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演变历程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固步自封的，其经过了萌芽、基本形成、成熟和发展四个阶段。
2.3.1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萌芽（1921 年-1927 年）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萌芽时期是指从 1921 年到 1927 年土地革命兴起的这段时间。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萌芽在正式形成之前，经过了民主素养的准备期，它包括毛泽东的幼年、童年、少年与青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由不成熟到成熟，是为其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的阶段。少年及之前的毛泽东的思想受家庭的影响很大。毛泽东的母亲秉性淳朴、善良，给予了他良好的教化。毛泽东的父亲为了让毛泽东继承家业，对他管教得很严厉，甚至打骂他。毛泽东在与封建父权的斗争中体会到了“民主”的宝贵，这成为他对民主最初的认识。毛泽东生活在农村，亲身感受到了封建特权对于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
少年毛泽东通过一本介绍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书，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内心中开始逐步形成爱国救民的志向，这个志向成为他“人民民主”思想的源头。在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刻苦地研究中西方民主的差异。1911 年，毛泽东开始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堂，接触了君主立宪制和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思想。毛泽东最先受到的是私塾的封建主义教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上起孔孟、宋明理学到顾炎武，下自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都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较多地研究了康德的二元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有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立即接受马列主义。他曾对斯诺说道，当时，他的思想混合了民主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他模糊地信奉乌托邦主义、“十九世纪民主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27]19.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将很多的精力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极大地影响了华南的学生运动，而他作为这个报纸的编者功不可没；他在长沙组织创建了文化书社这个团体来探究政治动向及新文化。毛泽东早在 1918 年 4 月就组建了新民学会，以此为核心发动和组织湖南各阶层人民起来响应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积极宣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的革命思想，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1920 年，毛泽东倡导创建湖南共和国，认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由普通的民众发起。北洋军阀对湖南自治运动的镇压从反面教育了毛泽东，使青年毛泽东更加坚信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实现有效的变革。毛泽东从此彻底放弃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
在经历了民主素养的必要准备之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萌芽在 1921 年到 1927年土地革命之前的时期正式形成。毛泽东在此期间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及群众运动等，获得了大量的民主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有关劳工平等的经济民主以及农民的民主解放等民主思想。毛泽东积极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逐渐找到了一条通过群众革命夺得政权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2.3.2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形成（1927 年-1935 年）
土地革命的前中期即 1927 年到 1935 年成为毛泽东民主思想基本形成的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决心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总结经验教训，开辟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模式。他认真研究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强调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援助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障，争取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为信赖的盟友是关键。1927 年，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决心靠实践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他提出了中庸民主思想即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27]49.中庸民主思想是毛泽东勇于将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而创新的伟大尝试，也是他对于构建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28]42.
1928 年，毛泽东以总结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为基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井冈山的斗争》等着作里构建出红色政权的理论框架。1929年和 1930 年，毛泽东分别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章，反复论述了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政权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必须注意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对与民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也思考了教育和社会方面的民主问题。毛泽东主张要更好地建设党内民主，必须将其与军队及政权的建设相结合。中央苏区建立后，毛泽东积极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民主改革，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其阶级本质是工农民主专政[28]43.苏区的宪法大纲明确了苏区政权将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组织形式，这个制度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2]17.它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人民群众参与到对国事的管理上来，保障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落实。毛泽东立足于大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经验构建了自己民主思想的框架，这标志着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形成。
2.3.3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成熟（1935 年-1945 年）
从土地革命后期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经过不断地充实而成熟。随着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毛泽东认为要救国救民必须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壮大抗日力量，实现联合抗日的目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将民主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抗日的阶级。1935 年，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指出中国的阶级关系在全国人民对日作战的环境下改变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可能对日作战，所以人民的范围不但包括工农，而且包括中、小资产阶级[29]13.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里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里，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争取民主[30]255.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一个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构想[31]. 1939 年，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反帝反封建以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5]563.毛泽东不仅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15]606-647.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比较完整地勾画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主张建设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都欣欣向荣的新中国[15]663.毛泽东强调民主的政治就是宪政，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新中国应当采取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含全国大多数人的民主联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升了中华儿女抗战的信心与斗志，指引着革命胜利的正确方向，它的形成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在延安整风之后普遍极大地提高，整个党的凝聚力更强了。毛泽东思想于 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且载入党章，这表明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成熟。
2.3.4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发展（1945 年-1976 年）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可以大体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从1945 年至 1956 年的正常发展阶段，后一个阶段是从 1957 年至 1976 年的曲折发展阶段。
2.3.4.1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正常发展（1945 年-1956 年）
抗战的胜利没有马上带来国内的持久和平，毛泽东在分析内战可能爆发的紧张局势的基础上，在一篇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党内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权，坚持实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这个报告明确了他对于解放中国后的民主构想。各个解放区在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指引下进行了民主实践，在《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和《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等宪法性文件的指引下，各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进步[32].1949 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第一次提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指明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建设原则，描绘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美好未来。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代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33]1471.毛泽东领导组织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于 1949 年 9 月 29日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4].《共同纲领》相当于临时宪法，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组织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实现。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阶级状况，强调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里，工人阶级作为领导者，工农这个主要的联盟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作为政权的基础[29]16.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适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矛盾。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制度及一些具体的制度必须具有民主性[29]16.毛泽东参与制定了新中国首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从此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成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有了保证。从 1953 年到1956 年，毛泽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从此，中国的民主实践具有了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民主建设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文章里提到的看法是契合实际的，这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他强调敌我之间同人民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矛盾，这为民主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毛泽东倡导共产党应该一切为了和依靠群众，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党的群众路线赋予民主政治的特色。他明确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很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敏感问题。毛泽东主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依靠民主的手段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巩固保驾护航。毛泽东在新的时代环境里立足于国情并顺应时代潮流，将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民主思想指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断进步。
2.3.4.2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曲折发展（1957 年-1976 年）
在当代，民主追求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流话语，大多数国家都宣称为民主政治而不懈努力，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因此，理性地思考民主政治的历史悖论和必然存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35].人们的思想由于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因此必然受限于人们自身的认识能力及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毛泽东民主思想是特殊条件的产物，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尤其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民主的理论及实践存在误区，使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一生都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在晚年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犯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对此，我们应该理性地分析毛泽东在民主方面的成败，汲取其中的经验及教训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民主思想。毛泽东在此期间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表达了自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晚年关于民主思想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毛泽东晚年迷信个人权威。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但由于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为公共权力的异化准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的封建帝制形式。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大一统”、“统一”、 “一统天下”、“和”、“合”等字眼最为鲜明。中国人渴望稳定的生活，为了防止一盘散沙，往往寻求一种人性或神性的权威，因此，“强人”、“英雄”、“圣人”就变成了苦难大众的精神寄托和崇拜主体。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封建制度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在网罗优秀人才以加强统治方面是非常成功的[36].
我国传统的封建君主制通过神化君主来统治人民，这种家庭中的“长”对应特定范围里的“主”的“家长制”在靠血缘维系的传统社会里代代相传下来，其在政治领域中成了“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曾积极主动地试图克服传统封建因素的影响，并力图开辟一个崭新的民主世界，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员，他最终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封建家族观念的束缚，走向了“个人崇拜”的误区。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陷入了这样一个思想误区，即企图通过非理性的个人权威代替民主的集体领导来建设民主政治，这最终演变为个人崇拜。毛泽东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必须永远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另一种是错误的崇拜，是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我们既要反对错误的崇拜，也要反对崇拜别人而去崇拜自己[37].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论”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型民主模式而转向了个人崇拜型民主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官僚主义传统的国家，以个人权威代替集体领导必然导致民主制度建设走入轻民主、重集中、民主是为了集中的歧途。毛泽东个人的高度集权和专断逐渐形成，但是他自己未对这一流变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具有无条件地崇拜权威的传统的中国，他脱离国家机构的限制，凭借自身在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崇高声誉，直接将个人的民主理想付诸人民群众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领袖同党的关系在很长一段历史阶段里一直奉行的原则是民主集中与集体领导相结合，这种民主、和谐的关系保障了党能够带领人民夺取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共打天下”与“共治天下”之间的关系上没有形成正确的共识，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治理模式，导致在建国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我国领袖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的现象，随之出现的是党内的个人专断及个人崇拜的盛行，党的民主集中与集体领导的原则被破坏，领袖完全凌驾在党的上面。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阴谋，神化毛泽东，极力鼓吹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种鼓动喧嚣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狂热地崇拜毛泽东以致完全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在林彪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加速形成。毛泽东对其民主设想的实现已经逐步脱离依靠民主的制度建设的正确路线，开始走向依靠个人崇拜来实现民主的错误路线，直接通过个人权威来推动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最终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民主建设的巨大破坏。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某一个人所创建的理论或功业要经过制度化的转移才能长久运行并流传下去，民主只有得到牢固的制度基础和科学的程序保障，才能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进行有效的运转，否则就像无本之木一样，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民主的混乱和倒退。
其次，毛泽东晚年忽视了民主程序的构建。民主实质论是相对于民主程序论而言的，两者都是政治哲学的常用术语。民主实质论把民主视为一种能够最充分地实现个人民主权利的政治状态，而民主程序论把民主作为一个能够最充分地实现个人民主权利的过程或者程序[38]26.民主实质论将宪政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强调只有宪政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民主权利，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宪政国家，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民主性质的宪法，其次要看它是否具有与宪法的民主原则相配套的国家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据民主实质论的思维向度，在中国构建了与宪政民主相符合的民主政治制度。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民主宪法和与之配套的国体、政体、政党和民族等方面的制度的确立，充分凸显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实质论倾向。
毛泽东强调，从国内外的历史上看，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通过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来确认所建立的民主政权并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就是宪政，它同民主政治是一致的[15]732-735.但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个人民主权利的实现，因为在政策制度落实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甚至背离，产生这种偏差和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思想就是阻碍民主制度健康发展的典型人为因素。如果说“民主实质”是民主权利实现的前提，那么“民主程序”则是民主权利实现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作为民主程序的核心，法制是实现民主的非常重要的保障。毛泽东忽视了民主程序保障民主权利实现的功能，导致了民主程序的漏洞即民主法制化的缺失。毛泽东晚年误用了民主手段。毛泽东认为民主的制度化就是民主的群众化和运动化，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的成就得益于群众，群众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资本。但是，毛泽东并未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及程序化应该经历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没有将重点放在程序民主的建设上，导致新中国的民主制度里极度缺乏法制，未能实现依法治国，导致民主的实现难以得到保障。尽管建国后我国确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却并未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保障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主义法制和与之相配套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规章制度，最终使得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途径单一，根本不能拥有各种各样的民主权利。邓小平曾指出，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发生各种错误的重要根源，抛弃社会主义法制、党的领导以及纪律和秩序，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复存在，只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更严重的破坏[39].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极易走向极端，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指引下的不合理的民主实践即文化大革命。
再次，毛泽东在晚年更加强调民主的手段功能，主要表现为：谈阶级斗争多，谈政治体制改革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多，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少；谈人治多，谈法律少；谈思想民主、作风民主多，谈民主制度、民主措施少；谈权利的阶级性、人民性多，谈权力制约、监督少。毛泽东认为，民主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40]368.这样，毛泽东间接地否定了民主的价值功能，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导致建国后期他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理论及其实践上，忽视了民主的体制保障和程序保障，最终偏离了民主的正确方向。任何一种政体中都包括政治精英、政治中坚与普通群众三类政治主体。民主政治倡导人民的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民主的绝对主体。
然而，普通群众并不能取代受过专门职业教育的政治精英，两者的矛盾成为民主政治最为突出的矛盾，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矛盾往往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出现。毛泽东晚年“大民主”实践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同他未能科学认识民主政治并防范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有关。同时，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使毛泽东尝到了民主手段的甜头，在问题出现之时，毛泽东往往毫无例外地习惯性选择民主这一手段。毛泽东有关只能用民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科学的，但过度地采取民主手段往往会导致极端民主化及社会的无序状态。毛泽东晚年随着对民主手段的推崇，逐渐走入了大民主的误区，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支持者。毛泽东认为，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民主。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武器，在人民内部不能用大民主的手段，即在敌我关系方面，必须采取大民主的方式，而在人民内部，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整风。
然而，在大民主的适用对象方面，毛泽东晚年打破了大民主只适用于敌人的界线而把大民主运用在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因为他认为官僚主义者同样是人民的敌人，这扩大了大民主的适用范围。毛泽东在谈到 1957 年的群众运动时强调，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适合自身革命和斗争的好形式[40]467.显然，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运动脱离了法制的轨道，这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实践证明，以运动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惨烈政治后果。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误用民主手段的最高体现，对党、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代中国人必须认真吸取其中的历史教训。
2.4 本章小结
辩证地理解“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即正确地区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毛泽东民主思想”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必然要求。毛泽东民主思想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从理论渊源、主观条件及实践基础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全面地对毛泽东民主思想追根溯源。在研究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演变历程时，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逻辑来正确把握毛泽东民主思想由不成熟到成熟再到发展的历史脉络。本章还研究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民主认识的误区，只有客观公正地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够科学把握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在晚年迷信个人权威、忽视了民主程序且误用了民主手段，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灾难，其中的教训值得反思。毛泽东在晚年仍然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其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