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农问题演变历程与解决路径(2)

　　（二） “农业边缘化”问题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下降， 引起了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农业“边缘化”的疑虑。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 1978年为27.7%, 2009年降为9.8%, 首次低于10%这一发达国家经验中标志着农业现代化加速的转折点。近年来， 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维持在4%左右， 明显落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 2015年， 农业增加值仅占GDP的8.9%, 比2014年进一步降低了0.2个百分点。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不可避免。这些国家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目前大多维持在1%左右， 如2011年日本农业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 大宗农产品主要出口国之一美国的农业产值也仅占GDP的1%.由此观之，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除此之外， 学界认为“农业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农民兼业化和农村土地“抛荒”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统计数据， 中国劳动力农业就业人口数从2000年的36043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1919万人， 平均每年减少约940万人。2016年， 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 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选择外出务工， 农民兼业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而言， 农业生产收入相对较低， 导致不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粗放经营甚至直接“抛荒”土地。
　　
　　（三） “农民老龄化”问题
　　
　　2015年，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0.5%, 远远超过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标准。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 不仅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加突出， 更衍生出部分农村地区以老人为主要农业劳动力的“老人农业”现象。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6） 》中相关数据推算， 2015年， 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1.52%, 城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8.88%, 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8.91%.城镇化发展不仅让“农民老龄化”问题迅速凸显， 也使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也让老年农民成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现阶段农村地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非常薄弱， 根本无法满足养老服务社会化的需要， 而基层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困难， 难以大规模投入资金于公共服务型养老事业。虽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贡献了劳力、技术和税收， 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最终并未被城市接纳为市民， 年迈病弱后被迫回到家乡， 事实上成为农村社会和政府的“负担”, 需要农村社会和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 使农村社会保障不堪重负。
　　
　　随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 人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不过， 不同的学者对于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以及解决办法存在不同的认识， 在政策主张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三、没落：“新三农”问题的悲观预期
　　
　　鉴于当前“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日益突出， 不少人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的未来发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甚至对农村的未来作出悲观的判断。例如， 贺雪峰 （2015） 就认为， 当前中国农村“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 对以上问题的解决“短期不抱太大希望”.李昌平 （2014） 也认为， “中国有10%的村庄最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60%的村庄会逐渐凋敝， 最终只剩下30%的中心村。”有些人甚至认为，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未来农村将消逝， 农业将衰落， 农民将消失。
　　
　　（一） 农村将消逝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迁入城镇， 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深刻的转变， “乡土中国”也将过渡到“城镇中国”, “农业文明”最终将被“城市文明”所取代。一些人简单地将这一过程视为农村和农民消逝的过程。李培林 （2010） 指出， 仅2001年一年， 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 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 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黄林楠、陈曦 （2016） 指出， 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的不断扩张、农村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农民的不断流出最终将会导致农村消失。易艳刚 （2011） 同样指出，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消失危机”值得警惕。“乡愁”博士王磊光 （2017） 对农村经济衰败、田地荒芜和住房残存等问题痛心疾首， 对未来农村发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冯骥才 （2013） 指出， 从2000年至2010年， 中国自然村总数锐减271万个， 他对农村文化的衰落发出刻骨铭心的“文化悲叹”.很多类似这样的呼吁和报道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告别乡村”的悲观氛围，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并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影响。一些人将农村衰败归因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认为农村的“消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可避免的产物， 无可奈何也无法回避；部分学者 （比如周加来， 2001;王圣学， 1996） 甚至对城镇化发展持否定态度， 认为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城镇兴起和乡村没落， 不可能呈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局面。
　　
　　（二） 农业将衰落
　　
　　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迁移，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将持续减少， 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将成为必然， 农业发展将陷入“危险”境地， 农业的衰落也不可避免。徐成波等 （2012） 指出， 农村劳动力快速向城市部门转移后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短缺， 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不足， 农业广种薄收或土地撂荒等问题， 直接损害农业发展。王文龙 （2016） 则指出，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 “老人农业”正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现实。颜成明 （2012） 指出， 现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因旧有生产条件的丧失而将难以为继， 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则因改善条件的“高门槛”而难以企及， 最后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全面衰落。他认为，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因环境污染、地表塌陷或河泽枯竭而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正是农业衰落的表现。周作翰、张英洪 （2007） 则指出， 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资源被严重破坏， 农用化学物大量使用损害农民健康， 工业“三废”排放和乡镇工业污染破坏农业生产环境等问题突出。如果任由这些趋势发展， 则农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罗天昊 （2014） 和李迅雷 （2013） 认为， 近年来主要农产品成本高企且缺乏市场竞争力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农业全面衰落的前兆， 会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呈现出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趋势。
　　
　　（三） 农民将消失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农业因生产效率低而无法获得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放弃农业而前往具有较高收益回报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就业。原晨珈 （2015） 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农民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碾压下注定要走向消亡， 农民的存在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唐克军 （2004） 指出， 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农民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农民”.这些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不但无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而且其本身也面临发展可持续性的困境。师昌绪等15位院士2012年“两会”期间联名向中央决策层上书， 表达对未来农村无人务农局面的担忧， 认为如果任由目前的趋势发展， 将来年轻一代既无从事农业生产的愿望也无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相关技能， 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困境。一位网络作者在《消失的农民》一文中写道：“当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一点一点凋亡殆尽之后， 中国的农民就彻底消失了。”当前许多媒体关于“末代农民”的说法正是对“农业生产将后继无人”悲观论断的反映。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许多青壮年农民工也持有类似看法， 认为自己既不会种地更不愿务农， 未来肯定不会回去务农。因此， 许多人认为， 未来中国农民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 贺雪峰和温铁军等学者认为农村的衰败和“新三农”问题的出现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发展的结果， 主张审慎对待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贺雪峰 （2012） 认为“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弊病丛生”, “政府不应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强调现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为大量有进城失败担扰的农民提供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保障， 为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高度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更是未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制度保障。温铁军、杨帅 （2016） 则强调在中国现行条件下应“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建设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 “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