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逻辑在中西方的起源与发展状况

　　类逻辑是以“类”这个概念为中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后，在人类的大脑中逐步形成且具有一定规范的逻辑思维形式。“类”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分类”的内涵，它最早是一种祭祀名称，后来演变成与“善”相似的关于思想道德的形容词，到了春秋时期才逐渐出现“族类”“物类”等与现代类含义相关的概念。类逻辑并不是简单地从一般到特殊或从特殊到一般，应将其与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放置于同一层次进行研究。本文将从类与类逻辑的概念入手，分析其在中西方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揭示类逻辑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与影响，力求梳理出一条关于类逻辑研究的清晰脉络。

　　一、类与类逻辑
　　
　　“类”是逻辑学中的重要概念，被称为是“智力的基本成分之一”［1］，在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人类能够发挥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类”。在逻辑学中，类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范畴，类将具体事物相互连接，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类而独立存在，因为一旦事物离开“类”这一范畴，事物就不能为人所认识和理解。分类、类比、类推等逻辑思维方法，都是以类为核心的，当关于类的推理逐步形成一种模式和系统时，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类逻辑。

　　类逻辑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类”以及关于围绕“类”所进行的一系列推理活动。两类事物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是类逻辑赖以存在的根基。例如，“类同”并非指两类或两个事物完全相同，而是二者间存在部分相同，并且是本质上的相同。又如进行“类比”的首要条件是要求两类事物间存在共性，通过这种共性才能进行推理。由此可见差异性和同一性在类逻辑推理中的重要地位。

　　类逻辑不只是人类解决日常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更是各种学科里最常用到的思维工具。

　　例如，在数学上，魏晋时期的数学大师刘徽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活用类逻辑思维，他秉持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数学分类思想，提出“数同类者无远，数异类者无近”，并以此对数学中的概念加以分门别类。数学是与类逻辑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有 18 段内容提及关于“类”的内容，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更使用“类”字多达百余次，可见类逻辑思维对数学的影响之深; 在医学中，类逻辑与中国传统医学里最常用到的取象比类法联系紧密，取象比类法就是将自然界之“象”与人体生理机构进行类比，进而寻求诊疗手段的中医思维方法; 在农学上，“辩类”是农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思维方式，在选择和分辨动植物的种类和状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系统，农学也就随之产生。不只是数学、医学、农学，类逻辑古时在天文、历法、地理中的应用也有大量古书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类逻辑在现代学科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可以说，类逻辑思维在各种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代各科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对类逻辑的研究，类逻辑研究步入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阶段。

　　二、中国古代墨家的类逻辑思想
　　
　　墨家是东周时期与道家、儒家并驾齐驱的三大哲学派别之一，其逻辑思想在当时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墨家后期思想，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一直以来，学界都将墨家视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表。在类逻辑方面，墨家形成了从“类”到“类推”的一系列相关理论。墨家之前，“类”并非一个逻辑范畴，它在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长时间的思维实践，最终通过墨家学派的研究推理，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固定的逻辑概念。墨家对“类”的逻辑运用，对后代各学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墨家对“类”所进行的一连串系统性的研究，让中国古代的类逻辑由萌芽走向成熟，并逐步形成体系。

　　墨子首次提出的关于类逻辑的概念是“察类明故”，并善于将这一方法用于论战中，通过区别辩论中的事物，将论战中的分歧点正确归类，以此作为说服对方的根据［2］。在《墨子·非攻》中有一例十分具有典型性: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 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 子墨子曰: 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1［3］在这段辩论中，墨子将“攻”和“诛”两个类概念加以区别，指出对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对“攻”和“诛”进行正确的归类，而是将二者混淆，导致逻辑混乱。墨子能够在这次论战中以理服人，正是将类逻辑思维运用于实践中的结果。

　　墨子在最初运用类概念时，总是伴随着一次次论战，但让类概念真正走向成熟，逐步形成类逻辑体系，则是由墨家后期的思想经典完成的。在墨家的逻辑体系中，类是概念、判断、推理的基础。

　　《墨子·大取》篇中记载: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而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也。”［4］这段话表明，如果一段命题不分其类，必然会在思维上陷入困境。这段话清晰说明了墨家逻辑思想体系以“类”为核心，以“故”和“理”为媒介的思维特征，“故”“理”“类”构成的“三物逻辑”也是墨家最基本的逻辑论式。“故”，不止是事物形成的原因和得以存在的条件，同时也是提出命题的依据; “理”是万事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这里需要注意“理”和“道”的区别: “道”1体规律; “类”则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只有将事物准确分类，才能进行逻辑推论，“类”意味着推理进行的逻辑根据。三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类”是提出“故”和“理”的出发点。一个命题的产生首先要拥有充分的理由依据，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展开推理，同时又要对命题要点区别分类，才能使这一命题的观点得到认可，广为流传［5］。

　　“故”“理”“类”的推理方法为类比推理提供了依据。由上可知，类比推理产生于论战实践中，在辩论中的“以类为推”的方法逐步过渡形成体系，成为类逻辑系统中最重要的推理方式。类比推理的逻辑方程式是由此及彼的，将事物之间相似或相仿的本质作为依据，通过推类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关联性的排序，整个认识过程是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的。

　　综上可知，墨家学派通过大量的论战实践，使“类”上升为一个逻辑概念，进而演变为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最终形成类逻辑系统。墨家学派不只启迪了中国古代类逻辑思想，更使之逐步发展为一套相对完备的体系。墨家学派的各类经典为后代类逻辑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藏，到现在依然在不断发挥着力量，指导着当代学者的研究。

　　三、西方传统类逻辑思想
　　
　　鉴于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在表达方式上有着较大差异，但其理论内核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以推理为核心的西方逻辑中，类比推理占据了重要位置。将具有部分相同属性的两类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可以推知他们其他属性也相同的结论，这就是类比推理的基本思维方式，即如果事物 A 和事物 B 具有一些相同性质，且 A 具有属性 S，可以推出 B 也具有属性 S。严格来讲，这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并不单纯地从属于演绎逻辑，也不是归纳逻辑，而是应独立形成类逻辑体系。

　　西方传统类逻辑起源于逻辑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人类知识的启蒙者之一，他对各个学科都有涉猎，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师。作为形式逻辑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将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可见他对逻辑学的重视程度，他的逻辑学说至今仍是支撑形式逻辑的主体框架。亚里士多德认为，类比推理并不是单纯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其视为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更为恰当。想要全面系统地把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必须从其类逻辑思想入手，研究其关于类比推理的学说。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类比推理或是类逻辑做出明确的定义，但他学说中富含类逻辑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亚里士多德曾在《工具论》中提到了一个关于类比逻辑的生动例子: “假定 A 代表罪恶，B 代表向邻国作战，C 代表雅典人反对底比斯人，D 代表底比斯人反对福申人。如果我们要证明福申人打仗是罪恶，那么我们必须要假定对邻国开战是罪恶，关于这个道理的证据，可以从类似的事例获得。”［6］由此例可知，这里的类比推理是以特殊对象为起点，经过归纳推理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情况，再运用演绎推理，从这个普遍情况中得到另一个特殊的结论。此处的类比推理是先归纳再演绎的认知过程，不从属于任何一方。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世界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三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具有各自不同的逻辑研究领域。

　　标志着逻辑学诞生的三段论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逻辑理论，也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逻辑学成就之一。类逻辑是三段论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三段论中最基本的要素———大项、小项、中项，这三者之间的类联系衍生出了三段论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例如在“没有英雄是胆小鬼，有士兵是胆小鬼，所以，有士兵不是英雄”［7］这个标准三段论中，英雄、胆小鬼、士兵三个类概念中存在包含和不包含的关系，三者间的类关系是整个推理得以进行的基础。由此可见，类逻辑思维对于三段论学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西方类逻辑的根源，那么培根则是类逻辑的传承者，为类逻辑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培根同样涉猎多个学科，在自然科学领域提出了大量创新见解。在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各个学科都在蓬勃发展，为培根提出创新思维提供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在逻辑学的研究上，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逻辑视为“破坏部分”，将归纳逻辑视为“建设部分”。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但不可否认，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思维方法，对于日后的科学创新发展有着长足的积极影响。可以说，培根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推动归纳推理形成具有规模的近代逻辑系统。在此之前，以演绎逻辑为本尊的思维方式为近代的科学实验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培根在其着作《新工具论》中，号召人们使用实验调查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归纳逻辑，从收集到的特殊性资料中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归纳推理法对科学和实验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在归纳推理法中隐含着丰富的类逻辑思想。

　　在培根的《新工具论》的第二卷中提到“优先的例证”学说，“优先的例证”是指在进行科学研究或归纳推理时，那些被优先挑选出的事例［8］。在“优先的例证”学说中存在大量的类逻辑思想，因为被挑选出的“优先的例证”本身就是指类逻辑关系中类之间的共同属性，通过“优先的例证”能够证明两类事物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这在本质上就是类比推理。“优先的例证”学说实际上是从纷繁复杂的对象中，找出具有共性的例证来完善分析结果，通过选出例证对于解决科学实验中的相关归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培根提出“三表法”来整理推理过程中感性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三表法是指存在表、缺乏表、比较表［9］。在过去的逻辑推理上，缺乏对于分析以及否定例证的运用。培根提出，通过“三表法”寻找否定例证，再经过比较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参透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透过这样的因果联系有助于探究研究对象之间类的必然性。归根结底，这部分内容也体现了类逻辑思维。

　　亚里士多德的类逻辑思维启迪了培根的思想，培根则完善和发展了类逻辑思维，将其应用于科学实验上，发挥出更大的效力。培根认为，想要更加透彻地把握自然，就必须要将自然划分为若干个类，并且逐一进行类比分析。培根的实验分析法中蕴含了大量的类逻辑思维方式，通过类比、分析、归纳的方法，来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

　　四、类逻辑研究在现代的发展

　　步入现代，类逻辑思维虽然在人类的创造思维上始终发挥作用，但成体系的类逻辑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类”的研究才重新回到学者的视野。思维学者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类逻辑思维，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并且将类逻辑实际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让类逻辑研究上升到全新的高度。在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尤其是墨家类逻辑的研究一直是重点。同时，国内学者又十分重视对于国外类逻辑思想的比较研究，通过这条途径，大量国外相关论着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加强了双方之间的交流。关于类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重点，将理论推理与经验材料相结合的类逻辑思维方式，是各类学科中经常用到的方法。

　　在国外，类逻辑思想的起源虽然晚于中国，但在西方重视逻辑学研究的大环境下，类逻辑研究的发展明显优于国内，西方类逻辑思想也更加系统化、深入化。国外学者将类逻辑思维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并且能够灵活巧妙地运用类逻辑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国外的类逻辑研究已经从对于类逻辑的整体研究，跨越到对类逻辑各个推理阶段的细致研究。例如，西方学者将类比推理的过程划分为编码、提取、映射三个阶段［10］，对每一个阶段展开详实深入的研究。

　　康德曾说: “每当理论缺乏可靠的论证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指引着我们前进。”［11］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类比推理为核心的类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之间的关系。具有发散性的类逻辑思维能够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为创新思维的诞生提供可能性。在现代，类逻辑思维在社会政治、各门科学以及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中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上，《易经》中的一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12］至今仍是指导政治创新思维的经典; 在科学研究上，类逻辑由未知到已知的思维路径是科学创新思维中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说: “在物理学上，往往因为看出了表面上互不相关的表象之间有相互一致之点，而加以类推，结果竟然得到很重要的进展。”［13］可见科学创新上活用类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在教育与学习上，“举一反三”是学生和老师都需要掌握的基本思维技能，这也属于类逻辑的范畴。

　　类逻辑思维在中国发端于墨家学派，在西方则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由培根对其进行发展与完善，直到现在类逻辑思想依然是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类逻辑的特殊性让它成为有别于其他逻辑思维方式的独立体系，类逻辑的常用性让它能够在逻辑学以外的各个学科领域发光发热，这些特性使得类逻辑研究成为逻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值得更多学者对其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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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夏卫国． 试析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应用［J］． 青海社会科学，2009( 5) :93 －98．
　　［3］ 耿静波，韩剑英． 墨子“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思想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5) : 50－ 54．
　　［4］ 郭智勇．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3) :37 －41．
　　［5］ 孙中原．《墨子·大取》和《小取》的逻辑［J］． 毕节学院学报，2011( 1) :43 －51．
　　［6］ 姚梅，赵博． 墨家逻辑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 3) : 140－ 143．
　　［7］ 叶秀山．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J］． 社会科学战线，1998( 3) : 80 －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