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对哲学思辨的影响,逻辑学论文

　　哲学作为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学问，思辨性一直被视作其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2000 多年以前，没有具体的学科分类，没有实验科学技术，包罗所有学科职能为一身的哲学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奥秘的探索只能通过思辨。正是哲学思辨孕育了科学，使各种理论最终建立并分门别类地独立发展。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学科理论蓬勃发展，如果说哲学仍然以思辨性为特征而区别于其他学科，那么哲学思辨的内容及方法必定不同于当初，它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变革，使哲学能够同各具体学科形成相互的理论补充，确立自己的学术空间。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无论自己关注的领域是什么，都应该关注并适应这样的变革，思考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彰显哲学理论的学术价值。

　　在哲学思辨方法变革中现代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最着名的一些哲学家如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蒯因等都有很好的现代逻辑理论素养。本文将以哲学本体论为例探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对哲学思辨的影响，我们将从讨论传统本体论思辨面临的困境入手，分析现代逻辑如何拓展哲学思辨的视野，将科学分析方法引入本体论研究，突显哲学思辨的科学性与实证性，重塑哲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一、两种不同的本体论思辨方式———类推想象与经验概括

　　哲学中有关如何理解和认识世界存在方式的探讨被称作本体论。哲学本体论的产生与自然科学的开端是同步的，古代哲学家关于宇宙“基质”的讨论构成最早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内容。赫拉克利特把火看作实在的基本“基质”，火既有“自然元素”，也有“精神力量”的意思，世间万物都是火的显现［1］75 －76。德谟克利特等则认为“基质”不止一种，宇宙由大量叫做原子的细微“基质”构成，原子的不同结合方式形成了世界的不同事物和性质［1］98。这些讨论在今天看来相当幼稚，但它们是智者们在完全没有科学的背景下，基于日常经验的概括来对宇宙“基质”所作的揣测，它们奠定了后来科学的基础因而被公认为是物理学和化学的理论先驱。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人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用不同方式思考世界本源问题，与自然科学形成理论上的相互补充和促进。

　　哲学本体论研究有两种思辨传统，其中一种被赖欣巴哈称为类推。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的存在的证明是这一思辨方法的鼻祖。赖欣巴哈指出，柏拉图的证明是基于一种类比: 我们由经验观察不能证明几何真理( 如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 ，这些真理是由“思想之眼”洞见的，既然能被看见的是必定存在的物理事物，能被洞见的东西也不可能不存在，因此有一个理念的世界，能被“洞见”的理念作为精神实体存在于其中［2］17 －23。每一类事物都有它的理念，即该事物的“类名”或“共相”，可观察世界中的具体事物只是理念的副本。

　　理念比它的副本更完美，因为只有对理念的洞见才能揭露对象的必然属性，发现真理。

　　对“思想之眼”的洞见与感官观察的看见进行区分是柏拉图的一个理论贡献，它是哲学史上有关理性和经验划界很有见地的最早论述，这样的论述比用“原子”结构解释事物性质高明了许多。

　　柏拉图的类推证明方法同原子论这类关于宇宙“基质”的讨论不同，它是用理性想象的图式描述代替了经验概括的概念分析。经验概括需要用于分析的理论工具以及可供分析概括的素材，在柏拉图时代极不发达的科学理论使这二者都很欠缺。为了解释分析不清楚的东西，哲学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通过类比用哲学语言描绘世界的图式，再根据图式对分析不清楚的东西进行解释。

　　这样的解释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但它与人们认识世界所需要的真正解释相去甚远。柏拉图将理念世界解释为同现实世界一样存在，这实际上否定了数学逻辑知识同经验知识之间的根本差异，预示了基于类推的哲学思辨在解释上的局限性。

　　类推思辨方法对后来的哲学有重要影响，当哲学家面临不能回答的问题又不愿承认自己无知时，首选的哲学思辨方法就是类推想象。也正因为如此，类推思辨也是导致许多哲学问题的根源所在。类推不同于经验概括，用类比推论出的“理念”精神实体是一种哲学想象的臆造而非现实，对其的解释是否合理根本无法像对一般实体的解释那样可检验判定，就像我们无法判定孙悟空是否真的一个跟斗可翻出十万八千里。这样的“解释”虽然满足了哲学家的求知欲，但它与科学精神相悖，因为不可检验判定的解释与假的或错误的解释之间根本无法划界。古代哲学家们可以不在意检验问题的困扰，因为那时只有哲学，根据哲学概念构建的世界图式来解释感觉经验无能为力的世界本源问题毕竟优于对问题的无知。但是在科学理论和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如果仍然忽视检验问题而将类推视作哲学思辨的传统在本体论研究上不断传袭，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哲学本体论与科学渐行渐远，极大地损害哲学本体论的理论价值。

　　在这里引用一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绪论中的论述: “一个意见是一个主观的观念，一个任意的思想，一个想象。……意见是我私有的獉獉獉獉，它本身不是一个有普遍性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思想。

　　哲学不包含意见。……意见与真理对立。……真理既不能在直接的知觉、直观里，亦不能在外在的感觉直观或理智的直观里被认识，而只能通过思维的劳作才能被认识。……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 而理念就是思想的全体———一个自在自为的范畴，因此，理念就是真理，并且唯有理念才是真理。本质上，理念的本性就在于发展它自身，并且唯有通过发展才能把握它自身，才能成为理念。”

　　这些晦涩的描述是运用类推思辨方法的典范: 通过将“意见”、“真理”这类抽象东西“实体化”，用哲学范畴“自在自为”描述精神实体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用以区分“真理”与“意见”。而“理念”是“真理”这类精神实体的代表，即是实体它就也具有与一般实体类似的“发展”特质，由此哲学本体论似乎如同一般理论那样可以概括出一种普遍性对“理念”进行描述和解释。然而，这种解释是以哲学想象的图式为根据的，它与当时的科学理论无关。如果说在前科学时期这样的想象体现了哲学家为弥补经验分析方法不足所作的哲学努力，但在有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想象只能强化了哲学与科学的冲突，对哲学理论本身造成伤害。因为我们不能不问，哲学概念描绘的图式是否与现实世界相一致? “理念”所代表的“真理”与科学理论是怎样一种关系?

　　如果一切都因为理论不能检验而没有答案，那么我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质疑: 哲学本体论的目的是什么? 它有什么理论功能? 正是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质疑导致了后来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对形而上学的声讨和排斥。

　　类推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导致哲学语言的歧义和含混从而对哲学理论本身造成伤害。例如在理念论中，“存在之物”可以指谓可观察世界的物体，也可指谓理念，但后者的存在与前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存在”作为哲学范畴其含义一直是含混不清的，以致我们不能据其对某物“不存在”进行明晰的哲学分析。“存在之迷”困扰了哲学家数千年。类推思辨所依据的哲学想象使传统哲学概念充斥着含混和歧义，再加上缺乏检验标准，传统哲学的语言与诗歌有了几分类似。哲学论述更多的是激发我们想象而非寻求答案的逻辑思考。研习哲学往往需要透过晦涩的理论去揣测哲学家究竟描述了怎样的图式，而对哲学图式的理解无法避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分歧，对哲学分歧不能够似乎也不需要判定谁对谁错。

　　于是，对同一哲学范畴的不同理解可以形成不同哲学派别，但各派别之间不能对话，没有理论交锋，因为每个流派都以自己想象的哲学图式为依据，而图式之间不可比较。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 一个命题延续上千年的讨论仍然充满问题，这在其他学科很难想象但在哲学中显得自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并攻克问题，这在其他学科看来很自然而在哲学中显得很难。“问题意识”这一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似乎在哲学中已经缺失。

　　与类推的哲学想象不同，经验概括的思辨方法以分析为特征。这样的哲学分析需要两个条件: 可供分析的经验素材以及用于分析的理论工具。哲学分析应当以科学理论为素材，这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作为第一个把哲学分析奠基在科学之上的人，康德也被尊称为现代哲学启蒙者。其实，笛卡尔着名的“我思故我在”论证已经体现了哲学家们这样一种努力: 摆脱类推想象，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建立与日常经验和科学知识都有联系的哲学本体论。但是，数学和逻辑证明的可靠性是形式的，它只保证前提可靠时结论必可靠，因此可靠的结论还依赖于可靠的前提。有没有绝对可靠的前提呢? 分析命题如“乌鸦是黑的或不是黑的”的可靠是绝对的，即使对乌鸦一无所知也能分析出它真。但它的真同证明形式一样是空洞的，从虚空的真不可能推出有关乌鸦的知识。综合命题则不同，命题“所有乌鸦是黑的”其真假由乌鸦实际情况决定，它的经验内容能够增加我们关于乌鸦的具体知识。但是综合命题的真假又是可疑的，我们不可能考察每只乌鸦的情况以核实命题是否真。

　　有没有绝对真的综合前提呢?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试图做出肯定的回答。“先天”是与“经验”相对应的概念，先天知识指“非经验的所与”，它无需经验验证而普遍有效。“综合”与“分析”相对应，综合判断关于外在对象情况的断定构成经验知识的内容。康德称数学和物理学原理如欧几里德几何公理、牛顿物理学定律以及因果律等先天原理，它们源自人的理性而普遍有效，但内容与外在对象相关不脱离经验，它们“既不基于经验，又不能先于一切经验”［4］94。这些先天综合原理提供了绝对可靠的综合前提，使人们能够对观察材料进行组织整理以建立科学知识。显然，康德理论否定了经验知识基于对感官直觉的被动接受这一传统观点，它强调经验的构成还需要先天原理这样的法则，真理只能在经验中相关于法则来讨论，而这些法则源于理性，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康德用先天原理论证了认识的能动性，如何理解知识的客观性则成为康德以后哲学认识论的重要主题。

　　根据康德理论，知识是通过先天原理这样的法则对观察材料的组织整理得到的，因此作为知识构成要素的东西要么同法则相关，要么同经验观察相关。如果有一个理论主张它无法通过诉诸相关法则来确定，并且对经验也毫无影响，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的主题。这个重要的实证原则思想启发了哲学，激发了对传统本体论范畴的批评与清理，它也成为现代经验论关于命题意义检验标准以及理论语言主体间性等哲学主张的理论先驱。

　　但是康德的哲学分析并不成功。首先，他的先天综合原理并非所希望的绝对真理，现代科学已证明了这些原理的局限性。科学发展史说明，任何经验知识都必须经受经验的检验，都要随着认识的深化及科学的发展而被修正。其次，康德没能摆脱类推思辨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既然我们的知识是通过先天原理对观察现象进行组织整理得到的，它必定局限在特定模式之中，康德称之为现象世界。以此类推，一定存在未经先天原理处理过的外在事物本身，康德称之为自在之物，又称物自体。由于我们只能借助先天综合原理的有色眼镜看世界，我们就不可能看清自在之物。如果理性硬要越出现象世界就势必导致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为避免理性毁于矛盾，康德不得不限制知识，求助于上帝，为信仰留下余地。

　　显然，康德的不成功不能简单归结为时代局限，而是同他的类推思辨方式相关，它实际上是借助类推去想象世界图式的哲学本体论思辨方式的局限。康德理论告诫我们，基于当代科学理论来解析人们对的世界认知，剖析知识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思辨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但是这种以哲学分析为特征的思辨不仅需要科学理论为分析素材，更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现代逻辑提供了这样的分析方法。

　　二、逻辑分析与哲学思辨

　　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对经验构成进行哲学分析以解析知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论提供的另一条本体论研究进路。

　　首先需要指出，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在研究对象上并无区别，与传统逻辑不同的是现代逻辑不是基于对具体语句和推理的抽象，而是创建一套能刻画命题分析推理的人工语言，用构造系统的方式展开相关研究。因此，现代逻辑是全新的理论创造而不是对传统逻辑的批判继承。使用人工语言和用演算方法构建系统的理论特征，使现代逻辑具有传统逻辑无法比拟的语言刻画与推理认知表达功能，它克服了传统逻辑在命题刻画上的严重缺陷，使充分揭示自然语言所内涵的认知信息成为可能。看如下 3 个语句: ( 1) “鲁迅是文学家”，( 2) “文学家是人”，( 3) “鲁迅是周树人”。

　　传统逻辑认为这 3 个语句都具有“S 是 P”的主谓结构，语言形式相同因而传达的推理信息无区别。

　　然而，3 个语句中的“是”有歧义: 在( 1) 中它表达元素( 鲁迅) 与集合( 文学家) 的关系，在( 2) 中表达类( 文学家) 与类( 人) 之间的包含于关系，在( 3) 中表达个体词( “鲁迅”、“周树人”) 之间的等同关系。如何刻画“是”在不同语境中传达的不同信息，传统逻辑无能为力。用现代逻辑语言刻画，类概念“文学家”、“人”可分别用一元谓词 W、P 表示，名称词“鲁迅”、“周树人”用个体常元 a、b 表示，则( 1) 的形式是 Wa，( 2) 的形式是x( Wx→Px) ，( 3) 的形式是 a = b。3 个语句的逻辑表达式完全不同，因而它们传达不同类型的信息。

　　对自然语言进行旨在揭示信息的形式刻画，不仅有助于清理哲学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更重要的是为分析经验知识构成提供了可选的切入点，维特根斯坦建立的语言图像论就是基于现代逻辑分析经验知识构成的经典案例。语言图像论首先区分了“物”与“事实”两个范畴。现实世界由形形色色的个体物构成，认知世界首先需要用语词对个体物及其特征进行指代，“物”就是与指代关系相关的范畴，它涉及个体词( 名称或定摹状词) 、类、性质与关系概念等等。将指代个体的语词同指代类、性质或关系等概念的语词按照语法规则相组合，就形成关于个体物情况的描述，这种描述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事实”。显然“事实”要用语句表达，表达事实的语句被称作命题，维特根斯坦说: 事实的逻辑形式就是思想，在命题中思想被表现为在感性上可以感知的［5］28 －29。然而，“物”与“事实”这两个不同经验范畴的区别仅仅用语词与语句的区分无法揭示，现代逻辑的一阶语言化解了这一难题。

　　一阶语言是由初始符号根据形成规则构造而成。初始符号有逻辑符号与非逻辑符号，非逻辑符号包括个体常元、n 元谓词等，逻辑符号则有变元与常元的区分。逻辑变元是个体变元，代表任意个体常元; 逻辑常元有联结词和量词。形成规则规定了如何用初始符号构造语言表达式，它规定: 个体词( 包括个体常元和变元) 与谓词组合形成原子公式，联结词组合公式得到复合公式，由量词对公式中的变元进行约束得到量化公式。一阶公式有开公式与闭公式的区分。闭公式中要么没有个体变元，如“a = b”( “鲁迅是周树人”) ; 要么有变元但全部被量词约束无自由出现，如 x( Wx→Px) ( “文学家是人”) ，这些公式要么真要么假，并且是真的就不可能假是假的就不可能真，涵义非常确定。开公式包含自由出现的变元，如类概念“文学家”的表达式 Wx，它的值要随变元 x的值变化，用个体词“鲁迅”例示 x 得到真信息，用“张飞”例示则是假的，因此 Wx 是命题函项，它不能传达确定信息。所有命题用一阶公式刻画都是闭公式，而对概念词刻画得到的都是开公式。由此可见，虽然关于“物”的语词是命题的构成要素，但是单独一个语词传达的信息不确定。不确定的信息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却不能描述对象情况。

　　命题才能对世界情况进行描述。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对物来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原子事实的构成部分”［5］22。原子命题描述个体物情况，如果描述是真的则被称作原子事实。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 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形象; 形象用描绘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来描绘现实; 现实的总和就是世界［5］26 －27。

　　显然，语言图像不同于类推思辨想象的世界图式，它是指人们借助语言对世界情况进行的描述。语言图像不是人对客体的简单反映，它涉及到主体、客体以及关于客体是什么的描述( 事实) 。

　　维特根斯坦指出，正如不能在空间之外思考空间客体或在时间之外思考时间客体一样，我们不能在与其他客体联系的可能性之外来思考任何客体。每一种物都可能的原子事实空间中。如果我知道客体，则我也知道客体在原子事实中发生的一切可能性［5］23。事实是语句所承载的一种信息，而语言的信息传达同语言表达式自身的形式结构密切相关，我们往往需要对语言表达进行刻画才能解析出信息。这意味着分析经验构成的法则需从语言分析入手。语言图像论突显了基于现代逻辑的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辨中的重要性，罗素、卡尔纳普、早期维特根斯坦等都把逻辑语言视为理想语言，是哲学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但是一阶语言是构造的人工符号，它如何具有解析功能? 逻辑语义模型理论回答了这些问题。一个一阶公式的语义模型是指使这个公式为真的解释。解释一阶公式首先需要个体域 D，所有非逻辑符号都要相关 D 来解释。用映射 I 表示这一解释，个体常元被解释为 D 的一个元素，即对任一个体常元 a，I( a) = d，d∈D; n-元谓词解释为D 上的一个 n 元关系，即对任一 n 元谓词 F，I( F) = { ( d1，1，…，d1，n) ，…，( di，1，…，di，n) ，…|其中任一 dj，k∈D 且 dj，1，…，dj，n之间具有关系 F，j≥1，1≤k≤n} 。如果语言表达式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认知，其解释模型中的 D 就是一个以现实世界存在的个体( 用其名称来代表) 为元素的集合，I 则是将语言奠基于现实世界本体之上的映射。例如，令 I( a) =“鲁迅”，I( W) = { d | d∈D 且 d 是文学家} ，即将 a 解释为现实个体“鲁迅”，W 解释为性质“文学家”，它代表现实世界中具有“文学家”属性的个体集，在这一解释下，Wa 是真的，因为事实上鲁迅是文学家; 如果令 I( a) =“张飞”，则 Wa 是假的，因为事实上张飞不是文学家。而关系“……是……岳父”可用二元组集合 Y 刻画，Y = { ( d1，1，d1，2) ，…，( di，1，di，2) ，…| 任一 dj，k是人且 dj，1与 dj，2之间具有翁婿关系} ，语句“张三是李四的岳父”的真假，取决于“张三”与“李四”所指称的对象之间是否具有血缘理论所定义的翁婿关系，即如果“( 张三，李四) ∈Y”则该语句真，否则它是假的。

　　量化公式的解释基于原子公式，xAx 为真，当且仅当用任一 d∈D 去例示 x 都有 Ax 真。复合一阶公式由命题联结词与子公式构成，它的真假由联结词的定义与子公式真假决定。例如合取联结词“∧”的定义为 A∧B 为真当且仅当 A 真且 B真，显然同数学算子如“+ ”一样，“∧”表达由子公式值到复合公式值的运算。子公式和复合公式都是只能在{ 真，假} 中取值，因此复合命题公式相当于一个真值函项，联结词被叫做真值算子。

　　逻辑语义理论说明，对认知表达式的解释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同时还需要特定的理论构架，如解释类概念词的理论构架是个体的集合，关系概念词的则是个体有序 n 元组的集合。理论构架具有人为的创造性，“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形象”［5］26，但这决不意味可以主观随意地构建理论构架。现实世界是客观的，“客体是不依赖于所发生的情况( 原子事实) 而存在的东西”［5］25，构造的理论构架可供选择，而我们所能选择的理论构架必须具有经验上的可观察可检测性，使我们能够据其判定关于事实的描述是真还是假。“单从形象本身不能知道它之是真是假，要知道它的真假必须把它与现实相比较”［5］26。例如，关于翁婿关系的定义我们可以作各种描述，但认知目的决定我们所选择的是凭借其能够通过经验观察判定“张三( a) ”是否“李四( b) ”岳父，因此“存在 c，她是 a 的女儿并且是 b 的妻子”将是最可取的翁婿关系定义。经验上的可观察可检测性决定了理论构架的客观性。

　　语言图像论突显了基于现代逻辑在哲学思辨中的重要性，逻辑语言曾被视为理想语言，是哲学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但是语言图像论本身是有严重缺陷的，它对逻辑功能的描述也没能摆脱类推想像的哲学神话。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说对图像论进行了清算。

　　语言游戏说从分析语言运用的实际入手，论证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其在实践中的使用相关。使用语言涉及语法规则，语言图像论凭借逻辑刻画解析出语言如何实现对世界情况的描述，这实际上就是语法规则的一个例证，而图像论的错误在于把图像看作语言的本质，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这实际上是用图像禁锢了我们，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

　　在日常使用中描述只是语言的用法之一，“我们称之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语言不同用法之间只有“家族相似”，没有哪种用法能够使一个语言表达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不存在所谓能决定语言表达式的本质意义。我们只能相对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表达的具体用法。逻辑与数学也是一样的。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说中表达出反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而反本质主义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精神实体这类哲学臆想的理论基础。

　　以现代逻辑为分析工具对哲学范畴进行重新解读的最着名哲学家是蒯因，他基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一阶量词理论对“存在”这一重要哲学范畴做了深刻解析，提出了用约束变元的值解释存在的着名思想，为他的整体论自然观奠定基础。

　　他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批判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分析与综合的划界以及还原论，对真理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

　　三、基于逻辑分析的哲学思辨方法变革

　　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的引入对哲学思辨方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第一，重新审视哲学的任务与哲学研究方法。

　　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不同于科学，科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并分析各种用法之间的差异，以化解由于各种误解产生的哲学困惑。因此哲学不提出理论，而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活动”。蒯因也强调不存在超越专门科学的第一哲学，哲学是科学的延伸，应当使用科学的探究方法以及证据标准去从事哲学研究，他甚至呼吁哲学应以精确科学为最高典范。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维特根斯坦和蒯因都倡导研究的实证性，他们都擅长以现代逻辑作工具，从研究“小问题”入手撰写大文章，通过严密谨慎的实证分析以追求确实可靠的结论。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和语言游戏说，蒯因对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以及对自然主义整体论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严谨思维、精细分析和周密论证的实证研究风格。

　　第二，拒斥绝对，大胆怀疑。维特根斯坦反对导致绝对意义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人们必须经常地问自己: 这个词在语言游戏中真的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的吗?”蒯因则提出了着名的不确定性命题: “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和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①他指出: “翻译的不确定性所表明的是: 命题是句子意义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整体科学的经验的欠确定性所表明的是:如何看待世界，有各种不同的辩护方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反对绝对真理、拒斥绝对的哲学立场。既然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都需要经受检验。维特根斯坦和蒯因都实践了彻底而深刻的哲学批判精神。

　　第三，正确理解认知的主动性和客观性。语言游戏说和整体论都说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基于特定理论实现的。构建理论需要人的主观创造，但不能由此否定理论的客观性。理论的客观性通过对理论的选择体现出来。只有依据其能对外在现象作清楚的解说的理论才具有可选性，对此维特根斯坦有一段经典描述: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 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清楚解说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协调性，即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基于某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说总是不协调的，意味该理论对研究对象没有解说效力，应该被放弃，牛顿力学对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解说即是如此。清楚解说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经验的可观察和可检验性，即理论必须提供可观察检验的标准，以致能够清楚判定一个关于对象的描述是真的还是假的。标准必须具有主体间性，即无论谁只要理解理论就能把握检验标准，对同一描述做出相同的判定。如果有一种学说没有谁能搞懂，或者任意两个认为搞懂的人却无法就学说的同一描述做出相同断定，这样的学说就应该排除于我们理论选择的范围。

　　经验观察和检验的主体间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够任意断定某描述为真，为获得真知我们不能够任意构建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能够经受公共经验的观察检验，而对象的实际状况是公共经验的来源，因此理论必定具有客观性。正是客观性左右我们对理论的取舍，任何理论都在选择中确立其适用域，我们不可能人为确定某理论具有普遍适用的绝对地位。

　　第四，必须重视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科学性总与理论的分析解释功能相关，在今天理论模型与形式语言的运用极大增强了理论的解释能力。现代逻辑证明，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在与世界的关联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自然语言具有自然涵义，而形式语言必须相对解释模型获得涵义。有自然涵义未必总使自然语言具有理论优势: 许多自然语言所内涵的认知信息必须经过形式刻画才能得到充分和准确的揭示; 而形式语言通过模型定义其算子功能，能够准确细致地表达自然语言所无能为力的复杂关系。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理论模型厘清研究对象的复杂属性及其关系，需要人工定义的算子来弥补自然语言刻画表达能力的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理论模型具有比自然描述更强的解释力，并且其解释具有理论上的不可替代性，哲学研究亦是如此。对形式语言排斥或对理论模型形式化方法责难，只会使我们的理论视野狭窄和理论研究受到局限。这意味着在今天进行哲学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很高的科学理论素养。

　　最后，必须正确理解哲学的反思、批判和理论创新功能。理论构建凝聚了人的主观创造，有些情况下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构建的不同理论会对同一现象做出相互否定的断定。如“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享有利润”这一现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断定这是不合理的剥削，而基于效用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则认为这是合理的市场行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哪种理论对研究现象进行解说取决于我们的认知目的。如果以建立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恐怕只能选择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且选择具有排它性，即我们不能将两种不相容理论运用于同一目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导致理论解说的混乱最终导理论完全不能进行清楚的解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选择的正确与否影响我们认知的成败。

　　我们的认知目的并非总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客观性原则促使我们在选择中不断反省自已的认知目的，进行相应调整和完善。认知目的调整与理论的选择是我们认知活动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一种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均衡和最优解答方案的复杂过程: 总有新现象需要解说，新的难题需要化解，因此需要理论创新，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修正或拓展。没有什么理论具有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性，我们需要以批判性思维看待理论，以客观性原则衡量理论，哲学理论亦是如此。

　　我们必须反思，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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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涂纪亮，陈波．蒯因着作集［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