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伦理学的研究现状与问题(2),伦理学论文

　　聂教授自2004年至今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详细地论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理论基础、对象、内容以及发展趋势。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序言中，叙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基于西方文学批评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诞生的，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文学始终是以伦理和道德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因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就是人类的一种基于生产劳动和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情感表达。文中强调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既是历史主义，也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要求我们客观公正地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上的文学和文学现象，研究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2].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中，他提出文学不仅具备着审美的功能，还具有着教诲的功能，而且这两个功能是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3].他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中，从特定的伦理环境中进行文学批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中，他论述了伦理学用于文学及艺术研究的可行性，以及文学与伦理的内在逻辑联系；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中，聂珍钊叙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其后，程锡麟、王宁、刘建军等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与拓展做出了理论贡献，与西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4].之后刘建军、李定清、龙云等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伦理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索了两者关系的际缘。

　　2. 叙事伦理批评：叙事主体具有传播道德、教育教化的责任

　　叙事伦理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1987年美国文学伦理学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翻译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翻译出版的西方文学伦理学着作，对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21世纪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基础[1].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学与道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认为“今天的大多数小说家--至少那些用英语写作的--都已感到艺术与道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关于道德的流行说法完全不同”[2].布斯倡导文学创作要以道德教化为目的，作家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为谁而写作。

　　这部着作的出版发行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程锡麟等人纷纷对其撰文进行研究分析，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程锡麟的《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程锡麟在文中解析了布斯提出的“隐含的作者”（implied author）和“审美距离”,阐述了小说在叙述技巧和叙述方式上的伦理内涵，提出了作家的“道德义务”以及小说承载的道德教化作用。同时，他也批评布斯习惯性地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其他作家[3].刘小枫是我国较早使用“叙事伦理”一词的学者，他将伦理学划分为理性的伦理学和叙事的伦理学。1999年，他出版了《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此书被誉为中国叙事伦理的第一部着作，同时也是国内文学与伦理之关系分析的第一次尝试。刘小枫将现代背景下的伦理状况作为研究重点，并将之分为：人民伦理和自由个体伦理两种类型，提出：“民主的自由是人民公意的自由，这种自由必然是人民意志的专制自由。自由民主是个体感觉的民主，这种民主必然是有思想和感觉分歧、冲突的民主，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使得民主不可能结集为统一的公意，更不用说由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器用专政来贯彻统一的公意。”[4]

　　刘小枫以评述小说和电影为主体，质疑自由个体伦理的理论和实践后果，提出神义论自由伦理则是这部着作的目的[5].其后，伍茂国从伦理学角度对“叙事伦理”进行了界定：文学研究视域内的叙事伦理包括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方面。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例如与不同时代相对应的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伦理可能性的探究，即伦理乌托邦建构[6].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认为，叙事伦理不仅要求叙事者具有道德立场，也要求叙事内容具有道德底线，也就是说，任何一位有德性的小说作家必须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保持最基本的伦理关怀[7].作家在进行叙事过程中，不能误导读者主观地将自己带入正当和善，譬如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在描述刘安杀妻给刘备吃时，将这一行为作为正当行为来塑造，显然违背了小说的叙事伦理。

　　3. 文学伦理的精神及其学科设置

　　除了文学伦理批评和叙事伦理等研究外，不少学者也开始针对文学伦理这一学科来进行元理论研究。2003年李建军出版了专着《小说修辞研究》，此书在一定意义上沿着布斯《小说修辞学》之路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布斯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反对意见。李建军认为在布斯的理论体系中，人物和情节没有占据应有的中心位置；对人物和情节在小说中所具有的修辞意义，布斯强调得远远不够[8].李建军长期从事小说修辞研究，2012年发表了《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阐述了小说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要把伦理问题当作小说学的核心问题，以道德和伦理为主题是小说的重要特点。另外，刘玉平、龙云、陈永明、周秉山、成海鹰等人从文学伦理的概念、特点及历史出发，分别以“文学伦理的精神”,“文学伦理的生成和流变”,“文学伦理的学科设置”等为切入点，对文学伦理理论进行了研究。龙云等研究者提出了文学的伦理精神，包含如下内容。第一，作家的道德责任。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作者的道德理念直接通过文本传递给读者，也影响着读者，因此规范作家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属于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第二，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文学来源于生活，以人或人之关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向来占据着极大比例，一部好的作品能够使读者心灵高尚，而一部坏的作品也能诱导人走向深渊。因此，考量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道德内容也是研究范围之一。第三，读者的道德心理。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与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这共鸣就是来源于作品达到了读者的价值预期，产生了契合点。第四，文学的伦理功能。文学的伦理功能包括了文学批评和文学批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的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确立了文学伦理学的学科名称。在近些年的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对于这一学科的名称为文艺伦理学还是文学伦理学产生了分歧，甚至不少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成海鹰等研究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要将两者进行区分，一般来说，文艺包括了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研究范围上比文学要广。

　　三、当前文学伦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文学伦理批评、叙事伦理以及文学伦理学元理论研究被提出来后，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入文学伦理学研究，但是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问题。

　　第一，伦理与道德概念的混淆。目前活跃在文学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大多是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自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在中国被提出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学术文章，但是其中不少将伦理和道德进行了混用，有些作者有意避开了两者的纠缠，干脆就两者并用，于是“伦理道德观”、“伦理道德思想”、“伦理道德准则”等表述屡见不鲜[1].基于这一点，聂珍钊在2006年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一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也不仅如此。文学表现的是艺术化虚拟化的人、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伦理学研究的则是现实中的人、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所以我们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过程中，也要结合现实生活进行比较。其实，道德和伦理两者既不能混合使用，也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作为相同或相通的概念。对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区分和使用，不仅是伦理学界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文学伦理学研究者也应该认真甄别。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的实际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指有关处理这种道德关系的规则[2].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无时无刻不处于各种关系之中，人通过不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从而探索和思考人之为人的“应该”.伦理，是对这一“应该”的理论分析，而道德，则是对这一“应该”的规范践行。

　　第二，实践运用程度不高。目前国内的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文章，绝大部分集中在理论构建层面，诸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术语、三维指向、内涵阐述、精神构建等等。殊不知，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概念，在文学领域是文学批评的方式方法，放之伦理学领域，则是文学伦理学系统的一部分。文学伦理学是一门应用的学科，文学伦理学批评构建的意义及全部的生命力在于其实践与运用，其理论体系也只有在进行文学批评中才能得以发展与补充。当然，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某位作家或某一时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也逐渐增多，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就批评而批评。文学批评既然采用了从伦理的立场去分析、阐述文学，那么，其功效较之往常的文学批评方法具有更广阔的功效性。
　　
　　第三，应用过程缺乏伦理学深度。根据笔者广泛搜集涉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献资料，其98.3%的作者都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专业学生，大多数针对文学作品进行应用性伦理批评的文章实际上并未将伦理学很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不少作者的文章略显跟风之意，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名为伦理批评，实际上仍旧是从文字素材到文字素材的批评模式，对当时代的伦理思想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文学作品是作家的产品，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创作素材与创作过程离不开当时代的社会背景、伦理思想，如果将伦理学和文学批评割裂了来进行批评，那么这种方法存在的意义就相当可疑了。

　　第四，文学伦理的元理论研究严重匮乏。虽然近三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于文学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其研究内容无论是文学伦理批评，抑或叙事伦理，虽然都采用了“文学伦理”这一提法，但是做出详细阐释的却寥寥无几，以至于目前文学伦理学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能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国文学伦理学的发展和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研究任务也非常的繁重。首先，我们亟需展开文学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构建其学科体系，完善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让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应用有据可循；其次，在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等文学活动时，必须牢固掌握伦理学的知识谱系，加强文学与伦理学的联系，否则这一方法便失去了其重要意义；最后，文学伦理学与经济伦理、新闻伦理、环境伦理等应用伦理一样，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应用，是一门对其他学科进行道德审视的科学。譬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其意义不仅在文学作品之内，更在于文学作品之外，我们应当关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过程，但是更应当关注批评之后，我们从批评中得到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通过批评去构建一个更完善、更合理的文学伦理学体系，指导更多的作家少走弯路，明确其创作的动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