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梦”实现为背景构建实践论生态美学

　　马克思曾指出: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

　　中国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上新的丰富与发展，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激励着每个中华儿女为强盛中国、法制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幸福中国和美丽中国的目标而不断努力。而“美丽中国”的实现路径正是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遵循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规律，进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主体自身的和谐状态，以及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梦的有机内涵，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也为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理论契机。

　　一、生态“中国梦”的追寻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国梦”并非仅仅是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理论话语，也不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抽象口号，而是从马克思人本思想和实践论中生发出的现实追求。“中国梦”正是内蕴着丰富的实践性思想，***主席曾多次阐述中国梦的实践性特质，并构成了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话语体系，即“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3］。可以看出，中国梦绝不是空洞的信仰或者安慰人民的麻醉剂，而是在梦想激发实践、实干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完成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进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扬。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维度和理论基石，从历时的维度上确证了劳动实践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体性价值存在的本源。

　　康德通过对主体先验道德的反思和精神的纯粹性完成了“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4］。黑格尔通过宏大历史和精神理念的架构，预设了主体实践的线性发展进程。

　　马克思跨越了康德哲学中现象界与本质界的二元区隔，也破除了黑格尔绝对的精神理念，从主体生存和创造物质劳动实践入手、从现实的生活出发，实现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主体性缺失的、缺乏交流的话语。比如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就“只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永恒“存在”的本源。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哲学主要研究的是对象实体的本体属性。正是主体的规避造成了绝对精神理念等唯心主义的疯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是对绝对理念和先验理性的崇拜者，但此种精英主义话语并不能完成所有人的历史解放使命。而马克思则以活生生的主体性生命和“实践———认识活动”为基石，建构了崭新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本思想。人的实践和人的劳动不再是工具和手段，而是自由、发展和解放的必经之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梦则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更是要在劳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从而实现自由、全面、解放的主体性存在价值，“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

　　中国梦是新时期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美丽中国的生态梦想则是中国梦理论的坚实基础和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6］。生态梦是中国梦全面实现的自然基础，生态环境也是人们从事物质劳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的前提与基础。首先，主体的生产实践最初正是面对自然环境，并通过劳动实践进而完成对生活资源的开发和获得，自然和主体之间形成了和谐存在与互相制约的关系。其次，生态梦是当前精神生态问题的内在需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发展，还在自由、完满的实践中获得了生存的愉悦和价值的体验。再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伴随着主体实践能力、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理性科技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对工人和自然的压榨进一步加强，人类过于膨胀的主体性实践忽视了“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由和完满，技术理性的彰显反倒成为另类压抑生命的元素，正如佩西所说: “我们继续不屈地攀登，不知道究竟是在开创有决定意义的新的历史里程碑呢，还是在挖掘自己的墓穴”［7］。这些都是生态梦产生的前提和语境。正是由于主体性的膨胀和实践性的扩张产生了生态环境和精神生态的诸多问题，所以生态文明的建设与生态梦的实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启示，通过主体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建构主体自身、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存面貌，进而实现“碧水蓝天”的生态梦和中国梦。

　　二、从“生态梦”的精神生产实践审视生态美学的学科建构

　　生态梦与中国梦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传承与发扬，内在地要求以主体性实践的方式实现从个体到集体、从民族到国家的复兴梦想。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而言，相应的制度建设、技术改造、市场协调，以及身边的环保工作都促使我们朝和谐的生态梦又近了一步。但是，生态梦不仅仅需要物质生产实践，更需要以精神生产实践使主体获得全面、自由和解放的终极性价值体验，这正是生态美学的应有之义和历史承担，也是生态梦、中国梦对生态美学的内在要求与理论弥补。对于当前的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学科属性及其历时发展而言，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忽视，一直存在较多问题。当片面地引入生态学资源融入美学之时，固然可以解决生态问题上的焦虑，但忽略了美学本体的内涵体察。

　　生态梦的精神实践维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生态美学放在问题产生的源头，以主体的实践性完成生态梦的建构，并从“自然确证”、“精神生产实践”、“审美自由”三个维度获得了历时性延展的合法性价值。

　　第一，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生态美学，破除异化劳动、恢复实践的“自然前提”是需要着眼的第一个维度。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与主体的不协调以及主体自身的精神焦虑等等，都是实践本身被扭曲和异化的结果。所以，生态美学应从实践的自然前提出发，进而在个人主体、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关系中，找到美学存在的合理性价值。美学作为研究主体性的感性能力和审美经验为核心的学科，是伴随主体实践能力的提高并在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而自然和环境却构成审美关系生发的前提。无论是中国古典的生态美学智慧，还是西方天地神人四方合一的思想，都渗透了对自然原生态审美的体察和“自然人化”的精神实践。“生态环境的审美价值是通过生态系统的感性外观，即环境体现出来的。生态美学就是要研究这种感性形象如何为人提供审美观照，如何使人产生审美快乐，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的审美形态。”［8］
　　
　　第二，破除异化劳动和确立自然的存在价值之后，需要以感性和精神生产实践的方式完成美的“对象化”活动，这是生态美学需要着眼的第二个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同于以往西方哲学的感性认知，而是把认识论上升到实践论的维度。生态性的美感体验恰恰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产生，这也正是美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原因。因为个体的精神生产实践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从整体的主体层面而言，又与自然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感性体验，比如月光与思乡、松竹与高洁等等。生态美学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环环相生的主体理念和天人合一的返魅视角都在感性和精神生产实践中得以确立，并通过实践性有机联系了主体和自然，同时更加注重审美活动的结果和美学的价值意义问题。主体的精神实践在产生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使得大自然的美以对象化和人化的方式契合主体的心灵需求，“希冀在宗教的或审美的体验中使自我摆脱烦恼，达到与外物和谐随顺的自由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向往家园寻求精神安顿的表现”。这样，生态问题从实践的异化出发，再最终落实到精神实践的和谐共融之中，生态美学也成为国家和民族生态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生态美学的精神生产实践属性实现了美学本质特征的彰显，所以生态美学的“审美自由”就成为需要着眼的第三个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对于个体及全人类而言，是个至高无上的概念，并具有两个方面的维度，首先是目的性劳动的“必然自由”，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不受肉体的需要”时进行真正的生产，并且是对“整个自然界”的再生产。

　　其次，“真正自由”是主体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以超越性和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为途径，从而获得高层次的精神自由，“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而生态美学不仅需要主体精神上的自由，还需要实现生态和自然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就必须以精神生产实践的方式实现主体和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使二者同时具备“主体性”性质的自由。此种精神上的超越性也直接启发了后实践美学，并从生命美学的视角统摄生态美学，比如有学者指出: “生态美学是一种普泛的生命美学。……为非人类生物乃至环境提供无偏私的道德庇护，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跨类的生命观和伦理价值观。”

　　其实，生态美学的自由性正是在主体长时期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仅契合了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的发展脉络，更是彰显了在实践基础之上通达主体和生态之间平等、平衡和公平的共存策略，实现生态的“自然复魅”、主体的“齐物同情”和主客体之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也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却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12］。所以，生态美学的实践可以完成物质实践、精神实践和审美实践的合一，最终通达神与物游的美妙状态。比如庖丁解牛，在物质实践的长期积累中自然而然地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妙悟之境。再比如轮扁斫轮，已经无法分清孰为物质实践，孰为精神实践; 孰为审美创造，孰为人生超越，或许生态性的自然而然就是其最高境界吧! 所以生态美学也就完成一条从实践到超越、从自然到心灵的审美自由之路。

　　三、实践论生态美学: 面向历史的“本真生存”与“生态自然”

　　以生态梦和中国梦为契机，生态美学最终在马克思实践论资源中获得了不竭动力和弥补自身缺陷的理论资源。实现生态梦，需要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层面的生态美学实践; 实现中国梦，需要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基础，全方位的将所有实践纳入民族国家的整体，进而实现生命大道和谐之美。生态美学经过中国梦的理论启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弥补，在自然确证、精神生产实践和主体自由等三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改造，克服了主体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理论失衡与话语悖论，正如华伦斯坦的宣称:“世界的复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它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实上，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生态美学面临破碎的主体，需要以“复情”的方式恢复本真而自由的主体生存; 而面临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就需要以“复魅”的方式重建自然的整生状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亲和、和谐的存在关系，从而共同实现生态梦的目标。“复情”和“复魅”的具体实现路径正是从“人的自然化”到“自然的整生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面向历史的生态美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话语资源。

　　首先，生态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美学的视角从“生态性”或“生命性”转移到了主体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关系”之上，更加注重“人的自然化”。彭修银教授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将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上总体地把握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未来美好图景，既不过度凸显人的价值而仅将自然作为一个被动观照的美的对象，也不因凸显自然的价值而抑制人类积极主动的审美创造精神，而是在遵循自然生态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实践纬度为前提，适度地人化自然，同时也把自然主体化，形成人与自然的交感对话”［14］。
　　
　　主体以感性精神实践的方式对生态进行了审美化的观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凸显两者关系的生态美学，从实践的角度而言，这是“自然的人化”进程。但是，生态美学在具有实践性美学特质的同时，也是对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尤其是在对自然和生态性的体察中，具有和其他实践美学相异的价值取向。所以，在实践性和主体间性的联系下，“自然的人化”也要逐步过渡到“人的自然化”，通过对主体的返璞归真的“复情”，进而在广阔的生态空间中完成人的自然本体的回归，实现“人化”和“社会化”的人再次回归自然之中，破除权力—语言—理性—知识的认识论和工具论本体属性，以情感本体渗入自然和回归自然，最终实现主体生存自然的“齐物”之境。其实，从人类出现并进行物质生产实践之始，就无法脱离大自然，日升月落、江河湖海、丘岳峰峦、春华秋实，这些都给人们的自然实践和精神实践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场域，人们通过“自然的人化”完成了对生态的改造和索取。同时，自然生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并且以“集体无意识”的途径渗透进每个主体的内心深处，这正是“人的自然化”。
　　
　　在自然中，人类作为“自然之子”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皈依、依靠和回归的冲动，并与自然构建了原初的审美体验关系。比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人的“诗意本质”正是在天空与大地的密切结合中彰显出来，人与“大地”之间构成了生存视域下的终极存在关系。所以，从历时的角度而言，主体是无法脱离自然生态而存在的，任何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性的原则下进行，以“人的自然化”打破启蒙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主体膨胀式话语，从改造主体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生活组织方式以及自我的精神体验方式入手，面对自然生态建立情感本体，实现共生、同情、亲切、和谐的审美观照和美学体验，通过新的精神实践完成“自然化”的价值取向。“人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15］。进入后现代时期，多元化、平面化和传媒化的语境更加加深了主体与自然的割裂，而生态美学可以重新发掘和恢复主体“自然化”的本真和复情，通过对自然的崇拜、赞赏和回归，发现自身作为“自然之子”曾经失落的纯真与完满，进而加以弥补，这是生态美学在今后发展的方向。

　　其次，生态美学同样需要更加关注“自然的整生化”，以“复魅”的态度促使环境与主体之间形成“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整生”正是来自于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主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共生”、“竞生”和“衡生”等环节实现同一性和辩证法的“最高统一”与“生生不息”，“整生方法也是生态美学整体规律的表征，是生态美学的灵魂”［16］。

　　“整生化”不仅仅可以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方式，更是昭示未来学科的关注点和价值立场。同时，它绝不等同于回归到前文明时期的蒙昧状态，而是在自然的人化历史进程之后，通过“再实践”的方式实现对纯美自然的鉴赏和整体化生态的关注。第一，“自然的整生化”应首先恢复自然生态存在的自由，顺应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破除只向自然索取而不加保护和建设的发展和思维模式。自然万物皆有生命，也有其自身主体性存在价值，这也是生态美学应该不断加强的观念和目标。而主体在经过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曲折路径之后，再次以“同情”、“共存”和“整体”的情态面对自然，使得自然彰显出其本体的“澄明”才是生态美学的理论承担。在此视域下，主体在剥离了神性的泛神论之后，通过实践建立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情，将自然当作生存的家园和抚育万物的母亲，以崇高与复魅的美学视角审视自然的伟大与庄严，康德所谓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 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正是此意。第二，自然的整生化更是在“万物齐一、和而不同”中实现深层次的生态美学建构。生态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视点是“有机整体观”，也就是指在科学的层面上实现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循环与自我调适功能。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需要立足于感性精神生产实践的维度，在天、地、神、人的“四方”合一中完成美学话语的“自然而然”，从而进一步打破主体和客体的分裂，实现终极意义上的“整生化”存在。在生态美学看来，万事万物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运行“复魅”乃是最高境界，从而通达“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7］的目的。
　　
　　所以，自然的本体便构成了一气相通、大化流转的整体，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自然而然”的运行规律。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也提倡一种朴素的世界观，认为主体与自然经过劳动实践，建构了相互感应、息息相通的关系。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述在经过主体历时进程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之后，再次以类似于“现象学”的方式进入到生态美学的视野，通过对理性的“悬置”完成对自然的观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人学取向的最高价值。未来的生态美学发展不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资源，还应当将实践论的视域进行扩展，有机地融汇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建构起以“自然的整生化”为核心的、更为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生态美学样态，以主体间性的态度更好地参与进后现代文化的宏大场景之中。“生态美学既然是‘全体性美学’(Universal Aesthetics) ，……依照的是生态整体的尺度，是对生态系统的秩序满怀敬畏之情的‘秩序的欣赏’(Order Appreciation) ，因此这种审美欣赏的对象，很可能不是整洁、对称的、仅仅对人有利的，而是自然界的‘不可驾驭和混乱’(Unruly andChaotic) ，而且，决定和制约着这种不可驾驭和混乱状态的自然规律越是神秘、越是未被人认识，其美感就越强烈。”［18］
　　
　　可以看出，“自然的整生化”并不单单是对自然的“复魅”，而是以自然万物的“澄明”存在为基准，以“同情”和“主体间性”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生态美学体验，并以审美化的眼光审视人类和自然终极性存在的问题。人只是世界的“参与者”与“守护者”，必须树立“有限性”的思维方式，必须正视自然的有限性和客观性，肩负起保护、关爱自然万物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和有效实施各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划，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才是良性的，社会发展才是正义的，中国梦才能实现［19］。生态美学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产实践的维度推进了整生化的追寻和终极意义的考量，为自身建构了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并促使人们明白，只要有自然的存在，有主体的存在，就会有生态美学的存在。

　　中国梦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已经在新时期焕发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和指导价值。

　　美丽中国的生态梦也正以“熙熙然如登春台”之势扎实推进。而中国梦所蕴含的实践性和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给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价值。一方面，生态美学作为实现生态梦的精神文化实践，在自然确证、感性话语和主体自由的维度弥补了当下学科建设的不足，拓展了生态美学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生态美学的实践性也契合了主体的“复情”和自然的“复魅”，使二者相互通约、相得益彰，最终呈现出面向未来、面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风貌，增强了普适性的话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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