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德的文化生态场及现代启示

　　影响一种文化( 观念) 生成、发展、转化的因素很多，既有自然的，又有经济的、社会的，其相互作用则更错综复杂，根据诸因素和其相互作用对某文化( 观念) 不同程度不同侧重的影响，形成以该文化( 观念) 为核心层次分布的场域化存在———文化场———它居于特定时空中，具有向心性、动态性、统一性等特点。文化生态场理论的“场”含义为物理学意义上“场”概念的文化学引申，用以描摹历史与社会中的文化以及诸文化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从文化场的理论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或文化观念的发展既是一个动态过程，更是一个各种环境及文化因素作用与反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过程。

　　一、传统孝德的文化生态场分析

　　文化生态场的构成大致可分为基础层、生成层和目标层三部分，本文即以该三层架构为分析框架对传统孝德进行分析。

　　( 一) 基础层

　　该层为一文化或文化观念的形成准备了最基本条件，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产生与发展。

　　1． 生理条件与情感—生命意识: 决定了孝之情感属性，为人之为人的确定性张目从人之个体的生物学属性来讲，人类的诞生须有父母的孕育，同时人之天生的器官与其他动物相比，在出生时发育还很不足，可以说是“未完成的”。“就机体而言，人体在生命第一年仍需要在母体子宫外进行生物学发育，而其他哺乳动物的这种发育是在子宫内完成的。……它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一种稳定环境，保护我们免遭灭绝威胁。生物学没有提供的，必须由非生物学手段加以补偿。”

　　人的这种“未完成性”、“先天缺失性”，需要“非生物学手段”即代际的哺育来补偿，“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小雅·蓼莪》) 。这深情的摹写表达了对父母抚育之情的感激和强烈的报恩心理。“抚育”、“报本”之情，因情感生命意识而得到升华和强化，渐渐形成了“人本乎祖”( 《礼记·郊特牲》) 的生命源流性认知。

　　祖—父—我—子—孙的这种生命延伸序列，会形成基于个人血缘情感上的生命永恒意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1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为整个宇宙”。“孝”之一字，由老字头与子女的“子”组成，上亲下子既表明代际的相互扶持，又表明血缘的延续传承，因天然血缘的存在，“孝”成为最自然、最朴素的“情感性德性”，成为人类社会其他德行的根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中庸》)。“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

　　人之代际传承的依赖性和由此而成的生命意识，也潜在地揭示了“我”在人类之生命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特“这一个”地位，个体之人的代际传承，既是“生命”传承，同时也是“声名”传承，独特的“这一个”总想在完成基本的生物学意义上所担负的责任之后，把自身涵养的崇高德行意义上的“声名”也变成为族群的生命符号，从而进一步丰富族群的传承基因。人之代际传承依赖性之“孝”和独特“这一个”之“孝”，既是个人的德行，又成为代际传承的生命符号，并因生命的传承性而得到拓展强化。情感性之孝，为人之为人的确定性张目。

　　2． 代际—族权 ( 王权) 契约性交换与边际效用: 规约了孝之物质性、伦理性和制度性特点从人之社群性物质保障来看，生命的延续必然有情感性，当然同时也需必要的物质保证。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小农经济，难以形成完整的储蓄和保障体系，为降低物质储存及交易风险，父子亲人间的“借贷”成为最优选择。同时，人之幼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生产能力的变化，使个人选择在自己生产力高时既“还债”( 对上一代的孝养，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保证自己的“贷出”能顺利收回) 又“贷出”( 对下代的哺育) ，进行必要的“投资”，保障自己在老年时能够顺利生存，这就形成一个世代交叠更替的代际交换契约链。这一现实物质性契约链条关系每一人的存活和家族甚至国家的发展延续，为保证这链条的坚固，强化性的伦理原则之“孝”应运而生，成为这一“家族性储蓄( 投资) ”的保障。

　　当情感之孝随社会发展慢慢经伦理德性之孝被族权或王权裹挟绑架从德性之孝变为政治制度之孝后，它不可避免地与族群或王权性契约交换产生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制度德性之孝( 相对缺少个体自由、自觉) 也是一种储蓄，即某个人用超乎常人的苛刻孝行，来迎合谄媚“权力”，期求孝行“声名”在将来对自身带来的利益，以及其在家族生命传承长河中镌刻下属于自己的独特个体印记，并随生命长河永世流传。

　　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理论也为上述观点提供解释。人会努力把财产分配于所有现在或将来的不同用途之上，来使财产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同。对于延缓使用财产，放弃获得现在的边际效用的估计，必然考虑以下两点: 一是延缓获得的不确定性; 二是未来效用和现在效用的差别。

　　在孝观念指导下放弃自己当下部分享用物质来对1践行情感、伦理甚至制度规约之孝的愉悦，同时也可预期地获得将来的生活保证和未来的“声名”利益，子孙会在自己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将来也对自己尽孝，子孙( 或权力执有者) 也会记住、旌表前辈某人的孝行践履。

　　3． 地理环境与生产—劳作方式: 使老者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尊位，把孝之情感性与物质性相汇通从人之自然环境和获取物质的途径看，生命延续所必须的物质仰赖土地与劳动者的“有效”劳作。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因大山大川形成的相对封闭性和较适宜生活的特点，且气候、水土适合以农业为主，先人只要按时令、节气，努力采狩、耕种就能有所收获。但生产力的落后、生产工具的简陋，决定了生产活动的组织要采用互助协作的集体劳作方式，殷墟甲骨文就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在甲骨文中像三耒共耕，《周颂·载芟》也记载说: “千耦其耘”。这种集体1族( 宗族) 成员( 人与人) 相互间的依赖性，又因老者具有的丰富生产经验而强化了老者的功用和地位。个体性便在一定意义上被淡化，每一个人被纳入到一种以“老者”居于特殊尊位的“族群式”生产组织机制之中，基于物质生产技术上的尊老之“孝”自然会发展壮大。

　　生产力落后，生活物品缺少，共同协作的生产方式也否定了个人对共同劳作产品的排他性占有，“老者”既是生命源头上的“长者”，又是在生产经验上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的“能者”，同一族群( 氏族) 内部食物供应必然强调对该特殊群体的优先供养分配，物质上的供养之孝进一步养成、强化，渐成为人类共同信奉的分配模式和尊老传统。

　　( 二) 生成层

　　该层对一种文化或文化观念的发展或转向影响甚巨。

　　1． 宗法制度与政治王权: 使情感伦理之孝进一步异化为威权强制之孝，孝之政治工具性渐显宗法制度是一庞大复杂却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构造体，是宗族与君权的混合。“族”是指全体有血统关系的人，没有主从之别; “宗”则指在亲族中奉一人为主，“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白虎通义》) 。从政治关系上看，他是天下的共主，从宗法关系看，他又是天下的大宗。始于周的这种家国一体的宗法制，把所有的关系都纳入到家长制下的“亲亲”原则之中，用“亲亲”为“表”，家长的权威或政治权力为“里”，君主一人便兼具了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统治者大宗的地位和帝王权威，必然抬高宗主( 族长、家长) 的地位，强调后代的尊祖孝宗也就是强调尊孝国君，“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开宗明义章》) ，孝从伦理道德科目向宗族政治性伦理规则扩张。历代帝王采用孝道入法、以孝选官、旌表孝道、讲授《孝经》等种种举措提倡孝道，加速了其政治制度化进程，孝从一情感德性、伦理德性、物质德性，进一步强化为制度德性。于是，亲情伦理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礼记·大学》) 变为始于汉代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原属血缘亲情的平等父子，随着家长权被逐渐推到极致，发乎自然情感的健康平等之孝渐渐演变成威权强制之孝，演变成孝、忠一体。公允地说，孝道制度化一定程度上强有力地推广普及了孝德，但更形成一些“愚孝”现象，影响了孝道的自由健康发展。

　　我们还要看到，统治王权的孝道策略会随着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外部环境比较和平，并且生产技术更依赖老年人，那么统治者将推行较高的孝道水平; 反之，如果战争带来的预期收益更高，或者生产技术更依赖青年人，那么统治者将推行较低的孝道水平”。统治王权对孝道目的性极强的控制，也一定程度上剥离了孝道的情感性，促进了孝道的政治性、工具化。

　　2． 文化威权与普通民众: 文化威权对孝的弘扬既促进了孝德、普遍化，又进一步消解了普通民众的孝之个体自觉性文化观念的形成发展离不开文化权威的总结倡导，他们顺应时代发展，通过着书立说、游学讲授等方式总结并普及某文化观念。孝之观念虽出现于商代或更早，但真正蔚为大观，离不开孔子及思孟学派的系统化研究、概括与进一步推广。很多文化权威随着皇权的介入也渐变为文化威权。

　　战国末年《孝经》的诞生，标志着孝从家庭伦理向政治伦理的扩展正式完成，“以孝事君则忠”( 《孝经·士章》) 。而汉代“以孝治天下”则明确确定其意识形态价值。自《晋书》开始，正史中开始有了专载“孝子”的章节，此后历代正史( 除几部外) 皆有记载，如《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专列“孝友传”或“孝义传”等。更有一些文化威权用编写通俗读物的办法来传扬、推广，如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 24 孝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又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家喻户晓的孝道读本。由学而优则仕的官制，各级官员都以政府官员与文化威权的双重身份，身负宣扬德化、旌表孝廉的使命与重任。

　　基于素朴情感生命意识基础的普通民众于个人情感上愿意接受孝道观念，加上文化威权的宣扬，政府层面的推崇，蒙学中的讲授，孝普遍化于社会。从上到下、从国家制度到族规家法，这些强调不断强化了对人的孝行监督，很多族规家法中规定对不孝忤逆者处之以活埋、处死等严罚，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时还存在。走到极端的传统制度性之孝所含有的无视个人情感、德性表现和具体条件差异，消解了个体的自由自觉，把个人孝德表现异化为对个人生活的严格约束，孝成为一种必须践行的硬性要求，血腥酷刑下那些履行孝德的民众心中，还能有多少源自天然的血缘情感，这的确很可揣摩。

　　( 三) 目标层

　　该层为一文化或文化观念的最终发展之标的，对该文化样态的发展有引导之功。

　　1． 父慈子孝、上下和睦: 孝之目标指向的情感伦理性和政治制度性双重维度

　　孝作为文化观念必然具有一种指向性目标，第一层次的指向目标就是父慈子孝，即长辈和晚辈平等基础上的“报本”孝养关系，使家庭有序，宗族和谐，生命延续。孝基于亲族性的情感，主要面对的是情感，由情感的满足，解决物质上的供养，以此来达到家族、社会的和谐。

　　第二层次的指向目标是上下和睦。如果说孝产生之始在于氏族内部，是一家庭伦理，那么宗主即君主的宗法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使孝必然向政治靠拢，用亲人之德消除反抗，以全民之孝达到尊养一人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孝的个人自觉德性，用消解个体的方式，达到张扬“下顺上”的孝之制度德性的要义。

　　2． 更好的生存: 孝之目标指向的类存在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类实践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德性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定族群生存经验的横向和纵向累积，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作为类的生存与延续问题。所以孝之最高目标就是人作为类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之生存，更安全、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二、传统孝德的现代启示

　　基于上述孝德文化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孝德存在发展于一定的文化生态场域之中，具有情感性、伦理性、物质性、制度性等四重属性和个人、族群( 社会) 、王权( 国家) 三个层面，欲构建新时期孝德必须既注重其文化场因素的时代变化，把握其时代特征，又吸收古代孝德发展演化的经验与教训。

　　( 一) 基础层

　　1． 新时期生命个体自觉意识的高扬，对孝德传扬带来了正负双重影响

　　生理条件和生命意识是孝德产生的最素朴情感性本源，时至今日，我们的自然生理条件和生命意识并无多大改变，但伴随生命意识而生的个体自觉意识得到高扬，这一方面会使个人层面的孝行践履变得更为自觉，但另一方面又潜存了个体意识膨胀之后过于注重一己之私弱化或消解孝德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基于情感性适当强调个体人的生命源流性意识和代际传承的依赖性，慎终追远、报本反始。

　　2． 新时期孝之代际契约性交换关系的松动及其应对之道

　　单从物质经济来看，孝是投入物质换回相对确定的情感满足和未来物质保障。现代收入的提高和储蓄保障体系的极大完善，使代际( 族群间)的交换契约关系发生松动，经济收入水平与孝的践行水平成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可为此证明。

　　这一松动也使孝的未来边际效用低于现在的边际效用，孝的践行之物质性需求有所降低。这要求我们在新时期孝德建设时，注意强调回归其情感性本源，强化其情感伦理性弱化物质性，通过基于个体人层面的社会孝德信用建设，即孝顺的人，凭借其孝德信用在个体发展上享有更多机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孝的未来收益的确定性，以未来边际效用的确定性来引导其当下的践行。

　　3． 新时期随交通和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由古之“家庭人”向现代“社会人”的转化，对孝德传承造成的“机”与“危”

　　交通的便捷发达，使地理环境的限制进一步消解，生产工具的发达让每一个体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宗法制度解体，族群内协作淡化，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族群内协作转化为社会单位内协作，家族人变成社会人，这使家族之孝进一步弱化。虽然传统个人族群性局限的去除，社会性个人的形成对孝德建设提供了有利因素，降低了孝德异化的风险，但家族的弱化必然对以生命情感意识为基础的孝德带来冲击。社会人的现实，要求社区、企业、两新组织等社会组织要自觉肩负起对社会人的孝德引导，建设社会人层面的社会孝德信用，以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大院、企业文化展馆为场所载体，古为今用完善新时期村规民约、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等，留住并发展传统文化根脉，自觉弘扬孝德的社会伦理性，让孝回归于普通情感层面、伦理层面，建设基于个体人和社会人基础意识上的新孝德。

　　( 二) 生成层

　　1． 人由古之“王权人”变为现代“国家人”，为孝提供了新制度性德性的建设空间

　　现代政治的人民性使传统王权人变成现代国家人，这进一步否定了封建王权对孝的扭曲和工具化，为孝回归家庭情感，回复伦理性，回复到个人自觉意识的正确轨道上来提供了前提与保证。

　　我们要看到封建孝德制度化的孝德异化弊病，但也要吸收其在保证并普及孝德践履上的长处。这一借鉴必须剥离其“工具性强制”改以“倡导性”

　　为基调，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的倡导性制度规定，完善孝德制度建设，把基于王权的“强制性”孝德转化为基于个人情感和伦理的“倡导性”制度之孝。

　　2． 人由古之“群氓”到现代“文化人”的转变，增强了新时期孝德传播的情感性、理性化

　　现代普通民众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文化识别能力的增强，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都使传统文化威权的影响力削减，每一普通民众都有自我表达的条件，民众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民众即知识人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提升，“群氓”到“文化人”的变化，使“愚弄、神化”的传统孝德文化外衣剥落，权力的文化威权重新变成科学的文化权威，摒弃“拔高”思想，强调通过“真实”、“接地气”的优秀典型弘扬孝德，促进孝德文化的大众化与全民性。

　　( 三) 目标层

　　目标层之父慈子孝、上下和睦随皇权的解体，必然变上下尊卑为平等意识基础上的父慈子孝、上下和睦，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强调基于现代个体人、社会人、国家人、文化人基础上，把传统之孝的情感性、伦理性合理扬弃，物质性适当弱化，制度性科学重构，建设回返于生命源流意识、情感意识基础上的新时代孝德，在丰富实践智慧的基础上保证人之更理性而诗意之生存。

　　三、结语

　　孝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场诸因素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为促进新时期孝文化的健康发展，真正实现其崇高目标，我们要在充分分析其文化生态场的基础上，对孝文化进行文化源头的科学复归，即: 一要剔除宗族与王权对孝的异化，高扬其崇高的生命意识，使孝伦理回归于情感与家庭，促进孝自然健康的发展; 二要把孝回复到人之自觉的个体意识基础上，把孝诞生之初即有的朦胧个体意识转换为当今之自觉主体意识; 三要把人之个体属性、社会属性、国家属性和文化属性结合起来，注意对传统之孝的情感性、伦理性、物质性、制度性的批判扬弃，适当发挥孝德信用的边际效用，从家庭、村落、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到社会、国家等微观与宏观层面，以孝德文化礼堂、孝德文化校园为基础场所，以孝德榜、孝德讲堂、孝德图书等为载体，充分培养人民的个体自觉孝德追求。

　　我们要借鉴传统孝德，厘清新时代孝德文化生态场诸因素，为孝德破除冰硬的制度约束，让孝德发自纯善的内心情感、化为自觉的伦理操守，形成全民讲孝德的社会风尚。我们更要自觉运用文化生态场思维来研究诸传统道德的文化场特点及其现代发展变迁，营造新时代道德文化生态场域，批判地继承并弘扬传统道德，促进美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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