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中英美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成中英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哲学自“五四”以来就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这是成中英美学形成的大背景。成中英最初的美感启蒙来自于幼时居于乡村的体验。与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使他对“美”这个词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心灵印记，也使他对中国传统文人对自然、对天地与生俱来的亲近有了亲身的体认，这些为后来他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打下了基础。成中英幼时接触自然是幸运的，然而战乱的时代背景时常使他为躲避灾躲祸而奔走。在那期间，他对生命的脆弱有了很深的体会，这是他美学中关注生命的起始。时代使西方作为侵略者的强者形象出现在成中英的最初印象中，所以成中英立志学习西方以强中方。成中英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儒学大家，母亲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式女性，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中英从小就广治中学，为以后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打下坚实基础。成中英凭借自身的好学深思，刻苦求学，从中学和西学中广吸养分，最终成就本体诠释学，进而以此为理论支撑，发展出本体美学。
（一）时代条件
成中英幼年时战乱频繁，日本侵华使他感受到生命和民族所受到的威胁。所幸，小时的他避乱于乡村，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也得以安全度日。加之父母的优良教育，他学习新学，不忘中学。所以在那个年代，成中英很早就有了兼顾中西的心态。
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一直面临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挑战，国人在对待中西哲学的态度上一直存在分歧：是用西学完全代替传统，弃传统于不顾，还是回归传统，无视西学日新月异的变化。实践证明，上述的两种做法都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已经深植中国人的内心，成为不能轻易掩盖的文化底蕴，摒弃传统的做法既不现实，又严重损害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单纯地回归传统，不用任何新的理论对传统作出阐释，相当于搅乱一池死水，达不到为传统注入新鲜血液的目的，也就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理论生命力。所以，禁锢中学，回避西学的引入，同样是不可取的。后一派人宁愿牺牲中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长远之路，也不愿冒中学被西学“吞没”之危险，所以固守僵化的传统。对此，成中英认为，哲学的生命力来自于交互影响产生的创作，中西哲学相互交流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健康之道。所以，成中英对死守中学的观点是持鄙夷态度的。
纵观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第一期哲学家的努力，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缺乏深入和精确的了解和剖析，仅从宏观的感觉很难把握西方哲学的精髓。对于第二期的哲学家，比如：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比第一期的哲学家倾注了更多精力于西方哲学，他们对中西哲学的了解和诠释更能深入到细节。尤其是方东美，他曾留学美国攻读硕博学位，不再像第一期哲学家大多数先立足中国传统，西学只作为一个补足和参考。相反的，方东美先确立了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然后用此思维方式考量中国哲学。
但是，这一期的哲学家仍然对中国传统哲学持偏护的态度，他们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仍然缺乏平等性、完整性和持久性。成中英认为，哲学不仅是“自我实现之学”①，它还包含了 “人类文化和历史生命（又名之为文化慧命）”②。成中英不主张在追求哲学的文化慧命之前，便依附于一种文化传统，那样不利于从各种文化中吸取精华，容易走向“形式主义或权威主义”.他力求深入西方哲学的心脏，让中国哲学在平等的层面上与西方哲学产生问题的碰撞，使中西方哲学相互参与到哲学问题的解决上。所以，面对日新月异的西方文化，面对中学在研究西学上的不足，成中英必然会选择以西学之石，攻中学之玉的道路。
1956 年，成中英赴美留学，时处于美国逻辑和分析哲学的时代。成中英在哈佛大学师从于当时美国最着名的实用主义语言学大师--奎因。成中英自言：“在哈佛的五年中，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不但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脉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但却与这两者不离不杂，有其严格的理知性格。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本体学上；无论在知识论上，还是在价值论上，我都找到了哲学思考的标准，使我以后的哲学生命的追求有一规范可循。”①较之于前两期的哲学家，成中英可以说首先确立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
成中英一直以来的志向就是学习西方以重建中国哲学，所以成中英在深入西方哲学心脏的同时，时刻不忘建构中国哲学之大业。所以在哈佛留学期间，成中英时常光顾哈佛燕京图书馆，关注中国哲学的最新动态。所以在哈佛的五年，成中英恰恰能够安静、深入地思考中国哲学的生命理路。虽然身在西方，却心系中国，对中西哲学算是两不偏废。一方面成中英从小受到来自父亲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其师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建构取得的佳绩，多种原因使成中英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孜孜以求，不敢懈怠。在这努力的过程中，中国哲学自身的魅力也化为他的无形动力。总之中国哲学就像一眼喷泉，外表看上去几近干涸，但是只要勇于深入关注和挖掘，它的代表生命力的泉水终将喷涌而出，惠及人类。
这所有的原因使得成中英从哈佛毕业便投入到中国哲学的建构中去。1972年，成中英创办《中国哲学季刊》，1975 年他创办“中国哲学会”.1982 年，成中英首次提出本体诠释学，这是他多年来广治哲学结出的丰硕果实。
（二）理论基础
成中英美学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本体诠释学。借助这一理论，成中英在美学上提出本体美学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学者侯敏认为：“成中英的‘本体美学’概念，是‘本体诠释学’提出之后，与‘本体伦理学’、‘本体知识论’等共同衍生出来的。”②笔者认为，本体美学是从本体诠释学中分娩出来的，是母体与自体的关系。所以，要了解成中英的美学思想，必须对其哲学基础--本体诠释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体诠释学体大根深，由于论文的篇幅所限，论文只对其进行一个宏观的把握。
1、“本体诠释学”的理论渊源
（1）西方哲学资源
首先是逻辑分析哲学。成中英留学美国，时处于美国逻辑分析哲学的鼎盛时期。逻辑分析哲学以新科学的出现和高速发展为背景，尤其是20世纪初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此，哲学家们认为：“哲学的功用只在于：（1）对科学语言的阐明和澄清；（2）使科学语言进一步系统化和知识化。这表明，新科学的发展引起了对知识系统的特质的说明；而新逻辑的发明也就提供了说明系统化的知识的工具。”①逻辑分析哲学的代表有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成中英在哈佛大学期间受教于在逻辑分析哲学方面执牛耳的奎因教授。
奎因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深深地影响了成中英。奎因的逻辑分析哲学承继并批判了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与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批判传统的形上学，认为经验是一切意义的来源，并把科学的标准用在语言当中。奎因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化约主义和二元论，“把狭义的、单向的以及孤立的经验意义观念、扩大到与经验意义相关的网络，不以一事一物作为意义的确定因素，而以全盘理论网络或系统作为意义的确定的依归”②。所以，在本体论方面，奎因对经验的重视，通过逻辑建构的具有整体性机体网络性的哲学都影响了成中英。在知识论方面，奎因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句法，这种分析就是一种诠释，所以奎因为成中英的诠释学提供了一种逻辑基础。另外，奎因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强调知识的联系性，强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可分割性，这些都影响到本体诠释学。
其次是西方诠释学。如果说西方哲学的重方法轻本体的缺陷给予成中英一个哲学努力的方向的话，那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可以说是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直接跳板。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是继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后对西方传统本体哲学进行批判所作的努力。成中英把西方本体哲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不论是前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的“不动的动力来源者”,还是中世纪具有“绝对他者性”的上帝，都把本体看作是外在于主体本身的客体。即便是近代西方出现的德国唯心主义，“它仍是一个超越的、非现实的客体化的主体形式的本体存在，只是它的内容从不可知性的物自体换为可知的精神实体而已”①。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迎来了使用科学方法探究哲学本体的时代。
但是，科学方法使得哲学本体更加外在化、物化和丧失超越性。
哲人们很快认识到科学方法探究本体的弊端。狄尔泰最先指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用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精神科学则关注各种生命现象。另外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都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产生了影响，理解逐渐成为本体。
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诞生。“我保留了早期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诠释学’这一概念，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真实经验即思维的理论。”②成中英承认自己受到西方诠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影响。但是，成中英认为，伽达默尔舍弃了方法单纯追求真理。
成中英指出西方哲学重方法轻本体的特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方法的重要性，即便是用科学方法寻求本体，成中英都指出科学方法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是永远不能忽视的。这表现出成中英看问题丝毫不带有偏激性，表现出一种极具宽容的心态和一种宏大的视野。所以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相比，一是追求本体与方法的统一，二是“揭示超越性与内在性统一”③。“所以， 如果我们把康德的知识论看作是近代以来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第一次批评， 把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本体论看作是第二次批评，把哲学诠释学在内容上与知识哲学相对立、在方法上与分析哲学相对立看作是第三次批评， 那么， 本体诠释学则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哲学的第四次批评。而这种批评正好是来源于中国哲学的智慧。”
（2）中国哲学资源--周易
前文已经论述，成中英属于先治西学，然后用西学反哺中国哲学的学者。虽然先治西学，但是成中英并没有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与之相反，成中英对西学一直持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于西学，成中英更多的是借鉴了它的现代知识论，在本体论上，成中英则是以中国哲学为本源的。
成中英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改变西方哲学本体中知分不知合的固癖。所以他要向中国哲学寻找出路。他自言：“本体诠释学的看法是根植于中国哲学的观念之中的， 尤其是根植于强调整体作用的《易经》哲学之中。”①成中英对《周易》有很深的研究，着有《易学本体论》一书。
成中英回溯到中国哲学中去界定本体，他把本体分论为“本”和“体”,他指出“本”和“体”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周易》当中。“本”是本源，“体”由“本”而发生。“本”作为本源不是静止的，它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力量，并使“本”不断扩大，通过观察“体”可以间接体会“本”.“所以，‘本体’就是从本到体，从体到本的整体，‘本体’就是有本有源，能够涵养万物显示生命力存在，涵括天体具有一种持续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阴阳互补，永不停歇的过程。”②不难看出，成中英所指出的中国的本体与西方的本体在自身特点，在得出方式上都有根本性的差异。
中国的本体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静止的固定物，它是“本”与“体”之间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西方的本体更类似于中国本体中的“本”,但是成中英更强调“体”的重要性。“体”作为“本”的实现目的，是“本”与“体”的载体。西方界定本体时，是完全外在于主体的，造成主客的对立，中国的本体界定，由“本”到“体”,也就是到每个个体，所以它强调人的“感”,由“感”就能知本体。也就是说本体就在每个人身上，观人就能知本体，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也即主客合一。由此，中国哲学本体，便处处从人出发探求本体，因此比西方哲学更关注人的价值。
杨庆中总结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是“出入中西，归本大易”③，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本体诠释学的产生离不开中西哲学对比。在客观方面，不管成中英受到多深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本根性是不能掩盖的。在主观方面，成中英对中学一直有很深的感情，他始终不能忘情于中国哲学，也牢记自己身上重建中国哲学的重任。所以成中英在留美期间一方面汲取西方哲学知识的甘霖，一方面没有放弃对中学的研究，在哈佛期间他还翻译过戴震的《原善》。
哈佛毕业之后他便任教于夏威夷大学，从事于中西哲学的比较工作，在长期的比较工作中，“诠释”这一概念逐渐被发现。比较实际上就是一种“诠释”,因为中西哲学的对比，实际上就是二者不断地相互诠释对方。
综上所述，本体诠释学的产生，是以中国哲学为本源，在此基础上融合了西方哲学资源，在中西哲学不断对比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2、“本体诠释学”的主要内容和体系成中英具有非常宏大的哲学视野，他纵观西方哲学史，发现西方哲学重“方法”而轻“本体”.成中英在一篇访谈中讲到：“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就是对方法的寻求。……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 就要求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因此， 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意识非常强， 每一个哲学家都以方法的鉴定开始其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 也首先表现为方法的突破。”①方法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但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就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重方法轻本体，使西方哲学陷入无限追寻知识体系的怪圈，而遗忘了人的意识和价值，“因而面临着整体意识的本体与意识部分的理性自觉、自我规定的方法如何结合的问题”②。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要求实现本体和方法的统一。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停留在文本诠释，所以诠释是作为一种方法出现的。到施莱尔马赫，他提出“诠释圆环”,诠释学被扩大到用以解释宗教和美感经验。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圆环”指的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相互决定、相互促进的一种无起始点的无限循环。施莱尔马赫进而把这种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扩大到个体和宇宙之间的沟通。个体用自身的经验认识宇宙，得出的认识又返回去验证自我经验，以此形成循环。这里的诠释依然是以方法的姿态出现的。
成中英在“诠释圆环”的基础上提出“本体诠释圆环”.成中英认为，“诠释圆环”具有本体的意义。“我们以自己的主观性、主体性和自我意义的展开来与世界的客观性、客体性和世界意识互相循环、互相影响，以产生更完整的整体结构。这一整体结构就把‘诠释圆环’本体化了。”
因为在诠释中，我们不断根据自身经验赋予被诠释者以新义，以使本体呈现。也就是说诠释作为一种方法，在“本体诠释圆环”中成为一种本体，以此实现了方法和本体的统一。这一启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的《周易》。
成中英进而提出“对本体诠释”（以下简称诠释本体）和“自本体诠释”（以下简称本体诠释）作为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在诠释本体中，本体是被诠释的对象，主客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主体要克服自身的主观任意性去探寻永恒的真理，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是神秘莫测的。诠释本体实代表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本体诠释则是一种东方的思维方式。“自本体的诠释与对本体的诠释两者的差别是， 本体作为主体并不在意与主体相应的对象在形式上如何被主体掌握， 重点在主体如何自我掌握以掌握本体， 掌握主体即掌握本体， 掌握本体即掌握主体。自我掌握后的本体主体已自然能够显示客体的形象， 故如何描写客体并不必要作为问题提出。换言之， 因为本体的主体性的表达即被视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简言之， 本体已实现于主体之中， 故此问题已不重要。”
成中英的这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本体诠释和诠释本体之间的差异。诠释本体是把本体纳于方法之中，本体诠释是把方法纳于本体之中，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主张本体和方法的融合，所以本体诠释和诠释本体构成了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核心体系。成中英认为本体和方法可以相互促进，从方法之中可以获得更好的本体，从本体之中能得出更好的方法，二者可以形成一个“本体诠释圆环”.成中英把本体诠释学的思想用之于美学提出本体美学的观点。
（三）个性气质
本体诠释学是成中英美学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成中英的独特的个性气质却对他的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促成作用。1935 年，成中英出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成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成惕轩，“精读古书治旧学”①，母亲徐文淑，知书达理，是一位新式女性。
在当时的战乱年代，天灾人祸致使他们时常搬迁，因而成中英求学十分不便。虽如此，父母对成中英的读书治学要求高且严谨。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得成中英养成好读书，善读书的习惯。母亲也亲历为师，教授成中英数学方面的知识。
成中英夙慧，稍加指导便如鱼得水。所以，在当时艰苦的求学环境下，成中英依然吸收到比常人更多的知识养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专注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带有儒学大家的气质，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这使得成中英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成中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很大一部分来自父亲的启蒙和教导。在成中英出国留学之际，其父曾专门购置一套五经读本送与儿子，提醒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大任。父亲的影响，不得不说是对成中英的一种砥砺，使成中英在学成西学之后，最终回归中学之本，为发扬中学之精神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努力。
成中英有成为哲学家的先天气质。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产生于惊异”,就像很多哲学家有着比常人更强的好奇心，更容易对天空发生兴趣，所有的这一切也都发生在成中英身上。作为儿童的成中英，他的好奇心很积极地转化成了求知欲。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后来的求学过程中，他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中汲取知识的甘霖以告慰因求知而泛起的对真理的无尽的疑问。成中英的阅读范围之广涵盖古今中外，不同专业。从小就培养的国学功底，加上求学之后见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名着，使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流连忘返。成中英还曾一度展开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成中英对天空的疑问又使他徜徉于天文学的国度不能自拔。高中时候的他又迷恋并精通于数学。所以，成中英曾经在面临选择文学和数学方面矛盾不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成中英并不是一个单纯囿于感性或者理性的人。情感的充沛使他对美产生敏感，理性的充沛又使他能对美产生理性的思考。
广泛的兴趣使得成中英对文学和理学难以取舍，但是他接触哲学之后，毅然选择了这一寻求终极真理的学科。在成中英看来，哲学既包含理性的思考，又包蕴着情感判断，解决了二者不能兼容的矛盾，展现了强大的融合力。总之，哲学为成中英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融合理性与意志的平台。
1952 年成中英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此时成中英才真正步入哲学殿堂，而引导他走向哲学道路的正是他的老师方东美。方东美可以称作哲学大家，他学识渊博，哲学研究领域涵盖中西，晚年专攻中国哲学，手持儒家哲学的利剑，为中国哲学的重建披荆斩棘。成中英从方师那里学到三样东西：一、知识。成中英深深地为老师的学识所感染。二、兴趣。成中英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遇到哲学，并因为方师指引而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三、方法和态度。方东美在哲学上对成中英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某个哲学观点，而在于他对哲学持有的一种宏观的态度。成中英回想方东美对他的教导。他自言方师对他的启蒙有二：一是从方师那里养成了一种整体思考的习惯。二是方东美一直站在生命价值的立场去开创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使得成中英具有了一种“强烈的价值情操”①，使他拥有了一种关注人的生命本身的价值情操。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对哲学的一种大方法和大态度。也正是方东美的课堂教导，使得成中英认为，哲学可以融合文学和理学，只有哲学可以使人做一个完整的人。
以上可以看出，成中英的个性气质决定着他一定会走上哲学这条道路，他既有文学家那种对文艺的鉴赏和创造能力，又具有相当强的理性分析能力，这是他能在美学方面提出重要的理论所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