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塑造身体的表现及其反思

　　绪 论

　　从“建构论”立场看身体，可以发现文化对身体的塑造已进入到如此全面和深刻的地步，它能更好地解释很多为“本质论”对身体的不可解之处。但是仅仅解释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建构论和本质论本身并非完全对立，它们只是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对身体的阐释。从寻找人类全面自由解放这个角度出发，以建构论探讨文化对身体的塑造之时，以本质论为镜反观其自身的局限，能更好地展现彼此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论对文化塑造身体深入的程度与广度，其边界正是与本质主义对话的接壤之处，但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较好地将建构论和本质论两者结合起来。

　　为此，本文首先从建构论关于文化塑造身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入手进行梳理，在梳理过程中揭示文化塑造身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之目标的悖论所在。下面我们借鉴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三重定义来梳理“文化”对身体的塑造。这三重定义分别是：人类的一种完善过程；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整体的生活方式[1]。从作为“知性和想象作品整体”这一重定义来看，人类的各种理论、科学、艺术成果都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也包括关于身体的书写或称“身体写作”；社会生活和文化对身体的塑造，而作为人类完善过程则可视为这种社会生活整体的历史展开，故可将第二和第三重定义合并。

　　一、身体叙事在文化塑造身体方面的表现

　　“身体写作”主要是用来指称我国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的书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涌现，其中尤以2000年前后的棉棉、卫慧等所谓的“美女”作家，以及2003年所谓的“木子美现象”为盛，学界对其评论褒贬皆有。

　　其中，一部分学者对“身体写作”持否定、贬斥立场，其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是,所谓的“身体写作”并非女性主体意识确立的自我表达和诉求，而要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极左时代的禁欲文化不正常的身体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颠倒的恶性表现（陶东风）；要么只是有关性经验的写作，且这种写作并没颠覆传统意义上男性在性关系方面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且在消费文化的驱动下女性沦为男性目光凝视之下的他者。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则为“身体写作”寻找当下存在的意义，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为“，身体写作”具有作者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开拓了新的写作空间，进而为突破男权视域或者某种大一统的文学权威提供了出口，从而展现出一种历史必然性[2]。

　　在涉及到对性的表述时，我们需要区分一下“色情作品”和“色情描写”“。色情作品的词根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意味着松散的性刺激的来源。罗丹的雕塑《吻》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色情艺术品。然而，色情描写则将性的明确性推向极致。”

　　由此定义来看，上述国内对女性“身体写作”的争论，简单来说，维护的是其在“色情作品”上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贬斥的是其沦为“色情描写”将性单向度化并推向极致使性本身丧失的偏狭。

　　其实“，身体写作”不仅局限于当代女性作家对身体的书写，它也一直与文学和文化紧密相连[4]。当代女性作家对身体的书写只是让身体从传统的隐性存在转变为当下的显性存在从而引起外界的关注而已，这当中当然有消费主义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推波助澜，而现今文学书写与身体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身体书写面临着现代性和后现代境遇从而成为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不能简单站在女性立场视之。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整个身体叙事而言，笼统来说主要经历了前先锋、先锋和后先锋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身体叙事表现为突出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作为主流的革命文学的现代性革命伦理话语中，个体身体沦为工具，“多元的、个体化的、感性的、非政治性的、形态各异的身体感觉和身体描写基本上是缺席的”。

　　这种对身体千人一面的叙事表现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身体，其内核是男性中心主义，它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种压迫（当然它在当时革命要求占主要的历史时期自有其必然性）。在第二个时期，身体叙事出现重大转折，进一步消解了政治性和现代性对身体的规训，其消解行为主要向民间文化和抽象人性两个方向行进。到第三个时期，身体叙事则走向私人化和消费化，这才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私人化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对第二阶段消解宏大叙事的延续，继而出现的卫慧、棉棉等所谓的“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则明显表现出被商业裹挟的嫌疑[5]。

　　二、作为社会生活整体的文化在塑造身体方面的表现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塑造人的身体外表和行为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身体技术、话语权力与身体、身体在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表征方式、身体作为表达和僭越的媒介和赛博主义等方面[6]。

　　身体技术是由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描述了“人们在不同社会了解如何使用自己身体的种种方式”。其主要观点认为：“身体的行为是因为历史和文化条件而不同的，是后天获得的属性，这种属性只能证明具有文化特殊的特定社会成员身份。”

　　莫斯对“身体技术”观的主要贡献是，他“不是探寻究竟是遗传还是教养对行为负责，而是研究社会的意义如何铭刻在物质的身体上，研究个人选择和代理人和社会结构（权力）的作用，如何限制了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或使之成为可能”。艾里斯·马里恩·扬在《像女孩那样投掷》中对身体技术作出了更加具体的分析，详细论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女性的运动风格和她们与空间关系的限制，在此限制之下女性的运动方式并非按照人类身体对周围环境的自然适应而做出反应，而是在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的社会制度中作为被男性凝视而存在的客体，女性从属地位的身体化方面正是根植于这种被篡改的生存和体验自己身体的方式“。通过考察身体技术的表现方面，我们逐渐发现心智和自我不是栖身于身体机器上的幽灵，占据头颅的上半部分，而是有些滞‘后’于我们的行动。相反，心智和自我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是在身体技术日常实施中被编码的。”

　　简言之，建构论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洞察到了文化塑造身体所造成的身心二元对立，但也为在社会编码中重新弥合身心二分找到了契机。

　　对权力、话语与身体关系的考察，最为着名的莫过于米歇尔·福柯和诺伯特·埃利亚斯。前者阐明了“身体如何受到权力的规训，这种权力是通过体制化的话语而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受到官僚政治机构——医院、监狱、疯人院的规训，而且受到大量以各种分散地分布的形式——如关于性的话语——的规训）”;后者则是“就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化行动来确定‘文明进程’，一种以行为举止方面的重大改变为标志的长期的历史性变革。”

　　福柯发现了社会实践背后的话语作为权力存在，并对其进行基于历史的谱系学研究，其深刻之处在于认识到所谓的历史进程不过是一种权力统治代替另一种权力统治，且这种权力具有生产性“。规训的权力就建立在这些新学科所生产的知识和技术之上。现代监狱以及它所服务的司法系统，运用的就是由监狱长、监护官、精神病专家等等诸如此类的人所实施的这一规训权力。”

　　相对于福柯关注各种话语权力如何建构人，诺伯特·埃利亚斯则更加细致地关注“人的身体的历史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话语与文化实践之间的联系。简言之，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通过勘破以任何话语形式束缚人的身体的伎俩，他并非简单地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伦理，而是要为人的身体作为自然完整的人的存在寻得契机；而诺伯特·埃利亚斯对话语与文化实践关系更为细致的关注，则在福柯话语权力视角之外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为寻求身体的解放找到了更多的现实土壤。

　　身体作为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表征方式则将这种权力驯化机制表现得更加具体。通过视像化传媒，当代政治、经济权力完成了对身体的一个内在驯化过程，它将人的身体投入消费，且消费的只是一种被视像制造出的虚假欲望，这种虚假欲望通过身体意象的形式出现（这种身体意象是通过化妆、灯光、视频图像剪辑等一系列手段塑造出来的，作为在媒体上展现的身体意象它区别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体，这包括区别于塑造身体意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明星身体），通过这种身体意象形成身体话语的霸权，从而对其他一切多样的、个性的现实身体实行打压，由此形成的身体崇拜“不再与灵魂崇拜相矛盾：它继承了后者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所以两者不过同样是‘观念’，即身体像灵魂在自己的时代那样，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也成为了一种‘客观化的特权化支柱’，成为了形而上的消费伦理的指导性神话，紧密渗透在生产目的之中。”

　　简言之，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传媒合谋从而实现了资本对整个消费符号体系的操控，个人感性身体的丰富体验被大众传媒制造的身体意象神话削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掀起的对身体的崇拜却使身体本身受到关注，其时尚的变化制造多样的身体意象，也为身体的多元化存在提供了契机，而问题只在于这一切都被资本所操控。由此，这又变为了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从文化上如何寻找身体自我解放的契机，我们将在后文作整体思考。“身体作为表达和僭越的媒介和赛博主义”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身体面临的复杂境遇做出探讨，正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对身体的辩证考察才成为可能。在此，赛博主义从技术上给予了支持。赛博或曰控制论有机体（the cybernetic organism)[14]把人的身体拆解为一系列零部件，它可以用科技实现与自然人的有机重组，这一技术极大地彰显了人类身体的后天建构性，同时，其碎片化地随意组接对操控身体塑造的话语权力的整体性也起到了拆解作用。在此拆解作用之下，到底什么才是人的本质成为疑问，我们是否可以将此视作本质主义疆域的重新界定？从我们之前的探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身体既在文化中凸显，又在凸显中被文化所规训，即在一种自由主体与约束控制之间挣扎，而后现代语境则将这种张力放大了。因为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文化塑造身体的一体两面性的凸显，越来越多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的身体的天然存在变得可以用后天技术塑造，作为一种文化对身体塑造话语的极端表现，物极必反，它消解了这种话语本身的单一向度规约，因为技术可以更好地在折中的意义上被应用。赛博主义对传统本质主义人类身体观念的挑战，表面看来是本质主义快要被赛博主义所淹没，但正是在这种极端境遇下，本质主义的意义被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诚然“，这些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到哪里结束、机器从哪里开始提出了疑问，并有助于我们把关于人类身份的身体基础的传统理解相对化”。但相对化并非完全取代本质主义关于身体的生物性解释，它只是将物质身体在生物层面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扩大了，正如哈拉维所言，在赛博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更应该被理解为节点（nodes)、看作众多不同网络的交叉点，而不是独立的单细胞动物“，从人与技术的结合中产生的杂交网络，这种技术是为了巩固人类工程而设计的。技术科学对家庭、市场、车间、学校和医院的巨大影响为隔断旧有的阶级、种族、性别的决定性以及建立新的人类模式提供了潜在可能性。”

　　简言之，赛博的出现从技术上将建构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在此对人的本质提出了疑问，为人类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岔路口。

　　三、对“文化塑造身体”的反思及理论构想

　　从上述“文化塑造身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清晰地发现身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全方面塑造，在此过程之中权力从整体到局部、从显性到隐性如毛细血管一样渗入到文化对身体的塑造之中并左右之，这里的权力不仅仅指政治权力，也包含消费主义与大众传媒基于商业利益而合谋潜在操纵文化对身体的塑造，更有此三者以隐性复合形式共同左右文化对身体的塑造。

　　其实，建构论之“文化塑造身体”观点的出现是对之前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强调生命本能以突破政治、宗教等权力对人的束缚的一种矫枉过正，它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的生命本能也已经被某种权力所操控所建构了。在此，我们需要区分“身体意象”和“身体本身”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诸种理论的批判意义所在。其实，建构论的批判眼光是看到了人类文化作为一种权力在塑造身体意象时，用一种“所指”的僵硬、狭窄概念把身体这个本身具有丰富感性的“能指”磨灭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尼采、弗洛伊德，还是后来的文化研究建构论，他们都没能完整地把握身体的意义，而只是表现出了对身体自由意义的追求，并在此追求过程中不断勘破掩盖在身体之上从而压制人之自由的幻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果联系他们的历史语境作整体观，正是他们的这种追求显示了一种对人类自由解放的诉求。正如詹姆逊在谈及何谓辩证思维时所说：“它是一场与资本幻象的艰苦搏斗，它不断颠覆既有观念，以便在破碎世界中，令人获得一种总体世界。”而站在当今的历史节点，我们得以看到他们各自理论的价值所在，有可能突破之前任何逻各斯对人的束缚，从而真正走向整体人类的自由解放。当然，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赛博的出现从技术上推动了这种可能。

　　如何真正还身体以身体本身之丰富感性从而实现人本身的自由解放，在此出现两个难题：一是人类在文明建构中对身体实行意象编织似乎不可避免（赛博的出现一方面拆解了关于身体的任何神话对人的压迫，一方面也加剧了身体意象的漫画式编织）；二是人类的文明建构表现为一种本质力量的展现，在阶级社会它必然会表现为一种权力形态，权力从本质上又会成为一种对人的控制，这正与马克思所说的“人化”和“人的异化”

　　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本质上又变成了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但就目前来看，文化对于解决此问题的意义何在呢？

　　在此，我们需要对建构论进行反思，并借鉴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坚持一种生态立场，对此二者的衔接当坚持一种整体活化的思维，如此，或可从理论上探索出一条救赎之路。

　　首先，坚持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三重定义并将这三重定义视为一个整体，为一体之三面，如此作为艺术（活动）和知性的作品、特定生活方式整体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三者之间就可能实现活态的互相构建、转化，人的本质力量就可能在此三者构成的空间之中自由伸展，从而有可能摆脱权力的单向度控制。比如，人在对艺术（活动）和知性作品的感性自由操演中形成一种完整自由的感觉结构，特别是那些经典的艺术作品在形成人的自由完整感觉结构方面意义突出。而这样塑造的感觉结构只是艺术作为符号编织在人类心灵造成的结构，它需要和特定社会生活整体中的意识形态结构进行动态互适、调节，因为在本质上社会生活整体也是一系列符号编织行为，只不过它更加复杂多样而已。在此之外，承认人类历史作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则为之前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感觉结构的动态互适、建构提供了自由伸缩的空间。另外，所谓坚持生态立场，就是对文化建构之外的未知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即文化对身体的塑造深入到何种广度和深度，在此边缘之处正是本质主义的疆域所在，当然这个疆域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为动态性的。在此，我们不妨借鉴海德格尔的思想，将文化建构所明晰的人类身体部分称为澄明的“世界”，将人类文化尚未认知的身体视为“大地”，那么人类文化塑造的身体就如“大地”之上涌现出的“世界”，它是身体的一种定名，但它又是与大地息息相关的。

　　“世界”与“大地”之间的通道应该是畅通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可以作为疏通此通道连接彼此的理论枢机。由此，“世界”与“大地”的关系就如琴键一般，跳动的琴键向上浮动为“世界”成为“名”，向下沉为“大地”，为“无名”，上浮、下沉都是生命，作为一个活态整体，它奏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音。在此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物质存在的技术所具有的革新力量，赛博等技术的出现为此解放路径提供了一个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