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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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探究 
【绪论】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的内涵解读绪论 
【第一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产生背景 
【第二章】生产：经济范畴及所有权的物质基础探索 
【第三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  
【第四章】共产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 
【第五章】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地位 
【结论/参考文献】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哲学的贫困》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已经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还没有确切的找到表达唯物史观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制定落后于内容的高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客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缺陷，关于唯物史观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术语得到了科学的确定。《哲学的贫困》是唯物史观的成熟应用。

　　（一）“生产关系”范畴确立的过程

　　1.“生产关系”的萌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概念第一次作了系统的阐发，但是当时还没有确切的“生产关系”这一术语，而用“交往形式”这一范畴直接与“生产力”相对。“交往形式”是人的物质交往活动或劳动的社会条件，也就是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表达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

　　1844 年，马克思在评论蒲鲁东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平等占有”观点时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

　　意思是说，劳动产品作为实物，在生产过程中既是劳动者的人的存在的证明，又是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解决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者之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写到：“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里所说的“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指向的都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彼此结成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后来被表述为“生产关系”的东西。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过程中，逐渐赋予“市民社会”以接近“生产关系”的新内涵。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范畴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使用也不够规范。这时虽然马克思已经明确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基本内容，但还没有确定“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术语，而是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来表述后来的“生产关系”,或者将“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和“生产关系”并列运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是“生产关系”范畴的萌芽。

　　2.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

　　虽然“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得到阐述，但是范畴的准确性还有待严谨，仍在形成之中。1846 年 5 月至 11 月，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这部着作发表。蒲鲁东把唯心史观当做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企图说明生产关系范畴的来历，却依据的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1].

　　马克思为论战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写作的《哲学的贫困》，确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完善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准确性，新范畴的制定趋于完成。马克思从蒲鲁东独立的所有制关系出发，认为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制并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就是“生产关系！”《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直接用“生产关系”来表达所有制，第一次达到了术语的表达和内容的统一，不再像之前那样术语的制定落后于内容的高度。从此，只要表达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经济关系时，都用“生产关系”这一术语。“生产关系”成为人们的惯常用语。《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关系”范畴，已经从内容到表达形式，成熟到唯物史观的要求。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等术语已经被《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而且“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也被明确地加以界定。正如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虽然《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关系的内容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的内容，但是《哲学的贫困》真正完成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术语的确立。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随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探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得以准确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主要指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一般的发展规律[1],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方式”这一命题。但是由于“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仍然常常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等术语加以表述，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地使用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并作了科学的界定，所以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在《哲学的贫困》中才作了更为精确的表述。《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的核心方法。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为基础，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可以总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统一体中，他们各以其不同的作用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等量齐观、均衡发展，生产力是整个历史的全部基础，它决定着生产关系。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3].”可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对基本范畴中，物质生产的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对生产力又起着能动的反作用。这种能动的反作用表现在，受一定生产关系制约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生产管理机构，劳动力的组织，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使用，都对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生产关系同当下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反之相反。

　　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解释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为马克思恩格斯承担的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根据。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的目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而旧的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要素中人与物较好地结合起来，不能把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使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摧残[4].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原因。马克思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作出预言：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尖锐化，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相互对抗不可避免[5].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十分紧张的时候，一旦阶级斗争条件达到成熟，必将爆发全面的社会革命。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使他们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了“生产关系”这一经济范畴，对“生产关系”作出了术语上的科学界定，并明确地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同时也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作了更为精确的表述。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求助于具体的概念，不变的规律和永恒的原则以及最重要的天命，而不是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来说明社会形态更替的起源的观点是神学的，蒲鲁东自己就是神话的代表。马克思指出天命不能说明任何历史进程，天命只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处理社会关系起源的问题上，蒲鲁东采取了一种神学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生产关系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时“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决定了一个社会中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两者不可分割[1].一旦人们的物质生产力变化，那么人们的生产关系也必定变化，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也正是《哲学的贫困》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成熟的表现，也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对“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作出了一定阐述，但是，这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在创作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没有得到科学的确立，所以“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还算不上是唯物史观的成熟。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科学确立了“生产关系”这一术语的表达，并进一步阐述了它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理论，使马克思唯物史观达到了成熟，并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应用，以反对蒲鲁东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未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上的唯心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唯物史观的成熟应用，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划清了原则上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克服了历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