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美德伦理的阐述

　　美德伦理学诞生于古希腊，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其关注的中心词便是美德、强调存在而非作为。柏拉图曾主张知识即美德，他以二元论的观点来看世界，将世界划分为理念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并且认为由于经历了出生的血腥，人类原本干净纯真的灵魂被污染，而要回到理念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哲学思考，不断地汲取知识。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其最为擅长的正是哲学思考，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是建构在目的论基础上的，下面就让我们着重来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阐述美德伦理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就是每一种实质①都有其目的，其目的不但阐释了自身的活动，并且提出了活动的衡量标准。以橡籽与橡树为例，橡籽的目的在于长成橡树，当它呈现出橡树的模样时，就完成了自我实现；同样，人的存在也是有目的的，行为是由目的驱动的，即作为人应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诚然，人不同于橡子，人存在的目的不是仅仅为维持生命，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应该指向某种终极的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这种终极的善解释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指向的目的，即幸福，他认为幸福是恒常持久的，系统而相互关联的，昨天感到幸福并不能就此认为以后都是幸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燕不成春，一日亦如是；同理，一朝一夕不能令人长欢喜”.由此，幸福的内涵就不是指拥有财富、地位、权力、名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依附于幸福，而不应是幸福依附于它们。这样说来的话，到底什么才称得上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对此是借由功能主义来进行说明的，他认为人发挥了人的功能，就实现了幸福；他指出“人类的功能是灵魂的活动与理性相一致，或者不从理性分离”,自此可见，人没有橡籽那么幸运，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有灵魂也有意识，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人是有尊严的，是理性的存在，理性对于人的功能在于指导人该如何行为，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在他看来，实践智慧可以获得内在的善，是可以习得的品质而非天性，实践智慧为美德伦理学逃离空洞的说教提供了一条出路，提供给我们实践美德的途径。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就是“能够良好地估计对自己有利和有好处的事物是聪明人的特征，这不是指特定情况或场合……而是哪种事物创造一般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智慧所探讨的问题在于如何达到“有利”和“有好处”,也是权衡某一行为是否达到了其存在的目的；此外，这段话中还蕴含有利己主义的思想，我们可能会质疑利己主义怎么会利于美德建设呢？对于这一点，可以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具有美德，还去行恶作恶，那么这就是他的理性有问题，他是在损害自己的灵魂，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损害自己的灵魂的，也不会使自己的功能遭到破坏，即使是非理性思维也会表现出本能的反应---不应该伤害自己。与实践智慧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哲学智慧，这指的是纯粹理性的结果，这是一种要求很高的美德，常人很难做到。

　　亚里士多德又告诉我们获得幸福前还得借助一些外在条件，这与前文提过的幸福不应该依赖于外界物质似乎存在矛盾，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被认定为美德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还应该遵循黄金中道法则，就是说我们的性格状态、性情既不是过度也不是不足，美德就是合乎行为的恰到好处的一点，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对适当的人做出适当的行为，例如夸大吹嘘就是过度，谦虚就是不足，中道的表现是自豪、自信，这才是可称赞的美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道并非一个绝对的中心，绝不是数学意义上某两个数值的均值，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很难计算某一个行为或活动的数值，用定量法去分析人的行为常常也会捉襟见肘。我们熟悉的择偶时要“门当户对”的原则其实就是对中道法则的运用，门当户对是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种种隐患，但这种平等绝不是数值上的均等，而是双方力量一种趋于平稳的博弈，总之，中道是一个很灵活的合适的点，不是过度与不足的绝对化水平。实践智慧可以帮我们通过理性来确定中道，并且践行如何选择中道，思考到底要不要实施这个行为，以及实施行为之后的结果如何。中道原则是一条黄金法则，因为这样可以使行为者实现自己应有的功能。人由于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对于外界给予的反应会做出能动的思考，而影响到自身的生活；为了生活得更好，人就得遵从黄金中道，除非人类当中有人承认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或者不具有理性思维。因此，即使黄金中道很难把握，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向那个合适的点靠近。在现实中，我们找寻合适的点可能需要花费一番工夫，特别是对于那些很难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尝试从反面来思考，即不去在两个最极端的状态下做出行为，排除那些干扰项，这样的尝试可能会为我们找寻合适的点提供一个途径。

　　既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通过实现功能来达到的，那么可以实现诸多功能的当代人为什么经常感到不幸福呢？

　　原因大概就是人作为人的功能没有实现，在对此进行阐释之前，我们必须先摒弃亚里士多德的精英主义思想，即其认为获得幸福需要有一些优异的外在条件，譬如财富、高贵的出身、灵魂高大等，而且女人和奴隶是不能获得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得出这样的认识大概是因为受他当时生活环境的影响，现在的我们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接受。我们说当代人不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的功能的问题，并不是说人的功能没有实现，而是人没有正确认识到自身的功能是什么，所以在实现自身功能的道路上，或者力不从心或者欲望膨胀（这是两个极端，没有遵从黄金中道法则），功能出现了障碍；就像人在生病的时候才觉得健康是幸福，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才觉得拥有朋友是幸福，在黑暗的时候才觉得生活在黎明中是幸福。亚里士多德也举例说竖琴手的功能是弹奏竖琴，而好的竖琴手的功能是将竖琴弹奏好；因此，让一个竖琴手将竖琴弹奏好，就是当代人不幸福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古典美德伦理学与当代美德之间的桥梁是由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代表者托马斯·阿奎那建立起来的。当代美德伦理学将美德本身与有德之人的概念作为基本的研究范畴，抨击了结果主义与道德圣人的要求，反对成文的规则，认为解决道德的方法应该放在一定的背景中考虑，也就是要注意此时此地中来考虑此人。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一名重要代表，在其着作中论述了美德的演变过程，表明了美德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的特征。麦金太尔在对美德本质的完整表述中用实践、叙事、传统三个词语来阐明美德的历史性。

　　通过实践可以获得内在的善，而美德孕育其中；实践要在一定的叙事中，叙事要在传统中进行，所以说在不同的叙事与传统中，得到的实践也不同。麦金太尔这里所说的实践是在社会基础上的，具有一致性和复杂性的活动，重要的是在活动中来发掘拓展能力，以求获得一种内在的善或者在这个活动中发挥善。这再次表明了美德是一种内在的，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被动的要求，外在的是暂时的，内在的才可长久，那么从小的连贯性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统一论题认为一个人具有其中任何一种美德，那么就会具有其他所有美德。对于这一点，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与亚里士多德达成了共识，因为对自己行为和能力做合乎的、适当的评估的这种智慧、思考是存在的，也就是承认实践智慧的存在。更松散地来讲，很多人承认有限统一的美德论题。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认识有时是行不通的，例如，古代讲得忠孝不能两全，那么反过来看，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去扶摔倒的老人或给老人让座，就责备此人；更不能据此行为事实判断这个人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这里还要说到美德伦理学是怎样应对休谟“是与应当”这一问题的，其主张休谟问题本身就是个谬误，所以不足以为该谬误而困惑，然而他们的确是从自然事实中推出价值，这无疑是陷入了逻辑的泥沼当中，其实现代人也正陷入在这样的泥沼中，例如一些人总是由一些事实来判断自己或别人生活得幸福与否。现在我们通常将幸福等同于金钱、成就、地位等，并依据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可调配资源的权力等来判定其生活是否幸福，而且我们以为那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等到我们真正过上那样的生活之后却发现不幸福。如果说人们是在比谁比谁更幸福的话，那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彼此之间在进行财富、地位、权力、名誉等的角逐，角逐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幸福不是别人框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在实践中体会与得到的。美德伦理学一个致命缺点就是陷入了一个对美德循环性定义的泥沼中：

　　由美德之人来定义美德，而美德之人的鉴定是通过具有美德行为来实现。这个错误恰恰能给我们很珍贵的启示，那就是幸福不是通过幸福之人来定义的，因为幸福之人的幸福行为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事实是我们总在赋予幸福一个标准；在达到标准之后，若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好，便转而又去确立另一个新的标准；若发现不是所要的便苦恼了。那么我们所要追寻的是幸福，还是从幸福出发去追寻其他？不管是从幸福出发还是追寻幸福，都应该是自己体验到的，而不是别人所说的。如此才可生活得不那么身心俱疲。

　　综上所述，从对美德伦理学的回溯中我们可以获取一种对幸福的指向，它告诉我们应该遵从理性，注重适中的原则，向幸福的生活靠近，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包含对美德的践行。幸福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语，美德伦理学为幸福提供了很多的认知视角，尤其值得我们用来对现在的幸福物化思潮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唐纳德·帕尔玛。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伦理学导论[M].黄少婷，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