消彼长，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狩猎、放牧、农耕发展阶段之后，商业社会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商业社会市场成为人与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从全体社会成员看，每个人都得自己提供劳动成果，并在与他人的交换中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必需品。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人之存在的现实基础处在永恒的竞争之中，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最为根本的特征，善恶之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了平衡。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经济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以其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威尔弗莱多·帕雷托认为，对具体行动者而言，当行动的逻辑成分中的“目的”降格为当下的目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使财富和权力成为合理行动的必然选择，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终极目的具体内容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价值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不够发达。“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不能超越这个范围。马克思认为，世界“决不是某种在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他在批判施蒂纳以道德观念形态的演变来虚构人类历史时强调：“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于‘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三、重塑成功伦理的应由路向
　　
　　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产物。现实的个人是考察历史的起点，因而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着手是重塑价值观的逻辑起点。成功伦理的生成离不开个体的现实生活实践，在人类生活的不同时期，成功的内涵和价值指向不尽相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马克思以其实践哲学来解决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的矛盾。“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 能 被 看 作 是 并 合 理 地 理 解 为 革 命 的 实践。”

　　在他看来，实践的理性维度即合规律性，指主体根据规律来改造客体；实践的价值维度即合目的性，指被改造的客体对主体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两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其次是要重视价值观念衍生变化的机制。在现代社会，社会生活的纷繁变幻，人的情感结构的空前放大，都会影响到人对价值和意义的理解。现代社会多层次的利益主体、多极利益的追逐也会造成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实现价值方式的多样性和价值标准的多样化。在一定条件之下，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特别是价值观念，又会转过来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大众德性观，甚至侵蚀社会整体道德秩序。舆论机制、规范机制、心理机制和修养机制是观念生成的场所，是约束、感应和维持的动力系统，这些机制是通过刺激与反应、印象与习惯、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交织，来塑造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德性情感和德性观念。情境是成功伦理作用于个体德性的动力场，价值判断总是在一种具体情境中产生，社会情境影响着个体的价值情感，价值情感的变化会引起主体态度的转变，进而影响到社会行动结构和个体德性观。杜威认为，在心理的形成上，环境的“刺激”和个体的“反应”是不能分开的，离开了刺激，就没有反应；离开了反应，也就没有刺激。休谟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分为印象和观念，刺激心灵最强烈的知觉是印象，在思考和推理中得出的意象是观念。“一个意见或者信念可以很精确地被定义为：和一个现存的印象相关联或相联系的一个生动的观念。”印象能够通过一种生动的概念使公众对当事者的性格、姿态和个性形成一个判断，影响力和生动性的频繁再现会促使观念上升为信念，而缺乏印象或习惯联结的观念，在经过许多次重新评判后其影响力将日渐式微。观念的变化使人好恶态度发生转变，态度的转变进而会促使一种新价值理念的产生。内格尔理论概念与观察概念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关于理论的认知态度，“重要的是记住，一个理论是一个人为的产物；与其他人为的产物一样，一个理论很可能包含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只是对其人类创造者的特殊目标及其特有风格的表示，而不是那些具有基本的指称功能或表达功能的符号。”

　　再次是注重人的精神价值的引领。德性作为内在的道德信念的品质，不仅来自义务准则的规范，还来自善与恶的价值规定，而对善的目的价值的认同，则是一种更高的德性。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警世之言。马克思把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放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去理解，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找到评价社会价值的合理尺度。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不过是人的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是人从人的依赖关系，经物的依赖关系而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马克思承认异化在一定历史阶段进步性的同时，认为异化是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否定形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马克思指出了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参考文献：

　　[1] [英]罗素.宗教与科学[M].徐奕春，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6.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7.
　　[5]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56.
　　[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