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私德观的内涵及其进步性

　　近代史上，当民族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论著德性建立的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梁启超。德之分公德与私德，梁启超把德放到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来论述就别开生面，不拘一格。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他在民族危难时期，深深地感叹国家的不幸，深深地担忧民族危亡，也深深感受到了要对国民性中劣根性改造的必要性，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人民的素质提高，培养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的新民出来，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也正是如此，他才写出《新民说》，来论述国民性中种种的劣性，以期让人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劣根性，并加以改造，拼弃私德，树立公德，才能提升人民素质，才能使国家走上中国梦——富强的道路。[1]

　　一、梁启超私德观的内涵

　　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谈私德时说所谓私德就是指一个人“独善其身”，是“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的道义”，私德的内涵是“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这就从一个独立的人自身的修为角度来论述了私德的内涵。每个人都离不开私德，没有私德，也就没有个性，没有个体，正所谓“无私德则不能立”。同时他指出私德的内容还要遵从家族伦理，家庭伦理，“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这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用人离不开粮食来说明私德与人一个个体人的关系。这也说明了私德的功能就是加强自身修养，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家族、家庭道德修养，能独立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中规中矩，能遵循传统礼俗的规范人。同时，在论述私德时，他对私德于人的作用与地位加以充分肯定，他说“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下焉。”

　　这也就说明了私德之于人成长与成材，作用之大可以想而知。[2]

　　在论述私德时，梁启超是把私德与公德结合起来论述的。他指出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只重视私德而忽视公德的现象。如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谈到过德行，可是这些书中十有八九都是只谈私德，而没有谈公德，他说“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3]

　　这也就是说儒家文化缺乏对公德的教化，而重私德的培养与教化。而梁启超认为，私德与公德是两个不可分的，它们是相互对应，但又是相互依存的。

　　从相对关系上看，私德论的是一个人的家族伦理方面，是一个人要加强修为，使自己遵循的家族伦理道德观；而公德则是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伦理，是一个人的修为要符合、遵循国家首义、民族道义与社会道义。从两者的关系上看，他认为公德比私德重要，把公德放到私德前面，也是儒家所说的“先国家之急后私仇也”，而私德是一个人立身修行，是一切公德的基础，虽然私德是为公德服务的，但没有私德，也就谈不上公德。这既指出了私德与公德的主从关系，也指出私德的重要性。

　　二、梁启超的“私德”观的进步性

　　梁启超在肯定私德的作用与地位时，同时指出私德的局限性与不足，从传统儒家对私德的赞美声中发出不同的声音。进一步指出只重视私德，而忽视公德的危险性，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指出私德的种种不足，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4]

　　从修身的角度梁启超指出了私德范围窄小，无法成就一个人完善的人格。他认为私德与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五伦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私德观都是谈人与人的关系，在处理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说“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这些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私德，是一私人对一私人的关系。传统社会把私德与公德混淆了，他特别指出传统文化中的“忠”字，把对君尽忠认为是对国家尽忠；他认为“忠”应是忠于国家之“忠”，而不是忠君之“忠”，“忠”字所表现的内涵是“报一国之义务”。[5]

　　他进一步指出，整个封建社会培养的全是忠君思想，而没有培养出为国家、为民族尽义务的思想，这就是严重地把私德与公德混为一团。因此，他认为私德就是私德，不能替代公德，公德就是公德，不能埋没在私德之中。过去，人们生活在私德代替公德的社会里，也就看不到公德思想，看到的只是私德，人的视野也就变窄了，人格也就有缺憾，不健全了。

　　在论述健全人格与私德关系时，梁启超说“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之资格，庶乎备矣。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

　　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私德是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完善起到了阻碍与抵制作用，不利于独立人格的苏醒。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内涵是指人的价值、心理与精神方面的问题和内容，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与广泛性，而私德则是一个人的品性与自律方面的问题，它只是个人的修为问题。所以，私德有力地阻碍了人格的完善，不利于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梁启超指出私德阻扼了社会公共道德与意识的建立。这里用阻扼指阻碍与扼杀，这是双层意思。梁启超认为私德的形成与提倡，不仅阻碍了社会公共道德意识，而且还扼杀了人们的公德心。[6]

　　从阻碍的角度看，他认为传统的私德观是家族伦理观，而家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体聚民，它只是一个族的人团聚，它“上不与国接，中不与群接”，范围的狭小，也就道出私德的不足。

　　这种私德观由于视野的过于低下，它就不会培养一个人的社会公共道德观。也正如他所说“仅受范于一族之中。以己身为家族之身，一若舍孝弟而外别无道德，舍家族而外别无义务。”狭小的家族观阻碍了人们公共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人们看到的是家族利益，而没有看到社会与国家利益。从扼杀的角度来看，以私德为培养标准的封建主义里，私德培养的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学。在研究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后，梁启超提出了私德观是培养人的一种“束身寡过主义”行为。过去社会里的人际关系大都是“讥讽、怀疑、指责”等，例如文章中指出“若微生亩讥孔子以为佞，公孙丑疑，孟子以好辩。”说的就是这种人际关系，于是，人们为了调节这种人际关系，就来约束自我，走中间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行超越自己“本分”的事，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做人，也就为自己躲避社会，不关心社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种私德，扼杀了人们的公德心。结合现实，梁启超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衰落的国家，就是因为私德扼杀人们的公德心，都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明哲保身，都只注重个人修身求名，而不重视社会与国家的利益。没有公德心，不把国家的事当自己的事，岂有不衰落，不败的道理。人虽然多，四万万人，但不仅不能把国家的事当自己的事，反而扼杀公德心。

　　最终结局也正像他在书中所说“夫安得不日蹙也”。[7]

　　梁启超对德的阐述，特别是对私德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结合当时社会与国家处于危难的环境，批驳了传统的私德观不利于人的人格发展，扼杀了人们的公德心，提倡人们要“立新德”，进行一场“道德革命”，实质上也就是号召人们以国家复兴为己任，拼弃只重个人修身养性，要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向西方人学习，担当起维护国家与社会的任务。要排斥甚至摧毁旧道德，建立新生的道德观，国民的素质就能得到提高，国家就能扭转积弱，走向富强。在反复论述之中，也能看到梁启超认识到国民素质改造是一个长时间培养的过程，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他的希望，他希望国民立刻实现一个道德质的飞跃，国家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吴蓉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
　　[2] 梁启超 . 新民说 [M].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23.
　　[3]沈善洪,等.中国伦理学说史(下册) [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7.
　　[4]马永山.梁启超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3,(2).
　　[5]赵炎才.世纪更替与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构[J].重庆师院学报,2003,(1).
　　[6]张岂之等.近代伦理思想变迁[M].北京: 中华书局,1993:125.
　　[7]程立涛,苏建勇.私德外推即为公德吗-兼论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