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关注的主要内容(2)

　　创作是如此，民族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批评不仅是简单地就作品而言，也开始面向社会，运用交叉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文化批评。其中涉及到少数民族自身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主义意识、边缘与中心等问题。文学批评对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理念进行边缘化的处理，展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政治、权力的挑战，并以此作为原料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时，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通过两种路径被生产出来： 一是作为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批评者的生产，这是一种采用了多种意识形态作为原料，经过提炼加工后的民族主体性的再生产，批评指向的意味是比较单纯的，一般都是对本民族作家作品的认同性肯定和文学文本客观意味的深层发掘，通过这样的发掘，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拥有的现代民族想象。二是作为非本民族的“他者”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者的生产，这种生产既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民族主体性的解读，也是通过对这种民族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辨认，指出其中的文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结构。

　　通过对文本的关注和阅读过程，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出现②.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文本中并不鲜见，为什么要特指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呢？ 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不仅具有汉文学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所具有的一切意识形态意味，而且还具有汉文学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所不具有的内容。一般地讲，用汉文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性的考量研究，虽然作为文学都“直面当下共同面对的资本及权力挤压问题”[3],但那些理论和方法不能穷尽个别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诸多意味，无法真正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内在性结构层次，也无法作出完整的科学认知性判断。

　　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关注作为文本的差异性生产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会有与汉文学不同的差异呢？ 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因素。

　　1. 民族文学传统的因素。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的传统不同，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淡化文学的功能，有的强化文学的功能。如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心目中，文学是神圣而伟大的东西，具有永恒的教育功能，所以，文学不能脱离社会和传统文化。在回族文学的表达中，不仅具有与维吾尔人同样的文学理念，而且强调文学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与汉族区别的伊斯兰教特质。在藏族文学的母题中，文学对藏传佛教的敬信必须要被得到表现。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的社会反映论是无法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在反映论决定影响下文本中既具体又细微的变化，这些文本变化中既有对反映论要求的改造变异，又有用民族文学传统来取而代之主流反映论要求的欲望意志。这种文本构成本身就体现了文学作为生产的性质。

　　2. 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位置。主流文化以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兼容着市场经济、大众、消费等文化的要素。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要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个毋庸置疑，长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事实反映了主流文化的无所不在。少数民族区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接受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被强化树立了主流政治的信仰和信念，也建立起具有强大约束性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国家中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和制度的限制和保障下，作为区域的少数民族社会必须在统一的范围内运作。但进入到 90 年代，这个有限的空间被部分突破，少数民族中的部分个人开始冲击来自主流文化的限制，极力要回复到民族自身的利益上，以自身生存利益为基础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他们在边缘区域的日常生活中延续自己的文化形态，并用这种来自民族生存本能的历史传统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进行博弈，在民族的当下性日常生活中寻求民族的历史进程。作家把这些历史的碎片重新组织起来，使它产生更多的另外意义，而这个意义有时可能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3.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体性吁求。这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也是多年来被约束、阻断和遮蔽的民族意识激烈反弹的结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追求在少数民族人群中屡见不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原料来进行民族的想象重建，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体性吁求带来的是对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工生产。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看，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强调和表现是民族文学内在的贯穿性内容，因为这体现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性表征。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所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生产实际上是 20 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性不断孕育生成和持续性生产的结果，而这一切必然要在文学文本中呈现。

　　4. 对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性功能的改变。因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维护性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少数民族人群中有人会认为，这是对多数族的维护，而不是少数民族，所以需要通过少数民族文学文本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维护性功能。这时，个别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通过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自身提出诘难，通过文本的混乱、矛盾、不足、不在场使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审视的对象。在这时，文本没有有机完整统一的中心结构要素，其结构是意识形态含义不断冲突、歧异丛生的离心结，通过这种结构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意味。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里国家的规约与控制无所不在，这就使得日常生活成为政治化的生活。当日常生活政治化后，对于社会文化中不同层次的文化创造性力量来说，就必然会运用多种方式来消解政治权力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对大众而言，就要运用多种日常生活中的玩笑、隐喻、双关等话语方式来消解政治的各种规约、权威。文学话语深受社会语境和权力的影响，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同样可以看到其在历史的过程中是如何受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规约和型塑。随着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强，国家不仅力图在行为上控制，而且还深入至意识形态领域，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使他们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权力的痕迹。但是，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加强，面对这种日常生活政治化，有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会采用一种曲折的话语方式来解构、抵抗隐藏于公众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即政治生活化。文本话语的“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 建构） 出来的。……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4]

　　在当代少数民族个别作家的文本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政治化的表达。虽然，这样的表达不一定都是作者能够自觉意识到的，但在文本中确实表达了部分少数民族人群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显然，这种表达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反映了国家与少数民族中部分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然而，对于通过国家正式出版渠道出版或者刊发的此类文学文本，有时候会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同时，用政治生活化的手段在文学文本中进行叙事或抒写还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积累体认，并且要具备相当的修辞技巧，这是一个来自客观和主观的多重限制。当正常的表现渠道受限时，口头民间文学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些当代口头民间文学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在内容上赋予了特定的时代意义，在形式上丰富多彩，挪揄反讽、逗笑刺激，具有本民族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幽默形式。笑话作为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主要是在特定的轻松环境中被叙述的。这里娱乐是目的，但在娱乐中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看法和理解，也具有价值取向的功能，对大众的社会认识理念产生一定的导向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口头文学通过广泛的传播方式会对接受者产生一种概念性的判断，并形成一种定势思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他者民族进行自主性的区隔。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通过生产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内在意味，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要加以关注的。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曾经统一化的颂歌和今天不同民族身份主体可能有的梦想，需要用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去看待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批评过程？ 是坚持传统的文学反映理论，还是采用文学生产理论，或者在这二者间兼顾之①? 在笔者看来，这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范式理念转变的一个基础性要求，不可不认真面对。

　　文学活动具有建构和生产的双重性，文学活动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不管是从 20 世纪初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启蒙开始，还是 50 年代后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因为谁也无法否认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且不说在文学作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时期。从革命、解放到当家做主，从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阶级路线斗争，从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从全球化到消费主义、社会福利、生态主义等等，明确的现代性主题以及或隐或现的后现代理念都贯穿在历史景观的生动呈现之中。而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题介入和意识形态意味生产的内在坐标。在这时，“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决定了知识的形成及其可能的领域。”[5]因此，强调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和视野，尤其是注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生产，探究这种生产构成和运作流程的内在文化逻辑及文化转向，对于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念调适和操作实践来说十分迫切。
　　
　　参考文献：

　　[1] 铁依甫江·艾力耶夫。 战书---为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胜利而作[J]. 天山，1958 （ 6） .
　　[2] 欧阳可惺，等。 民族叙述： 文化认同、记忆[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8.
　　[3] 刘大先。 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立场和理论命题的生产[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 1） .
　　[4]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5 -6.
　　[5]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