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七大基础科学之一，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一个良好的上升阶段。现在，带有“逻辑”字眼的文章、论文层出不穷，而相应的问题是，我们似乎缺少对逻辑学意义本身的反思———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逻辑？其实，答案无外乎两点：逻辑本身有很重要的价值，以及我们在逻辑方面存在不足。本文将从逻辑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来说明前者，然后通过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来说明后者。

　　一、对于逻辑的简要介绍

　　国内的逻辑学教材在开篇处，大多会花专门的章节来说明逻辑是什么。这是因为“逻辑”这个词本身有很多含义，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分别解释为“思维的规律”、“客观的规律性”和“逻辑学”，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作为逻辑学的逻辑。但是，“逻辑学”本身是什么亦很难说清楚，为了避免争论，我们对其只做外延解读而不做内涵层面的定义。

　　逻辑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传统逻辑由亚里士多德开创，以《工具论》的成书为标志，在后来的发展中融入了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逻辑学的研究成果；现代逻辑由弗雷格开创，其相应代表作是《概念文字》，以一阶逻辑、模态逻辑等为主要内容。这两种逻辑的区别主要在方法论上：前者采用的是自然语言的分析方法，后者则引进了数学，以人工语言作为工具进行分析。二者的共同点，是只关注推理的形式（而非内容），也因此，注重对推理形式的考察也成为了逻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二者的工具性而言，现代逻辑在专业研究中的作用要远比传统逻辑强大，所以现代逻辑也被视为逻辑学研究的主流。

　　现代逻辑的主体与核心是数理逻辑，用哥德尔的话概括，数理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形式逻辑的准确和完备的表述。它有很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处理着类、关系、符号组合等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等。另一方面，它是先于一切科学的一门科学，包含着位于一切科学底层的观念和原理”［１］（Ｐ１８）。那么，为什么这样一门看起来更接近理科的学科常常被划分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呢？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逻辑所表现出的学科交叉性使其难以自成一体或专门界定到某门学科下，一方面因为逻辑学整体表现出的与哲学的亲缘性———传统逻辑的主要作用是传统哲学的方法论，而现代逻辑的其中一个功用是现代哲学的方法论。需要说明的是，数学界也有专门的现代逻辑研究，不过其关注点主要是证明论、递归论等技术领域，与逻辑学界分处于“很不同的两面”各一端。也因此，缺少共同语言的两家很少在一起开会。

　　最后，我想单独说明一门叫做“辩证逻辑”的学科，它由黑格尔建立，恩格斯命名。因为其发展程度不够完善，且其研究方式背离了传统逻辑学关注推理形式的视角，故在逻辑学界更多被看作是一种近于哲学的东西。至于国内流传的“辩证逻辑比形式逻辑高级”等说法，大抵是因为非学术因素而形成的，后面会做出分析。

　　二、逻辑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传统逻辑的形成与论辩的需求直接相关，也因此，传统逻辑的主要应用就是论证。而以论证作为研究手段的学科是哲学，所以，传统逻辑在其被发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主要作为哲学的方法论发挥作用。现代逻辑形成的重要动机是对数学基础的研究，而它也以采用类似数学的形式语言为标志与传统逻辑相区分。在今天，说到逻辑学的学术价值，更多指的是现代逻辑的价值。现代逻辑的产生让逻辑学有了超出哲学范围的应用空间，譬如作为逻辑主义者分析数学基础的工具（相应的代表作是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作为语言学分析语言的工具（如塔尔斯基语义学、ＤＲＴ动态语义学等），作为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研究思维方式的手段等，当然，在哲学领域内，它依然发挥着作用———比如作为分析哲学家研究世界的工具（代表人物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总之，逻辑学的学术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工具性方面，它像数学一样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提供分析的方法。

　　既然现代逻辑有远胜过传统逻辑的工具性，那么传统逻辑是否就失去意义了呢？也并非如此。文科学生的逻辑学教材，如《普通逻辑》等，其内容仍然以传统逻辑为主。原因是现代逻辑的技术性要求是一个较高的门槛，对非专业人士意义不大，而相对来说传统逻辑更符合直观，也更容易应用。而同样的原因，公务员考试等采用的题目也都属于传统逻辑的范畴。所以，传统逻辑在当今社会保存着一种教育意义的或实用性的价值。

　　逻辑学除了作为学术的工具和实用的技能外，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培养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个体而言，并非学了逻辑就一定会变得很理性，但至少，它赋予人一种素养，让人们有机会运用它检验自我的认识，并更可能正确面对当前充斥的各种流言，方便辨伪。而对于一个民族，学了逻辑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能带来经济的繁荣或社会的发展，但它有助于形成重视分析方法的科学精神，从而有利于该民族在学术上拥有更好的大环境，这样的价值，是单纯的物质丰富所不可替代的。

　　三、从历史社会角度看中国需求逻辑的紧迫性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际学界对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产生过争论。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学的外国学者逐渐多了起来。但不管外国人怎么看我们，“有逻辑”与“没有逻辑”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平。一般认为，《墨经》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表作，“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２］，涉及概念、命题、推理的基本知识，以“是而然”等为标准划分了不同效力的推理形式，并介绍了一定的论证方式与技巧，就这些内容来说，它的确涉及到了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与同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成就横向比较，会发现我们始终没有像三段论一样的东西，也就是可以通过机械操作的方法构建与判断有效的推理形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墨经》的内容不是足够完备的。而考察儒家、道家等各家其他经典，或是给出富于经验性而缺少分析性的结论，或是仅限于用归纳、类比等非演绎的方法进行论证，即使极具思辨性的《道德经》，更多包含的是辩证法的思想，而其将“有”的产生诉诸于“无”（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不能容忍的）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用逻辑的方式穷根问底的可能。

　　而名家的一些观点，到的确重视论辩，“白马非马”、“二十一辩”等看起来像诡辩的命题，令其神似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但从“关注论证”到“有效的论证形式”还有一步，需要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来完成，而正是这一步，名家终究未能跨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富于智慧闪光的命题，而不是如《工具论》一般系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切，既作为一种现象说明了我国古代对分析性方法的不重视，又作为一种解释说明我们为什么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学体系。

　　不仅在古代传统方面，我们有课要补，在近代形成的一些传统看法，同样要让我们补课。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人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比喻为“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理由是后者摆脱了形式的局限性，而加入了思想内容。而实际上，否定形式化即是否定了逻辑学的基本特征，也就令其失去了本质。这就好比说为了让汽车克服污染的局限性，而把发动机拆了，改用骡子拉动，这样的车能算是“环保高等汽车”吗？观点虽荒谬，但颇有生命力，这无外乎是源于近代兴起的，以某些哲学家为权威的看法。再比如，现代新出现的一种知识无用论，把学术研究的价值仅定位在推动经济增长上，而由此否定了包括逻辑在内的很多基础科学的价值。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继承了传统的“经世致用”，另一方面也和近代一些运动不无关系。而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太多不合适的传统，在纯学术方面与西方文明有了太大的差距。我们要抱着补课的态度学习逻辑，绝不是一句空话。

　　四、从现实环境看中国对逻辑等基础学科需求的紧迫性

　　任何事情要想获得回报，都要有相应的投资，学术也是一样。国家可以投入大量经费建实验室、立项，不可谓不支持学术事业的发展，但这样的投资仅限于物质方面。学术除了需要钱，很重要的是需要人，而这种需要不仅是通过引进几个海外人才能解决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有杰出的个人成就，却不能为整个社会建立发达的学术体系。一个国家只有培养了大批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等基础科学方面的人才，才可能为其他科学发展打下扎实的地基，才能有效率地为学术体系建设添砖加瓦；而有了坚实的学术体系作为平台，各种技术性的成果才能顺利的产生。当然，一些高端技术在没有系统的学术体系时仍能发展，但那好比是平地里生造出摩天大楼，投入是格外巨大的，而那些已经拥有高平台的人只需稍加土木，成果便可超越我们。

　　今天我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学术倾向，是做什么都要看具体成果。实际上，这不是在搞学术，而是在搞技术，真正的学术应该是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

　　一味关注现实而缺少对知识本身的崇敬，是一个民族在学术前进上的硬伤，而这绝不是简单的“经世致用”可以开脱的。试想，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单纯对于思考与抽象性的偏好，恐怕就不会有《工具论》和《几何原本》；如果没有追求纯粹真理的近代西方学者，我们就不会有科学实验和古典哲学；如果没有西方民众对知识的普遍崇敬，我们也不会有一批受到贵族阶层资助而成长起来的科学巨匠。所以，逻辑学这样的基础科学，对中国来说还有一种特别的价值，即带来没有实用性的、纯粹用于思索的知识，在这个层面上，它能否提高生产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树立对知识本身的信仰与崇敬，而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可以弥补与西方在特定方面的差距，整个民族应该会更有前途。

　　参考文献：

　　［１］徐明．符号逻辑讲义［Ｍ］．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墨子·小取［Ｍ］．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