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作为人的存在形式和实践的重要形态,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因而也是影响人类幸福的基本因素。交往具有两种生存论意义,一种是指人与自然的交往。它基于人的生命自然存在的物质需求,反映人作为现实存在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和主客关系。只有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人才能够不断获得自然需求的满足,在自然生存层面上享受到幸福;一种是人与社会的交往。它基于人的生命社会存在的本质需求,反映人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联系、协调沟通之主体间性。正是通过交往的作用,人类的生存境域才得以不断地突破、拓展,人类才能成其为自在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生命活动的类存在者,不断地趋近于更高层次的幸福。马克思特别重视交往问题,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交往与幸福生存的紧密关联,在马克思的理论架构中,其交往理论始终居于基础性地位。交往与幸福一直是他人类幸福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学术界一般比较注重从实践、劳动、异化、自由解放和共产主义等蕴含有交往活动及关系的范畴出发研究马克思幸福思想,尤其是在建设幸福中国的时代语境下,关于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生成语境、思想源流、发展轨迹、本体意蕴、精神实质、价值作用及其当代转换和逻辑演进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然而,学者们却往往忽略其交往理论与人类幸福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丰富的生存论蕴含。本文拟明确立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其人类幸福思想的价值意义,透视马克思关于人的交往与人类幸福的生存论语境,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其人类幸福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力求展现出一个马克思幸福思想研究的新思路,以见教于大家。
一
由于任何个人生存于世都离不开交往,因而交往也就成为理解全部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包括体察人类幸福的最基本的生存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其人类幸福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们深刻地认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第一,有利于直接地推论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①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交往还是与社会交往,都是以类化的存在形式展开的,单个的孤立的人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活动,也无从获得真正的幸福。对此,恩格斯这样理解: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
②这也就是说,个人的对己对人的真正的幸福,只有将自为和为他的目的结合,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实实在在地获得。现实的人的交往离不开人化的自然和属人的社会。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交往总以类化的存在形式整体地映现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生存的幸福状态。而马克思探讨幸福,正是从人的生存形式的社会本质出发,由个人幸福推导人类幸福,从而朝向全人类整体的幸福生存的。因此,通过马克思交往理论,可以更好地考察人类的现实生活及其整个生存实践,更便捷地进入到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深层境域,更为直接地推论出马克思的人类幸福思想。
第二,有利于借助切近生活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 “每个人都对他熟悉的事物判断得最好”③。因此,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大多惯于而且善于从人们最熟悉的生活现象切入,一层层地解蔽其现象存在的本质,建构他们精妙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建构的重要特点。交往是人基本的存在形式和重要的实践形态,它最切近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因此,就像马克思从人们最常见、最熟视无睹的商品中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与矛盾冲突,建构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一样,他也特别注重从人们熟悉的交往生活出发,理解人类幸福,建构他的人类幸福思想体系。尽管他的人类幸福思想内隐于其各种形式、不同场合的交往话语之中,但这些交往话语,总能够最为有效地切近现实的人的生活,因此,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出发,研讨、解读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能够对其有一个更为切近生活的正确认知、理解和把握。
第三,有利于梳理、归集、整合、分析马克思经典交往话语,清晰呈现其人类幸福思想。从总体上来看,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关于幸福的思想看似既无系统的话语表达,又无集中的理论表述,但实则贯通于他的所有理论之中。无论是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中,还是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中,他都极力阐扬现实的人的交往及其幸福,而透过他的交往理论,即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类幸福思想元素。他的交往理论以独特的话语风格,或理性地透析,或辛辣地讥讽,纵横捭阖,深刻地反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的交往,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幸福异化现象,映射出他的人类幸福思想的本质。因此,梳理、归集、整合、分析马克思经典的交往话语,即可更为清淅地呈现出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及其哲性智慧。
第四,有利于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的转换与衍扩。在当代,现实的人的交往语境变得日益复杂。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濒发、多种资源的枯竭等等,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往变得愈来愈困难。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当代人不断遭遇到自然界各种形式的报复,其生存常常受到严重的威胁,幸福指数不断降低。这些都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人对自然单向度征服、索取的不当交往观念与态度;另一方面,知识信息的混杂、网络媒体的交错、交往工具和手段的发展等等,都促使善与恶的德性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同步进化,各种欺骗、陷阱、邪恶、不公等等充斥于现实的人的交往行为之中,学校、家庭、村落、社团诸交往共同体的交往环境、交往观念、交往方式、交往习俗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幸福感也极易变异、弱化。在这种日益复杂的交往情境中,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如何通过交往使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大化的幸福,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展开积极的探索。而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出发,研究其人类幸福思想,更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实现有效的当代转换和衍扩,从而充分发挥其优化人们幸福理念、引领人们幸福生活等多重价值功能。
二
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出发,研究他的人类幸福思想,需要寻找到他的交往理论与人类幸福思想内在的逻辑关联,而这种逻辑关联,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考察。
第一,现实交往中的人———马克思交往理论视界中的幸福主体。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中所认定的幸福主体,不是虚无缥缈、主观臆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神或者其他某种永恒、绝对、神秘的幻象存在物,不是无根基的脱离人的现实交往关系的抽象存在物,也不是依赖本能享受着宇宙自然恩惠的其他一切非人类的无意识存在物,而是并且仅仅只能是活生生的有意识的处于现实交往中的人。
从生存论意义来看,现实交往中的人与人的现实幸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幸福感的生成,既是自在地依托于自然的,又是自为地超乎于自然的。一方面,人的幸福感的生成,与人的自然属性相关,人的幸福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幸福,体现了人与自然天然的交往关系: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④因此,现实中的人必定是自然界中的人,其生存及其幸福感的产生,不可能脱离自然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的幸福感的生成,更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关。马克思论述现实交往中的人作为幸福主体的独特性,虽然是从人的自然交往与社会交往两个方面展开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突出了人的社会交往与人的幸福的本质关联: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⑤在这里,马克思明确了人自身生产以及人的产品交换所体现的现实交往关系都是在类活动中进行的,具有自在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作为人的类精神的特质,这一特质,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与享受,显然,其中包括人们由此而感受到的幸福。正是这种社会活动与享受,以及基于社会活动与享受而产生的幸福感,才体现出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的存在。马克思更进一步强调: “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⑥这就是说,人总是在实现自身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他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的,而人的社会本质与他作为单个人的本质是同一的。换句话说,人实现自身的社会本质的活动,包括寻求幸福感受,都要在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进行,并从其中生成出来。人的幸福感当然也离不开人的自然感官,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⑦,人作为幸福主体,其幸福感与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与“以往全部世界历史”都是不可割裂的,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与解放,达到个体以致整体的幸福。
第二,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马克思人类幸福思想的现实交往理念。马克思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的人类幸福思想元素,是他从热衷于宗教信仰转变为反思宗教的过程中,基于对宗教虚幻性、欺骗性的批判和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交往关系的体察而形成的。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受基督教影响颇深,在 《根据 〈约翰福音〉论信徒和基督合为一体》一文中,马克思曾极为虔诚地歌颂自己对于宗教虚幻幸福的感受: “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知识的极其隐秘的深处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⑧年轻的马克思一度沉醉于这种宗教狂热、虚幻的幸福快乐体验之中。然而,当马克思清楚地透视到宗教的本质,并且从宗教颠倒的世界观和虚幻、错乱的精神束缚中超脱出来的时候,他便转向于从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实践交往关系中关注、阐扬“人的现实的幸福”、 “人民的现实的幸福”了。他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 “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⑨人只有在现实的物质与精神交往中,才能寻找到真实的自我、体验本真的自我,达到真正的自我,获得现实的幸福。正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及其交往关系的根基之上,马克思运用宗教批判的锐利思想武器揭示了宗教的虚幻性、欺骗性: “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⑩他深刻地认识到幸福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理感受,是随着现实的生存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他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存条件下的人的现实幸福,是现实交往中的人在其生存际遇中所生成的实实在在的幸福,而绝不是脱离现实的过往的幸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的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样,在对宗教冷峻的批判和深刻的剖析基础上,马克思寻找到了人的交往的现实性与人的现实的幸福之间的必然关联,确立了其人类幸福思想的现实交往理念,并且将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的旗帜高扬起来。
第三,生存实践的交往———通往自由与解放的人类幸福之路。如何才能够实现人的幸福,通往人类幸福?马克思从生存实践的交往意义上阐扬了一条无产阶级以致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幸福之路。从马克思实践的观点来看,交往应属于生存论意义上的一个实践的范畴,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也体现为真正的、社会的人的本质特征。生存实践的交往是在历时的和共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它根源于社会分工,以变革世界、改善生存环境为目的,促成了主体间沟通、渗透、制约、影响、协作、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交往又是以人们在不同的分工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为前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交往,更谈不上人的社会联系。”
当社会分工将人们的活动分离为物质与精神的不同性质的劳动之后,社会交往也就会使这种分工链接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群体力量。随着社会的变革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的实践能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作为生存实践交往形式的劳动,其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从而消灭社会分工,实现个人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占有。而一旦实现了个人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占有,即是意味着生存实践中的人的交往真正成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行为,由此也就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达到人类幸福的理想境界。这种通过人类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的演进与推扩而形成的生存实践的交往,正是一条通往自由与解放的人类幸福之路。
这种幸福的生成,显现为两种样态:一种是幸福生成的结果样态。它作为个人幸福以致整个人类幸福生成的某种静态的结果,既表现为不同历史形态之中不同的人们改造自身生存世界、改善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定内容和形式,也表现为同一历史形态之中不同的人们改造自身生存世界、改善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定内容和形式;另一种是幸福生成的过程样态。它作为个人幸福以至于整个人类幸福生成的动态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生活,改造自身生存世界、改善所处生存环境以谋取幸福的实践推进与延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境域中,马克思从生存实践的交往出发,在对这两种幸福生成样态予以考察的基础上构筑了其人类幸福思想体系。他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现象,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幸福异化的种种结果样态,同时,也提出了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所指示的正是一个朝向自由与解放的动态的人类幸福生成过程。
第四, “生产出完整的人”———财富 “普遍的交换”的人类幸福价值。马克思还从交往的本真意义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异化的现象,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受到顶礼膜拜,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生存实践的交往,其真实的价值功能却为各种横流的物欲所掩盖。
他指出,财富真实的价值功能应该就是 “生成出完整的人”从而生成现实的人的幸福: “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
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
在马克思看来,真实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就是剥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形式、实现其本真的价值功能、体现人的自由自在的 “普遍的交换”关系,以其最大化的价值作用方式满足人的幸福需求的财富,而不是作为一种异化的物质力量存在于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交往之中的财富。也只有这样的财富才能创造出个人的欲望、才能、娱乐以及生产能力;才能使人类充分发展其既支配普遍的自然又支配自身自然的能力;才能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赋,发挥出其 “一切方面的能力”,使人的发展达到 “不能用任何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从而 “生产出完整的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完整的人”,也就是获得了真正自由与解放的人,就是臻于人类幸福理想境域的人。
第五,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一幅人类幸福生存的美好图景。马克思的人类幸福思想,通过他所设想的理想化的交往形式———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与其交往理论实现了贯通。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是一种在克服以往一切自发性交往的基础上自觉建立起来的交往,它是以实现一切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作为幸福的理想目标的。马克思所倡导的最大幸福,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解放和自由,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所以他的口号即 “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在阶级社会,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受到异化与束缚,只有少部分人发展了多方面的能力,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能够在解放与自由的条件下,实现其潜能的全面发展。恩格斯在预测未来社会的特征时对共产主义社会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条件下的人的自由发展进行了描述: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
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 “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不是牺牲和妨碍别人的自由发展,反而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呈现出的是一幅人类幸福生存的美好图景,对于这个联合体所具有的交往环境条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洋溢地进行了诗意化、理想化的描绘: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智慧和道德使自私的想法荡然无存;每个人都愿意而且可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从而创造大量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按照需要获得物质和精神产品;劳动成了人类的第一需要,使人们的体力增强、能力发展,并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人和人之间除了和谐还是和谐。在这样的联合体内,人类成了自己的主人,一切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充分自由的发展,而人的所有的交往都直指人类幸福的本质。
总之,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其人类幸福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对之予以探讨,可以直接推论他的人类幸福思想,并给予切近生活的解读,可以更好地呈现、体察并推扩他的人类幸福思想。马克思把现实交往中的人确立为人类幸福主体,并立足于现实生活及其交往关系,批判宗教幸福观的虚幻性、欺骗性,提出了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的幸福理念,强调人的现实幸福是现实交往中的人在其生存际遇中所生成的实实在在的幸福。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异化现象,揭示了财富的人类幸福价值,即体现人的自由自在的 “普遍的交换”关系,并以其最大化的价值作用方式满足人的幸福需求,也就是说,它能够 “生成出完整的人”———获得真正自由与解放、臻于人类幸福理想境域的人;马克思还创设了 “真正联合的自由交往”的理想交往形式,描绘了一幅人类幸福生存的美好图景,在这样的联合体内,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一切人都获得解放和充分自由的发展,而人的所有的交往都直指人类幸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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